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独裁政体被推翻带来的政治自由，使得后冷战初期的国际政治洋溢着乐观和希望。图为1993至2001年在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家庭生活照。
新旧保守主义的帝国与民族国家之争但好景不长，苏联在1991年解体，这个对保守派而言最应该庆贺的时刻，却同时成为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的丧钟。这一本来靠“邪恶帝国”整合在一起的脆弱联盟，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即刻土崩瓦解。围绕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出现了分化，很多新保守主义者回归民主党中间派，而对苏联解体后美国遭遇危险的过高估计，推动政治评论家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鼓吹以“仁慈的霸权”为核心的“新里根主义”，它通过和之后“布什主义”的捆绑，成功攫取了新保守主义的话语权，从而使得“任何想重新阐述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努力都将是徒劳”。
在这种局面下，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开始重新分化重组，一群反对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者开始以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ve）的名义开展公共论争。
旧保守主义者主要是由美国东北部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反福利国家和战争）、南部的传统主义者和战前的中西部孤立主义者组成，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结合了强调地方性的种族理论、反精英主义的民粹特质和反现代物质主义的美国南方传统主义的部分要素。旧保守主义者的兴起，起初是为回应保守派内部的自由和社会民主化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批评这些从自由派和民主党阵营转变的闯入者在本质上仍然是世俗主义、国际主义、福利国家的信奉者，因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他们自称为民族主义者，怀疑全球民主和后冷战时代的海外扩张，恐惧第三世界移民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公开批评全球自由贸易、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例外论的破坏，试图将保守主义重新放回到1945年前美国右翼的传统之中。
由于《国家评论》在里根时期已经基本接受新保守主义的路线，这些人聚集在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塞缪尔·弗朗西斯（Samuel Francis）等人周围，通过组建《美国保守主义》（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等杂志阐述自己的主张，并在里根执政后期发展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势力。
新旧保守主义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成共识，但二者根本的分歧在于旧保守主义批评新保守主义和美国保守主义传统没有半点关系，而是半路出家的自由派。他们所保守的不是美国的政治和文明传统，而恰恰是新政以来的自由主义遗产，而之所以披着保守主义的外衣，一方面是为了在根本上改造不合时宜的旧右派，将保守主义的议程拉入中间派；另一方面就是为自由派的管理精英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包装和辩护。因此，新保守主义更恰当的称号是“旧自由主义”（paleoliberalism），它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塑造了一个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从而同时排斥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势力。在旧保守主义者们看来，靠着这种包装，新保守主义绑架了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运动，使得整整一代的保守主义者都接受了福利国家，而这对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而言是灾难性的，它终究会像被植入到美国保守主义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一样，从根本上毁掉右派。因此，在冷战退潮的背景下，需要迅速清除这些民主党内的变节者。
新旧保守主义之争的本质在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到底应是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帝国，还是一个特殊主义的民族国家；到底是一个靠专家和官僚控制的集权政府，还是守土自治的共和体制。这种不同具体表现为旧保守主义对新保守主义的管理主义加国际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组合的批判。借用伯恩汉姆的管理主义理论，旧保守主义者们指出，战后美国实际已经变成一个管理主义国家，传统的企业家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变为管理主义资本主义，由此造成所有者和使用者分离，政治权力和政治主体分离，商业活动从竞争性市场的获利公司转向由国家规制的集团公司，政治权力从国会这种资产阶级的机构转为管理新经济的行政官僚。一个不需要在社会契约意义上向公民负责的管理精英，通过不断提供公共服务来获得正当性，而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则被化约为一个不具备政治性，既不能识别也不能抵抗这种剥削的大众。
正是这个管理主义的国家机器，在内外两个层次不断消解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气质。它对内通过对经济和国家机器的控制，对社会的同质化管理，导致社区和传统的萎缩，使得美国社会变得单一和道德空洞，共和体制变成独裁政府。对外，这部机器又借助后冷战时代美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完成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整合，一个由自由贸易-全球移民-盟友体系-民主推广构成的新世界秩序，一个由威尔逊国际主义和军事主义阴阳两极构成的新帝国成为美国两党共识。在这种体制下，美国体制和世界体制同构，美国政府成为一个管理全球事务的世界政府，全球精英结成一个利益和文化共同体，美国，乃至全球普通人民的呼声消解在各种民粹主义的抗争中。
旧保守主义者几乎在任何方面都站在这种普遍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战争、贸易和移民立场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保守主义从来都是地方的，新保守主义的普遍主义气质来自它的左派遗产，究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凭着一股冒险和牺牲的冲动，新保守主义为驱逐第三世界独裁者而发起全球圣战，自信能通过战争、牺牲和死亡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却丝毫未发觉这种以武力强加的自由，留给美国的是一个更压抑自由的战争政府，一个债台高筑的破产政府，美国的道德榜样将自毁于自己的道德主义冲动中，美国的国家利益将成为国际银行家和借贷集团的囊中玩物。而与战争相关的一个更加隐晦的指责是，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中为什么一直极力维护以色列的利益？新保守主义到底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是如美国保守派理论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所疑虑的那样，这是错将特拉维夫认为美国的国都，还是反犹主义者们编制的新神话？
同样地，旧保守主义者反对自由贸易，因而自始至终反对美国签订的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在内的各种自贸协定。在他们看来，这些自贸协定不过是一个新帝国网络对全球精英进行的利益分割，只会充肥集团和公司的利益，却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它们所创设的各种国际组织也会损害国家主权，而这才是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实质。与此同时，移民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除了反天主教、种族优越理论、恐惧布尔什维克主义、经济和工作关切、文化侵蚀（多元文化主义）等各种历史上出现的理由，旧保守主义者深刻意识到，针对移民的价值同化工作会进一步壮大政府的社会工程工作，移民的社会经济困难很可能转化为自由派的政治优势，在彰显自由派的同情和反压迫文化的同时，会为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创设大批被动的客户，并为民主党争取更多潜在选民。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使它有足够的实力和自信支撑起一个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独裁政体被推翻带来的政治自由，使得后冷战初期的国际政治洋溢着乐观和希望，以至于美国以反恐名义进行的各种战争都摆出道德主义的姿态。这使得新保守主义绝对性地主导了美国保守主义的议程，美国两党在外交方面都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个不可逆的进程，美国成为一个“ 不可或缺的国家”（indispensable nation），二者的差异仅仅在于到底以战争硬实力还是国际合作手段来维持“美国和平”。就内政而言，尽管共和党向来主打小政府路线，但事实却证明，在这期间的两个布什总统都无一例外地进一步将规制国家发展壮大，从而由于失信于自己的选民而引发保守派内部的新一轮分离和背叛。在此背景下，旧右派已经很难赢得追随者，被日益强烈的政治正确话语边缘化甚至妖魔化，成为被主流排斥的异端，成为爱国主义和真正信仰的敌人。
特朗普与保守主义的反帝联盟
但就在老右派几近灭绝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全球化进程不仅建构出一个以美国政府和各种跨国公司构成的“新帝国”，也激发起边缘的反抗力量。贪婪的资本掠夺和各种代理人战争逐渐稀释了美国事业的正义性质，社会底层对贫富不公的抗争演变为新的社会运动，地缘政治的回归使得中东、南海、乌克兰成为美国全球主义几个深不见底的大黑洞，尤其是对中东地区不审慎的战争政策，不但没有带来和平、民主、繁荣，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区的宗教和教派政治，甚至培养出新一轮的伊斯兰圣战运动，而由此带来的伊斯兰战争移民进一步刺激着本已在全球化进程中倍感受挫的底层白人，对亡国绝种的忧虑不断敲打出新的种族意识。
这种抵抗力量在欧美社会内部体现为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运动。随着欧美主流政党逐渐内化为体制精英，它们和弥散的大众的对立逐渐形成一种以全球-本土为表现形式的新型对峙，从而彻底终结了建立在冷战背景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右标准。按照冷战背景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左右区分，美国自由派成为有别于激进左翼的温和左翼，他们摒弃激进的阶级斗争口号，并试图在宪政民主框架之内寻求政治改良，保守派则由于强调自由市场、小政府和社会道德而成为“右派”。而按照新的区分标准，两党精英逐渐合流，为美国的全球资本主义代言，使得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得日益空洞，并为一个基于本土主义立场的反抗提供了可能。在此意义上，“占领华尔街”和“茶党”运动已经无法进行有效区分，它们共同表达的是本土民众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被剥夺感。
由于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Bernard Sanders）为代表的左翼抗争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被排挤，各种汹涌的民粹运动逐渐汇聚到特朗普之下，以保守主义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新一轮的保守主义运动首先就表现为对主流保守主义立场的挑战，正因此，特朗普以保守主义姿态参与总统大选，却同时受到两党政治家的质疑，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均否认特朗普悲观、偏狭、与世界隔绝的立场是保守主义，共和党也发起“绝不选特朗普”（Never Trump）运动抵制特朗普，否定特朗普的保守主义立场。特朗普在一次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时却声称，共和党早已背离美国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自己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而特朗普所代表的这种保守主义，就是一直被美国主流边缘化的各种组织和思想运动的组合。在组织形态上，除了“茶党”等业已存在的运动形式，本次大选还涌现出一个“新右翼”（Alt-right）运动。它产生于一群具有颠覆性的年轻人，他们聚集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生于英国的政治评论家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等人的周围，通过四叶论坛（4chan）和八叶论坛（8chan）等新兴网络平台以及《达奇杂志》（Taki’s Magazine）、“新右翼”网站（AlternativeRight.com）、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等进行活动，表达对主流保守思想的不满，试图寻求可替代性的右派思想。
在其自述者看来，这个庞杂的无组织运动，至少包括以下几种群体：第一，主张男性气概、反对女权主义的网络男博主；第二，支持前共和党众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立场的孤立主义者；第三，网络上的摹因团队（MEME team）：他们加入“新右翼”运动，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像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一样，出于反叛社会规范的需要，他们喜欢这种越界和挑战主流的新鲜和有趣的感觉；第四，支持希特勒的“1488主义者”。
在思想形态上，除了美国旧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塞缪尔·弗朗西斯、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的观点，此次保守主义运动通过吸收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意大利哲学家尤利乌斯·埃佛拉（Julius Evola）、法国新右派代表人物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等思想家的观点，而呈现出较多欧洲传统主义的色彩。与此同时，它也融汇了以安全官员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为代表的西岸斯特劳斯学派，作家斯蒂夫·赛勒（Steve Sailer）关于科学种族主义的研究，以硅谷工程师埃利泽·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和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为代表的“新反动”（neoreactionary）或曰“黑暗的启蒙”（Dark Enlightenment）运动等所传达的立场和观点。
和历史上历次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这些杂乱的思想和组织运动也有待于系统化为新的保守主义共识，而特朗普将在多大程度上吸纳这些观念也有待于考察。观察2016年美国大选，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所有竞选口号和主张基本上都重现了后冷战时代旧保守主义的立场，“美国优先”曾是布坎南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的竞选口号，而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和反战争的立场也和旧保守主义相差无几。但伴随着美国底层白人的愤怒和哀怨，一场本来关乎美国后冷战时代政治前途的辩论，却在本次大选中蜕化为一场经济、政治和文化认同的系统危机，以及美国民众在危机面前徒手自救的生存意志的较量。
特朗普阵营试图通过挑战美国战后形成的不断趋同的左派立场和保守主义共识表现自己。结合美国媒体的各种报道，以及特朗普的“意识形态管家”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的各种发言，其基本理念轮廓可以概述为全球-本土、普世-民族、精英-民众的几重对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在经济形态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危机。这主要指以节制、拼搏、利他为核心的开明资本主义精神蜕变为官商结合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安·兰德资本主义。在裙带资本主义情形下，大资本家的资本扩张和政府的权力扩张保持同步，大资本家成为不断通过依托政府权力维持垄断利益的集团资本家。在安·兰德资本主义情形下，20世纪60年代在“反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抛弃了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中的节制、勤奋、人道的精神传统，形成一种以金钱衡量一切的自恋主义文化，一种不再拼搏，喜欢社会主义政策的寄生文化，一种把人商品化和物化的异化资本主义形态，其最激烈的表达形式就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裙带资本主义与安·兰德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一场本应惠及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财富创造运动被精英劫掠，而精英在资本的全球运动中，结成一个密切联系的“达沃斯党”（The Party of Davos）。在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看来，作为“核心党”（Inner Party）的这个阶层和作为“外围党”（Outer Party）的各个民族国家单位形成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共谋集团，通过不断汲取经济资源掏空全世界。
班农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双重危机的典型反映，资本不是被用于投资和创造财富，而是通过投机套取利润，从而违背了其文化精神所内含的创造性。更可悲的是，在由此形成的泡沫破裂后，却由政府出手来拯救本应对危机负责的股东和高管，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毕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就职于会计公司、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咨询公司的各种精英，而所有的成本最终通过税收的形式转嫁给无辜的中产阶级。在此意义上，自由市场早已不再自由，而是变成了“为富人的社会主义和所有其他人的资本主义”。
第二，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民主的危机。正如本应惠及全民的经济利益被纳入少数人囊中一样，本应向全民负责的政治权力也演变为政治官僚自行其是。这正是“黑暗启蒙”运动的核心观点，在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和尼克·兰德（Nick Land）看来，现代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名予实不予”的虚假运动，它的人民等同于国家并通过政府实施自己意志的理想，只可能在卢梭意义上，通过全面参与的方式完成，如果无法实现，后果就是一个由于人民无法集体行动而通过代议制进行管理的政府。在代议制断裂的当代政治下，民主就只剩下一个自我管理的官僚机构。由于所有权和管理分离，现代民主运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用益为名义进行剥削的食利阶层，并使得剥削更难以计算和问责。民主制下的人民成了一个虚假的政治承诺，完美掩盖了一个以此名义贪婪地劫掠社会的政党和政治机构。
雅文指出，这种对民主的恐惧一直是欧洲古典时代的共同意识。彼时，民主只是一个自然衰退的循环体制的一个环节，不具备任何终极意义上的自我正当性。如今，审慎的政治意识被一种全球的民主意识形态取代，使得民主教义不再具备批判性的自我审视能力，而变成不可置疑的宗教信条，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表面上正当的意识形态，使得剥削更为隐秘和不易察觉。
第三，在制度形态上表现为代表性的危机。与该问题相关的问题是，本应行使代议职能的政党的“国家化”，也即政党放弃社会运动，寄生在体制之中，参与对社会的掠夺和分肥。就民主党而言，自20世纪60年代以新政治名义进行改革之后，它就基本被工人阶级抛弃，变成一个以受过高等教育为主体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政党。这群人以技术专家的名义，在政府扩张过程中充实到了各级公务系统，并和美国的常青藤院校、《纽约时报》等媒体结成一个“媒体-学院-官僚复合体”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组织，主导了美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形成一个靠自己的绩效争取名誉和地位的婆罗门阶级，凌驾于粗鲁壮硕的吠舍阶级或小市民（townies）之上，二者老死不相往来，前者鄙视后者，后者怨恨前者。本次总统选举中，随着希拉里排挤桑德斯获得民主党党内提名，民主党进一步达成和资本势力的和解，进而成为不折不扣的“豪车自由派”。
面对这一状况，主流保守派受制于政治正确的话语压力，一方面机会主义地借用国家权力谋取贸易和战争利益，另一方面在移民、社会政策这些于己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向左派寻求妥协，整天抱怨一切，却又不愿意进行根本变革，最后要么被动地，要么有意地被左翼的议题拖着走，朝向国家扩张和日益强制性的实质平等，从而不断将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向左推进，形成“右翼移向中间，中间移向左翼”的状况，由此成为批评者所称的“绿帽子保守主义”，自己的国家和立场被别人拐跑了还浑然不自知或妥协。在雅文看来，这种状况充分暴露出美国两党早已内化为体制的一部分，从而缺乏根本的动力推倒一切重来。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区别只在于二者都只是恨一部分，爱另一部分，却没有人恨作为整体的华盛顿，因此他们也从不团结起来摧毁它，整个国家机器是稳定的。这两个竞争又合作的政党，创造了一个无限存续的政府，而不在意公民的感受。
第四，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不断合流和混同的普遍主义论述的危机。这在民主党方面表现为进步主义运动逐渐向资本家妥协，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主题涉及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同性恋）和华尔街、硅谷、好莱坞的资本和金融企业家新联盟，形成一个强调全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新联合。于共和党而言，则是其自视高明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个“不论肤色、一律平等”的普遍主义意识形态，高度遗传了美国左翼进步主义的理想主义气质，依赖于对不同文化背景族群的价值同化，却由于无法塑造出一个牢固的美利坚民族认同，而在实际施行中形成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同的效果，即白人还是白人，黑人仍然是黑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记忆，从而将大熔炉的融合理想蜕变为多姿多彩的色拉拼盘。
更可怕的是，美国左翼通过重新将美国建国神话定义为一部追求自由的纳入史和种族和解史，将保守主义改造成一个独特的黑人美国的政治体验，令美国信念变成了一部被压抑的少数族裔逃脱奴役，寻求拯救的新“出埃及记”，从而彻底阉割了保守主义的美国神话。
二者的结合鲜明地体现在对待移民的态度上。“达沃斯党”欢迎移民，因为他们会拉低工资，促进企业利润增长，与此相关的各种衣食、教育和医疗成本则可以通过税收甩给中产阶级；左派欢迎移民，因为这些都是潜在的廉价选票，与此同时也可以逐渐稀释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在这种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中抚慰对白人压迫的历史怨恨。
正是这个管理主义加国际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合，使得普通美国人感到这个国家已经和他们没有关系了，而他们的呼吁和反抗，无非就是重新找回自己对于国家的所有权，包括经济公正、政治民主和文化认同，因而主张一场针对中央集权的全球革命，一场针对精英统治的民粹革命。而这场以人民为主体，不论是社会正义意义上还是政治民主或是文化身份意义上的革命，最终是为了向那帮美国的全球主义者们要回主权。而这才是特朗普革命的要害所在。
代结语：保守主义在美国有未来吗？
特朗普能否重新界定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任何对该问题的草率回答都将是不明智的。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来自于一系列悖谬的观念的组合，这使其在产生之初就在精英与民粹、政府与市场、民族与国际、战争与和平之间来回摆动。与此同时，它也不是一场思想连贯的单一运动，而是许多分立而有矛盾的思想运动的融合，它们在传统上借助共和党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随着总统大选不停地分化重组。在冷战背景下，保守主义通过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获得团结，而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却因为对美国利益的认知分歧而走向分裂。特朗普上台为美国保守主义重组提供了新的契机，反全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立场为突破冷战时代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想分立提供了新的可能，但也在一个新的语境下重新暴露了保守主义内涵和外延的模糊。
这种模糊性使得保守主义不得不处理如下困境：如果不采用激进左翼的立场变革生产资料所有权，保守主义将借助何种方式实现还利于民的经济承诺，或者最终不得不退回到福利国家的自由派老路上来？如果不通过威权主义的方式解决自由民主的不民主难题，保守主义将如何让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从而兑现还政于民的政治承诺？如果反对左派文化多元主义的认同理念，保守主义如何应对美国种族多元的政治现实，或者孤注一掷，走上白人种族主义的道路？而假如依靠资本的自我革新、强人政治和高度同质的民族主义路线实现的自我拯救，和法西斯的边界又在哪里？
对外而言，“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又将在何种程度上纠正美国过激的干预主义？抛弃了全球民主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又将通过什么标准识别自己的敌人？这都是作为20世纪政治遗产一部分的美国保守主义不得不回答的21世纪问题，是作为帝国思想遗产的美国保守主义不得不正视的后帝国时代的难题。（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原题：“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略去注释，正文经重新编辑，略有简化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