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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程
与马忠结识缘于对诗歌共同的挚爱。2002年春，我想约几个诗友合力办一份民刊《行吟诗人》，我那时刚写诗不久，诗友不多，但同在打工刊物上发作品而“碰头”的还是不少，我对自己比较看好的几个人发出了“英雄帖”，马忠即是其中之一，也是很快有回音的几个之一。不久，刊物出来了，他从广州过东莞常平我打工的厂找我拿刊物，在厂外的小餐馆，我们一边看着诗报，一边围绕诗歌和生活聊了起来。
在我的结交中，马忠属于那种第一次见面就没有陌生感和城府类型的，纯朴、直率、诚恳而自尊。他来自四川大巴山区，这个大巴山之子也正以自己的性情和人格诠释那一方水土的气韵和风骨。
马忠属于众多漂泊南方的写作者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可谓庞大而复杂。说实话，从当初爱上诗歌而持续地写到今天，当冷静地来审视这个打工群体的写作时，我发现，这个群类的写作有可贵之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颇多的，对许多大同小异的平庸的文本及一些浮躁的现象我感到倦意和警觉。但在我看来，马忠的写作与其他许多写作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从我的了解看，他也经历过许多坎坷，但他的心胸仍是敞亮的，达观的，知道怎么理性地去面对一切，这种人生态度也寄予在他的作品之中。他也写身边的现实，比如打工的艰辛，但不悲观，不绝望，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隐忍、坚强和普世的悲悯；他也抒情，但不煽情，有节制，适可而止；也愤怒，但写入诗行，不心浮气躁，而是成了隐入文字后面的锋芒；对一些炒作的花把式，他也不跟风，只是默默地写着自己的。可见，他对写作是保持着清醒的，对于一个写作者，这太重要了。
置身于火热的打工现实，一份缺乏权益保障的工作是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个中滋味是没有打工经历的人难以想象的。“宿舍与车间/隔着一个恍惚的梦//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工厂大门口/长长的队伍后面/排着长长的呵欠/‘快点，快点！’/保安催命式的/‘咔嚓’一声/一阵疼痛/穿过麻木的神经”（《打卡》）；“我们走进车间/像鞋子走进包装/几条厂规/就将活泼的青春束牢/只有汗水/不断地溅起浪花//班长用夹生的普通话/带领一群方言/每天上下班集队/我们站得端端正正/听懂没听懂/都一个劲地点头”（《上班》）；“炒鱿鱼已没有什么兴趣/订单使老板的胃口大开/加班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车间像一口大锅/风扇日光灯和主管的叫骂/煮得我们焦头烂额/老板却在酒楼里/满脸堆笑 频频举杯/对着客人信誓旦旦/‘如期交货不成问题！’//问题是午夜的炒粉/已勾不起我们丝毫食欲/还要跟着主管高喊——/发扬团队精神/为订单而战”（《加班》）；“辞工书/像秋天的树叶/攒足了希望/老板的脸一沉/就开始落了/手在机器旁/结满汗水//心尖上传来/关于故乡隐痛的消息//归期呵/这365个日子折成的风筝/被流水线攥着/在高高的梦中/飘呀，飘”（《年关》）……这些对众多打工者来说再熟悉不过的鲜活场景，已如一枚钉子嵌入他们一生也不会抹没的记忆。
打工生活要面对的不仅是工作，还有一些复杂的东西。暂住证，就是众多打工者的一个拂不去的梦魇。“在南方/工作是饭/暂住证是胆/总以为交了钱/就不再担惊受怕/哪想夜半三更/查房的治安又来敲门//唉，暂住的感觉/就像在别人屋檐下/怎么着/也睡不安稳”（《暂住》），这种担惊受怕的经历，也已如一枚烙印锲在打工者们的心灵，但你担惊受怕也好，不满也好，愤怒也好，都是无用的，因为你处于太弱小的位置。有写作之长的可以用文字一浇胸中块垒，而更多的人连喊都喊不出来，这是怎样的罪愆和悲哀。
故乡，有我们的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游子永远也割不断的情结。“母亲是口井/不深不浅/刚好盛下乡村四季//井边古老的歌谣/已随风远去/清澈的呼唤/仍在暮色中摇荡……//夜夜沉醉井底/不是儿时的月亮/是游子的一颗心”（《母亲》）；“故乡的脸/是霜打的晚秋/深沉如磐石/思念似夕阳/沉沉地跌落在/村前那条小河”（《乡情》）。常常是这样，如果在外有幸天遂人愿，心里的欣慰便会多一些，对故乡的思念会淡一点，反之，便很容易想起故乡和往事，这种天遥地远的思念，是浓烈的，抑制不住的。故乡和往事不一定都等于幸福甜蜜，但作为母性、家园的温馨和归宿感是其他物事都无法取代的，永远是淡淡烟霭中适于我们疲惫心灵安放的所在。
一头是乡村，一头是城市，是无数漂泊者用身影和情感将两者串在一起。“一块乡土停住了/向着梦想奔跑的乡土/在艰难的旅程加剧了疼痛/眩晕着泥泞的颜色/他们共同的身影/写在不同的车票上/扬起炊烟的家/隐在看不见的远方/思念变成了扔不掉的行囊//铺天盖地的洪水漫溢/无言的乡土沉重的乡土/在陡坡上支撑着自己/克服饥饿的袭击/还要继续奔跑或飞行/在梦想溃散的边缘/在冰凉的水泥路上/紧握内心微弱的希望/扎根情感连结苦难的城市”……这是马忠被多家刊物选载过的《奔跑的乡土》，诗中由乡入城的“乡土”，正好是漂泊者的写照，梦想、追求、现实，交织在一起；顽强、沉重、悲壮，纠缠成一块。再看，“南方以南 游子/抛弃白天的劳顿/于都市的夜晚/沿流淌的笛声/摸回久违的家园”（《南方吹笛》）；“……一只断线的风筝/一头系在故乡/一头随风飘零/难圆的梦/总在居高不下的时候”（《想家》）。是的，我们已经很难回得去，也很难扎得下来，只能在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林立的南方，内心里吹着一支忧伤的竹笛，如一只断线而身处“居高不下”两难处境的风筝，单薄的身影飘荡出一个时代特有的剪影，书写下一个时代特有的生命史和精神史。
马忠不仅写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他还有一颗善良和道义的诗心，他热切关注着身边来自五湖四海身处底层的打工一族的命运。《打工妹》《车工》《扫大街的人》《建筑工》《修伞匠》《搬运工》《街头走鬼》《坐针车的小妹》《夜色里的女人》《一个女孩跳楼了》等等，就是他为他们写下的诗篇，通过这些诗篇，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看到一个时代底层的生存状态。
读着这些极具现场感和生命感的诗，你的心里会觉得疼痛和酸楚，还有感动和温暖，因为它们是带着一个朴实打工者及众多朴实打工者真实体温的，你仿佛并不是在读一些诗句，而是在注视近在眼前的一群沉重的命运。这些诗，马忠写得干净利落，如短兵相接，击中你的阅读神经，使你陷入久久的思考，对生活、人生、人性、社会、时代……这样的诗歌，显然比那些以“诗歌已丧失标准”为借口出笼的装神弄鬼、自以为是的分行文字要有价值。在诗歌尺度模糊而各自称王的当下，一些仍对诗歌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抛开一些唬人而虚假的论调，遵从自己的心灵，挑选自己的诗歌。
总之，马忠的诗留给我的印象，就像漂泊路上，一杯醇醇的酒，一杯用大巴山的五谷和泉水酿造而成的酒，明朗、淳正而温暖，品咂之后，又余味长长，可以抚慰一个漂泊者一路的伤痕和乡愁。而马忠，就是那位纯朴的酿酒人。
这两年来，马忠的诗写得少了，把精力主要用于了写评论，并提倡中国原创性批评。对他的选择，我是支持的，因为这正是中国当下所欠缺的。没想到他还真有这方面的才情，不短的时间里，即写了大量批评文章，其中不乏有见地的优秀之作，发表后颇受关注。在资本和权势联姻为特征的霸权话语下的时代语境里，打工群体的写作可谓如火如荼。这里且不说其自身的意义和存在问题，单说外界对其看法，贬斥者也好，鼓吹者也好，大多不无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多半拥有话语权，实际上他们的话语却往往是因与社会生活及写作对象隔膜而“不及物”的。而马忠是亲历者，在场者，他可以看得更清楚，在他的相关文章里，他表达了对这些问题他自己的看法，显出了他的独立意识，这是可贵的。
漫卷而下的打工潮早已将我们推至时代的最前沿。“君问归期未有期”，我们还将漂泊下去。于生活，我们是默默的赶路人；于写作，我们也是默默的赶路人。祝愿马忠，在自己认准的路上走下去，摘取更多梦中的果实……
（作者系青年诗人、作家，《行吟诗人》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