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也是我们熟悉的开场白。那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就是真实本身吗？
大部分时候看电影，观众都是通过别人的故事来看自己的生活，那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是否就有天然的优势，能让观众得到更多的共鸣呢？
去年的奥斯卡遗珠《萨利机长》就来源于真实事件，但如果你把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当真而去问萨利机长本人的话，他一定会笑着告诉你，电影还是电影。
萨利机长本人
汤姆·汉克斯饰演的萨利机长
通常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除了明星传记类的，我们都会发现演员会比原型更美或更帅气，《萨利机长》却反其道而行之。
当你对比汤姆·汉克斯和萨利原型的时候，你便会发现，汤姆·汉克斯无论在演法和化妆上都比萨利本人显得老一些，甚至你会觉得萨利本身的气场、口才、外貌似乎比汤姆·汉克斯更适合演“自己”，这便使得电影变得有趣了，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萨利机长》的电影版是以萨利的幻想开场的，他在酒店的玻璃窗中看到飞机撞向纽约市中心的画面，这场戏份的安排很刻意，其语义表达十分清晰：一来加强开场的戏剧性效果和视觉冲击力，二来表现萨利作为幸存者和负责人依然被事故所纠缠，拥有事故后的“创伤后遗症”。现实中的萨利并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而最大的出入其实来自于故事主线，即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并没有如电影中那样咄咄逼人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萨利的确是英雄，但并没有在听证会上产生最后“格里菲斯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翻盘效果。那么电影是在“扭曲”事实吗？
《宿敌》剧照，凯瑟琳·泽塔·琼斯饰演的奥利维亚，和苏珊·萨兰登饰演的贝蒂·戴维斯
今年有一部很火的美剧《宿敌》（Feud: Bette and Joan）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这部讲述了好莱坞两大巨星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馥纠葛了近半个世纪交恶故事的美剧，最近被奥利维亚·德哈维兰告上了法庭。
在剧中奥利维亚由凯瑟琳·泽塔·琼斯饰演，其中采用了伪纪录片的形式由她的口述来串联故事。奥利维亚起诉电视剧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象与她本人“对流言蜚语避之不及”的典雅形象大相径庭，损害了她的名誉。
其实《宿敌》中的女明星形象并不单薄，凯瑟琳饰演的奥利维亚的形象也十分典雅，即使在说八卦和骂人的时候，增添的反倒是人物的真实感，让她们更像是人而不是明星。
所以，当被改编人物还活着时，对人物细节、性格、行为、口吻、形象的戏剧描述，其中的尺度该遵循怎样的标准？
《王冠》海报
去年Netflix推出的口碑巨作《王冠》（The Crown）把镜头对准了如今还活跃在政治娱乐版头条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从菲利普亲王放弃继承权开始，把女王和菲利普亲王、首相丘吉尔、叔叔爱德华八世、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等等之间的“秘事”一一披露。
这其中的人物每一个都已经暴露在聚光灯下很久，无论是官报还是小报都已经把他们的故事写得烂熟，在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王室的情况下，这部剧在选角、镜头、剪辑等各方面出色地把人物形象和情感从细节之中强化和凸显了出来，甚至比真实更真实。
《王冠》剧照
比如在乔治六世去世、女王继位的戏中，穿着黑纱的老年玛丽王后见到孙女的第一反应是行大礼，当时她已经是84岁高龄，颤抖着屈膝向王位致敬，既符合剧中和现实中玛丽王后的人物个性，又予以伊丽莎白二世角色潜在的心理冲突线交代了人物身份的变化，同时点出了剧集真正的主角其实是象征意义的王冠。
同样的，当玛格丽特公主要和往常一样跟在女王后面走下楼的时候，被母亲叫住“等等”，而让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先行。在面对第一次的登基电视直播，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德华八世在庄园门口吹着苏格兰风笛，眼角泛着泪光，仿佛眺望着曾经唾手可得的王位。
这些充满真实感的细节铺排，因为剧中角色身份的关系，我们很难去考证到是否百分百的真实，但却实实在在让剧中的人物立体和丰满了起来，而不仅仅是头条照片里微笑挥手的王室吉祥物。
不过，同样的角色即使是一样的细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感觉，对比一下《王冠》和《国王的演讲》中乔治六世讲黄段子、吸烟、演讲、口吃的模样，就能体会到，同样是真实，演员所带来的不同感觉，电影是从抽象到具象的正是这个意思。
我们都明白细节所带来的震撼和力量，但是不是填满细节就一定会有真实的效果呢？也未必。
《雄狮》剧照
《雄狮》（Lion）作为一部由真实的寻亲故事“漫漫回家路”改编的电影，不乏从单场戏来说十分出色的细节。
例如小时候和哥哥一起用偷煤换来的钱一起吃了最后一次最爱的点心Jalebi，Jalebi成了长大后唤起男主角萨罗记忆和情感的关键。
这样以“物品”推动人物和剧情的方式很常见，因为现实中我们就是如此“睹物思人”的。
但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前半部分的铺垫过于冗长，后半部分人物关系又过于松散导致缺乏整体的力度，让除了男主以外的角色都成了陪衬从而失去了真实感，因为他们和男主之间的关系呈现是零碎的没有前后衔接的，于是男主的爱情线降临得太快，分手线却又交代得不足，使得鲁妮·玛拉的角色发挥余地颇小，每次出场和表演都仿佛是按照节目流程在走位。
而这单纯靠演员的表演去弥补显然是不够的，这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难点，因为在对现实的叙述中没有长度的限制，而影视剧却有，舍弃和留下之中可见导演和编剧的实力。
好在最后两组时间线的交叉剪辑和真实寻亲的影像提亮了整部电影，奥斯卡没给这部电影发奖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但即使为电影选择对了细节和主线，真实本身依然会成为争议，从生活到文学一重加工，从文学到电影又是一重加工，正如从生牛奶到奶酪制品，它们呈现出来绝非一样，也叫人各有所好，但奶酪不是生牛奶这点我们都无法否认。
马丁·斯科塞斯
马丁·斯科塞斯遭遇票房滑铁卢的《沉默》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作为奥斯卡级别的导演，马丁对于电影、对于历史、对于人性、对于生活思索的透彻度，自然已经毫无疑问地高过很多人，但在改编与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远藤周作的作品时，依然被《泰晤士文学增刊》评价为“《沉默》的这次改编，不论多么‘虔诚’，都只算得上是一次歪曲（distortion），是对原著中各种元素的夸大”。
《沉默》对于信仰并不是一部给出答案的电影，而是提出疑问的电影，电影中所讲述的德川幕府时期对天主教的封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不过和电影中一名神父看着另一名神父为救信徒而被溺死的情节不同，现实中两名神父都在重压之下放弃了信仰。这样的“歪曲”或许正是被抨击的那种“夸大”，但对于从未了解过这段历史的观众而言，这样的安排却多了对比和疑问，比起两人都改教而言，这样的一组对比确实更具思考性，这仿佛是一种观众心中的假设成为了现实。
《血战钢锯岭》剧照
有趣的是，《沉默》的主演安德鲁·加菲去年另一部冲奥作品《血战钢锯岭》同样也是一部和信仰有关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
比起《沉默》，从演员走向导演之路的梅尔·吉布森倒是更像是一个电影传教士，从《勇敢的心》开始就是如此。《血战钢锯岭》中的很多场戏你能看到《全金属外壳》《启示录》等众多美国战争片的影子，主角戴斯蒙德的确是二战冲绳战役的英雄，因为信仰而在战场上不开一枪，最后徒手救下75名战友，这样充满“神迹”感的故事的确也无法和信仰脱离干系。
梅尔·吉布森对于战场戏份的拍摄的确无懈可击，但在戴斯蒙德军营中受到的暴打部分却是“杜撰”的，其不开一枪的起因和父亲的冲突部分也是从传统的美国大片中“偷取”了基本元素，和葛洛佛上尉之间由误解到莫逆也是标准的美国式兄弟情，甚至于爱情线部分也做了偶像故事般的强化。
这就是梅尔·吉布森的聪明之处，让电影的主线最终回归到了美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美国梦上。而由于真实事情本身就强烈地具有美国梦的色彩，战争永远不是一个人的战争，而英雄身上也有许多英雄的影子，从而在这些程式化的细节加上去之后，观众也不会觉得突兀。
这就仿佛是我们小时候学习《阿Q正传》时说到的那个——典型性。典型性和刻板形象之间的界限其实很难掌握，“借用”是一个常用的手法。
同样是说天才和时代冲突的《模仿游戏》和《隐藏人物》就很不错地找到了此中的平衡点。
本尼迪克特·康博巴奇和图灵在外形上其实相去甚远，这样的情况在《隐藏人物》中也遇到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在于，电影往往还需要借助明星的力量，这两部电影就是如此，当故事成功立起来了之后，观众其实并不会介意形象上的错位，而会更多的把演员的魅力同时延续到了对于真实人物魅力的认可上。
卷福饰演的图灵和图灵本人
《模仿游戏》作为当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花在梳理文学原著时间上的付出可见一斑，和原著大段的计算机原理讲述和部分时间上难免的流水账般叙述方式不同，电影用图灵的旁白诉说着“人、机器”的质疑，也就是日后著名的“图灵测试”开场，以警察怀疑图灵是间谍为辅线，把图灵参与二战解密英格玛，得以让二战提前结束为主线，以交叉剪辑的方式使两条线紧密结合，同时引向图灵同性恋身份带来的悲剧高潮。
其中最叫人唏嘘的那段和克里斯托弗的友谊在电影中被“神话”，现实中图灵并不是为了纪念“初恋”克里斯托弗而以此命名自己最重要的原型机，他和琼之间超越性别的友情也并未发生，第一次破译密码后面对的电车难题也没有如此这般充满戏剧性。
《隐藏人物》剧照
《隐藏人物》中成为人物戏剧爆发点的穿越半个NASA去上洗手间的故事也并未发生，吉姆·帕森斯饰演的种族主义科学家也并不存在，包括克尔斯滕·邓斯特饰演的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在种族歧视的女主管也不存在。
但正在于这样的人、事、抉择或行为在那个年代和那样的环境情形下，在其他人身上确实发生，所以观众很容易就被说服。
因为当观众坐进电影院时，其实已经是选择了“逃避现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美丽心灵》最后那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们纷纷给约翰·纳什献上钢笔的戏尽管纯属杜撰，但依然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场景。
《美丽心灵》
比起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真人真事改编的“麻烦”似乎更多，正如故事夸张了俗称“狗血”，而真人真事改编夸张了则就要成为“歪曲”。
既然如此，为什么近两年真人真事改编似乎越来越受到青睐？
一来或许是虚构故事的模式可能正在遭遇一个瓶颈期，这样的瓶颈期不仅是因为创作者已经全面进入了“二手作者”时代，比如我们没有经历和参与过战争，我们对于战争的全部理解只能来自于文学影视作品；经济原因也是限制创作的一个推手，在利益驱动下投资方越来越保守，所以才涌现一大批漫改、游戏改、三部曲、重启版和续集。
二来全世界范围的身份焦虑让我们不断地在反英雄、回溯传统和找寻自我。真人真事改编具有天然“心灵鸡汤”的属性，这或许也是近几年真人真事改编似乎更倾向于畅销文学和近现代人物的原因之一。
于是，“真人真事改编”这几个词此时便越发具有魔力，而虚实之间张弛的空间，便是我们审视自己的那个“镜像小孔”。
大部分时候看电影，观众都是通过别人的故事来看自己的生活，那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是否就有天然的优势，能让观众得到更多的共鸣呢？
去年的奥斯卡遗珠《萨利机长》就来源于真实事件，但如果你把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当真而去问萨利机长本人的话，他一定会笑着告诉你，电影还是电影。
通常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除了明星传记类的，我们都会发现演员会比原型更美或更帅气，《萨利机长》却反其道而行之。
当你对比汤姆·汉克斯和萨利原型的时候，你便会发现，汤姆·汉克斯无论在演法和化妆上都比萨利本人显得老一些，甚至你会觉得萨利本身的气场、口才、外貌似乎比汤姆·汉克斯更适合演“自己”，这便使得电影变得有趣了，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萨利机长》的电影版是以萨利的幻想开场的，他在酒店的玻璃窗中看到飞机撞向纽约市中心的画面，这场戏份的安排很刻意，其语义表达十分清晰：一来加强开场的戏剧性效果和视觉冲击力，二来表现萨利作为幸存者和负责人依然被事故所纠缠，拥有事故后的“创伤后遗症”。现实中的萨利并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而最大的出入其实来自于故事主线，即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并没有如电影中那样咄咄逼人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萨利的确是英雄，但并没有在听证会上产生最后“格里菲斯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翻盘效果。那么电影是在“扭曲”事实吗？
今年有一部很火的美剧《宿敌》（Feud: Bette and Joan）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这部讲述了好莱坞两大巨星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馥纠葛了近半个世纪交恶故事的美剧，最近被奥利维亚·德哈维兰告上了法庭。
在剧中奥利维亚由凯瑟琳·泽塔·琼斯饰演，其中采用了伪纪录片的形式由她的口述来串联故事。奥利维亚起诉电视剧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象与她本人“对流言蜚语避之不及”的典雅形象大相径庭，损害了她的名誉。
其实《宿敌》中的女明星形象并不单薄，凯瑟琳饰演的奥利维亚的形象也十分典雅，即使在说八卦和骂人的时候，增添的反倒是人物的真实感，让她们更像是人而不是明星。
所以，当被改编人物还活着时，对人物细节、性格、行为、口吻、形象的戏剧描述，其中的尺度该遵循怎样的标准？
去年Netflix推出的口碑巨作《王冠》（The Crown）把镜头对准了如今还活跃在政治娱乐版头条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从菲利普亲王放弃继承权开始，把女王和菲利普亲王、首相丘吉尔、叔叔爱德华八世、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等等之间的“秘事”一一披露。
这其中的人物每一个都已经暴露在聚光灯下很久，无论是官报还是小报都已经把他们的故事写得烂熟，在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王室的情况下，这部剧在选角、镜头、剪辑等各方面出色地把人物形象和情感从细节之中强化和凸显了出来，甚至比真实更真实。
比如在乔治六世去世、女王继位的戏中，穿着黑纱的老年玛丽王后见到孙女的第一反应是行大礼，当时她已经是84岁高龄，颤抖着屈膝向王位致敬，既符合剧中和现实中玛丽王后的人物个性，又予以伊丽莎白二世角色潜在的心理冲突线交代了人物身份的变化，同时点出了剧集真正的主角其实是象征意义的王冠。
同样的，当玛格丽特公主要和往常一样跟在女王后面走下楼的时候，被母亲叫住“等等”，而让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先行。在面对第一次的登基电视直播，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德华八世在庄园门口吹着苏格兰风笛，眼角泛着泪光，仿佛眺望着曾经唾手可得的王位。
这些充满真实感的细节铺排，因为剧中角色身份的关系，我们很难去考证到是否百分百的真实，但却实实在在让剧中的人物立体和丰满了起来，而不仅仅是头条照片里微笑挥手的王室吉祥物。
不过，同样的角色即使是一样的细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感觉，对比一下《王冠》和《国王的演讲》中乔治六世讲黄段子、吸烟、演讲、口吃的模样，就能体会到，同样是真实，演员所带来的不同感觉，电影是从抽象到具象的正是这个意思。
我们都明白细节所带来的震撼和力量，但是不是填满细节就一定会有真实的效果呢？也未必。
《雄狮》（Lion）作为一部由真实的寻亲故事“漫漫回家路”改编的电影，不乏从单场戏来说十分出色的细节。
例如小时候和哥哥一起用偷煤换来的钱一起吃了最后一次最爱的点心Jalebi，Jalebi成了长大后唤起男主角萨罗记忆和情感的关键。
这样以“物品”推动人物和剧情的方式很常见，因为现实中我们就是如此“睹物思人”的。
但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前半部分的铺垫过于冗长，后半部分人物关系又过于松散导致缺乏整体的力度，让除了男主以外的角色都成了陪衬从而失去了真实感，因为他们和男主之间的关系呈现是零碎的没有前后衔接的，于是男主的爱情线降临得太快，分手线却又交代得不足，使得鲁妮·玛拉的角色发挥余地颇小，每次出场和表演都仿佛是按照节目流程在走位。
而这单纯靠演员的表演去弥补显然是不够的，这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难点，因为在对现实的叙述中没有长度的限制，而影视剧却有，舍弃和留下之中可见导演和编剧的实力。
好在最后两组时间线的交叉剪辑和真实寻亲的影像提亮了整部电影，奥斯卡没给这部电影发奖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但即使为电影选择对了细节和主线，真实本身依然会成为争议，从生活到文学一重加工，从文学到电影又是一重加工，正如从生牛奶到奶酪制品，它们呈现出来绝非一样，也叫人各有所好，但奶酪不是生牛奶这点我们都无法否认。
马丁·斯科塞斯遭遇票房滑铁卢的《沉默》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作为奥斯卡级别的导演，马丁对于电影、对于历史、对于人性、对于生活思索的透彻度，自然已经毫无疑问地高过很多人，但在改编与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远藤周作的作品时，依然被《泰晤士文学增刊》评价为“《沉默》的这次改编，不论多么‘虔诚’，都只算得上是一次歪曲（distortion），是对原著中各种元素的夸大”。
《沉默》对于信仰并不是一部给出答案的电影，而是提出疑问的电影，电影中所讲述的德川幕府时期对天主教的封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不过和电影中一名神父看着另一名神父为救信徒而被溺死的情节不同，现实中两名神父都在重压之下放弃了信仰。这样的“歪曲”或许正是被抨击的那种“夸大”，但对于从未了解过这段历史的观众而言，这样的安排却多了对比和疑问，比起两人都改教而言，这样的一组对比确实更具思考性，这仿佛是一种观众心中的假设成为了现实。
有趣的是，《沉默》的主演安德鲁·加菲去年另一部冲奥作品《血战钢锯岭》同样也是一部和信仰有关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
比起《沉默》，从演员走向导演之路的梅尔·吉布森倒是更像是一个电影传教士，从《勇敢的心》开始就是如此。《血战钢锯岭》中的很多场戏你能看到《全金属外壳》《启示录》等众多美国战争片的影子，主角戴斯蒙德的确是二战冲绳战役的英雄，因为信仰而在战场上不开一枪，最后徒手救下75名战友，这样充满“神迹”感的故事的确也无法和信仰脱离干系。
梅尔·吉布森对于战场戏份的拍摄的确无懈可击，但在戴斯蒙德军营中受到的暴打部分却是“杜撰”的，其不开一枪的起因和父亲的冲突部分也是从传统的美国大片中“偷取”了基本元素，和葛洛佛上尉之间由误解到莫逆也是标准的美国式兄弟情，甚至于爱情线部分也做了偶像故事般的强化。
这就是梅尔·吉布森的聪明之处，让电影的主线最终回归到了美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美国梦上。而由于真实事情本身就强烈地具有美国梦的色彩，战争永远不是一个人的战争，而英雄身上也有许多英雄的影子，从而在这些程式化的细节加上去之后，观众也不会觉得突兀。
这就仿佛是我们小时候学习《阿Q正传》时说到的那个——典型性。典型性和刻板形象之间的界限其实很难掌握，“借用”是一个常用的手法。
同样是说天才和时代冲突的《模仿游戏》和《隐藏人物》就很不错地找到了此中的平衡点。
本尼迪克特·康博巴奇和图灵在外形上其实相去甚远，这样的情况在《隐藏人物》中也遇到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在于，电影往往还需要借助明星的力量，这两部电影就是如此，当故事成功立起来了之后，观众其实并不会介意形象上的错位，而会更多的把演员的魅力同时延续到了对于真实人物魅力的认可上。
《模仿游戏》作为当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花在梳理文学原著时间上的付出可见一斑，和原著大段的计算机原理讲述和部分时间上难免的流水账般叙述方式不同，电影用图灵的旁白诉说着“人、机器”的质疑，也就是日后著名的“图灵测试”开场，以警察怀疑图灵是间谍为辅线，把图灵参与二战解密英格玛，得以让二战提前结束为主线，以交叉剪辑的方式使两条线紧密结合，同时引向图灵同性恋身份带来的悲剧高潮。
其中最叫人唏嘘的那段和克里斯托弗的友谊在电影中被“神话”，现实中图灵并不是为了纪念“初恋”克里斯托弗而以此命名自己最重要的原型机，他和琼之间超越性别的友情也并未发生，第一次破译密码后面对的电车难题也没有如此这般充满戏剧性。
《隐藏人物》中成为人物戏剧爆发点的穿越半个NASA去上洗手间的故事也并未发生，吉姆·帕森斯饰演的种族主义科学家也并不存在，包括克尔斯滕·邓斯特饰演的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在种族歧视的女主管也不存在。
但正在于这样的人、事、抉择或行为在那个年代和那样的环境情形下，在其他人身上确实发生，所以观众很容易就被说服。
因为当观众坐进电影院时，其实已经是选择了“逃避现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美丽心灵》最后那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们纷纷给约翰·纳什献上钢笔的戏尽管纯属杜撰，但依然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场景。
比起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真人真事改编的“麻烦”似乎更多，正如故事夸张了俗称“狗血”，而真人真事改编夸张了则就要成为“歪曲”。
既然如此，为什么近两年真人真事改编似乎越来越受到青睐？
一来或许是虚构故事的模式可能正在遭遇一个瓶颈期，这样的瓶颈期不仅是因为创作者已经全面进入了“二手作者”时代，比如我们没有经历和参与过战争，我们对于战争的全部理解只能来自于文学影视作品；经济原因也是限制创作的一个推手，在利益驱动下投资方越来越保守，所以才涌现一大批漫改、游戏改、三部曲、重启版和续集。
二来全世界范围的身份焦虑让我们不断地在反英雄、回溯传统和找寻自我。真人真事改编具有天然“心灵鸡汤”的属性，这或许也是近几年真人真事改编似乎更倾向于畅销文学和近现代人物的原因之一。
于是，“真人真事改编”这几个词此时便越发具有魔力，而虚实之间张弛的空间，便是我们审视自己的那个“镜像小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