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光良
数千年来，黎族先民“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利用开发热带海岛资源所形成的农耕文化，集中体现了黎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充分展示黎族人民对所处生态环璄的认识与把握，生动反映了他们为适应地理环境求生存、图发展的聪明才智。
黎族先民的迁徙与分布
史前来自岭南诸越族的黎族先民，由于他们迁徙分布的历史条件不同，形成若干支系，自宋代之后黎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了统一的称谓。在其内部，由于族群源流复杂，选择定居的地区生态环境有别，依据语言和文化特征的差异，分为“哈”、“杞”、“润”、“赛”、“美孚”五个方言区。2000年海南省的黎族人口为117.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5%。
哈方言在黎族五个方言中人口最多，主要分布在乐东、陵水、昌江、白沙黎族自治县和三亚、东方两市，其内部又有 “罗活”、“抱怀”、“哈应”等多种称呼。“罗活”分布在乐东盆地及盆地边沿与哈方言其他类型杂居部分，大多以居住地命名。“抱怀”主要分散在望楼溪中游的千家镇等地，在三亚、东方也有少量分布。“哈应”在哈方言区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主要分布在三亚、陵水、东方等地，与汉族相邻或杂居，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哈方言族群制陶和纺织技艺精巧别致。
杞方言区人口仅次于哈方言，主要分布在保亭、琼中、五指山等县市。五指山地区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仍保留着“合亩制”，居住在琼中东部和南北部的受汉族影响较深，已改穿汉服，大部分讲汉语，习俗类似周围汉族。
润方言又称“本地”黎，自称“赛”，“润”是其他方言族群对他们的称呼，居住在白沙县东部、鹦哥岭以北山区。1950年以前，男子结髻在后，下穿“犊鼻裤”，上衣已改为汉装；妇女文面文身，上衣宽阔，为“贯首式”，筒裙极短。润方言族群擅长造型艺术，妇女的织花与绣花和男子的骨刻与木刻，精致美观。居住在南渡江发源地南溪峒的润方言族群，过去普遍居住在“上人下畜”的二层干栏屋。
美孚方言族群主要分布在昌化江下游两岸，居住地有宽阔的平地与肥沃的水田。“美孚”是哈方言的族群对其称呼的汉语译音。过去男子结髻在后，戴耳环，下穿左右各一块相掩的黑色短裙，上穿黑色开胸对襟无纽的短衣。妇女上衣与男子相同，但用黑白相间的头巾缠头，下穿长及脚踝的长筒裙，文身、文面。美孚方言族群擅长纺织和木工。
赛方言又称“德透”黎、“加茂”黎，自称为“赛”。赛方言人口较少，主要分布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三亚市毗邻地区。男子已全部改穿汉装，妇女上衣类似传统的汉装，下穿长筒裙。
尽管黎族内部在语言、习俗、服饰等方面存在着某些差异，但黎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统一性是主要的。黎族内部虽有方言土语，但互相之间可以进行语言交流，仅有赛方言与其他方言差别较大。生产生活习俗如：农耕稻作、居住饮食、信仰婚丧等大同小异。
地名是海南民族活动史的“活化石”，从黎话地名的信息可以了解黎族先民迁徙的路线和分布的区域。根据海南岛考古发掘的遗址文物和地名资料，考察黎族历史人口的迁徙，呈现史前曾经散居海南岛滨海河口平川、而后逐步由北往南迁徙、在五指山中心区聚居，最后形成“黎族在中南部山区，临高人在东北部，汉、回、疍民在沿海一带”的民族分布格局。
壮侗语族各民族都将“水”或“河”发音为“南”（nam4），黎语支称“田、地”为“打”（ta2，亦译为“什”、“那”）， 其涵义还指山麓坡地和山间小草坪。
据清·明谊《琼州府志》记载的“打某”地名资料分析，“打某”地名主要分布于南渡江两侧和昌化江上游。从自然地理看，向北流入琼州海峡的南渡江两侧的“打某”地名，其数目是下游少而上游山地多；向西流入北部湾的昌化江流域的“打某”地名则全部集中于上游。由此可见，以“打”命名村落的黎族支系在南渡江口的琼山县境栖留后，便溯江而上，越过南渡江和昌化江的分水岭——黎母山、鹦哥岭等，进入昌化江上游，最后定居在海南岛的中央山地。
“润”、“杞”族群都把村落称为“fan”，汉译为“番”。以“番某”命名的村落与“打某”地名的分布区域大致相同，即由岛北的琼山、澄迈、临高和儋县起，沿南渡江两侧向中央山地各县延伸。后来，“番某”地名也和“打某”地名一样在北部各县逐渐消失，但在海南岛中部山区至今还保留相当数量的“番某”地名。如琼中和保亭两县各有20个以上，乐东县番阳地区有8个，儋县和白沙县交界的松涛水库地区还有8个。可见，“润”、“杞”族群在过去分布区域较广，后来才逐渐从岛东北向鹦哥岭、五指山地区迁徙定居。
黎族聚居地区包括海南岛著名的五指山、鹦哥岭、黎母岭、霸王岭、雅加大岭等山区地带，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海南岛各大河流均发源于中部山脉，群山之间，溪河汇合，最终流入大海。黎族聚居的村落就散布在这些河流经过的河谷台地、丘陵坡地和滨海平原一带。
黎族农耕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海南岛农业耕作方式的演变，同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生产力要素变化以及文化因素的传承密切相关。历史文献记载黎族地区农业耕作方式经历刀耕火种、锄耕、牛耕甚至“蹄耕”（即所谓“群牛践地”）并存发展，既反映了黎族农耕文化类型历时演变的延续性、复杂性，又说明其在共时结构上的多元性和多态性。
刀耕火种是海南古籍文献资料记载较多、至近代依然在山区见到的一种传统耕作方式。古代的海南岛是一个阳光雨水充沛、生物种类繁多的森林之岛。原始农业之初，黎族先民之所以没有选择河口低洼地从事农耕，而是陆续走向山岭谋生，主要原因是高山林地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各种禽兽动物频繁出没，容易满足生活资料的需求。火虽然是一种自然力，但在刀耕火种时却起到特别重要的工具作用。因为在树根纵横、藤草盘缠、潮湿石滑的低洼河口，火作为工具的作用弱化，但在岭坳山腰却十分明显，一把火焚烧便有土地可以耕种。由于刀耕火种的土地是间种或套种多种作物，即使在土地抛荒休耕后，次生长出的树木茅草野菜等又成为族群经常采集的生活资料，出没在山栏园地中的飞禽走兽再次成为人们猎取的食物。加上地广人稀，热带雨林资源丰富，他们吃完山栏园里种的再吃山林里狩猎采集的，至少不会因季节的强烈反差变化而缺食挨饿。由此可见，刀耕火种自古以来成为黎族先民与山林环境相适应的生计方式。
海南岛黎族地区考古发掘的山岗遗址中，出土大量的平身长身石铲、双肩石斧、石磨盘、石杵以及器形较大的陶器（罐、缶等），说明史前黎族分布地区原始农业已从刀耕火种过渡到锄耕阶段。锄耕是指人们开始用大石铲或长身平身石铲作为翻土工具，把刀耕火种之后板结了的园岭地进行翻土加工，改良土壤结构，延长土地使用年限，将过去每年都要择地砍山栏的“开荒耕作制”，变成“熟地耕作制”，形成较为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也使饲养禽畜、种植薯芋旱粮和家庭手工业有了相应发展。陶器既是原始农业产生的主要标志，又是评介其发展程度的一个“测量器”。陶器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煲煮谷菽（豆）类食物，或利于酿酒，而谷菽类的加工动机又导致了臼、杵和磨盘的发明使用。根据黎族地区考古发掘的山岗遗址出土“陶罐、缶的器形很大”的特征，表明人们煮食、酿酒和储存食物对大容积陶器需求的增加，也说明农业收成比较稳定。
海南岛黎族地区农业从刀耕火种→锄耕→犁牛耕的进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海南岛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大陆繁荣的物质文化较难通达本岛各地，而得天独厚的热带环境又为远古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食物资源，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农业技术进步的节奏。海南岛中部“润”、“杞”聚居的山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与外界交往很少，乃形成一个个封闭性的自然村落。窄小的盆地，肥沃的山坡，充沛的雨水，足够的阳光，温热的气候，为这些靠山食山的族群，提供了自主选择多样化生计方式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纯朴鲜活的黎族农耕文化，滋长着别具海南特色的文化元素。
汉唐以来， 随着中央王朝加强海南岛的治理与开发，大陆先进科技文化随着汉族移民的大批量迁徙上岛，持续影响黎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 促使黎族地区推广使用铁器工具， 并将铁制犁铧跟牛力牵引结合起来，运用到田间翻土作业中去，并筑陂引水、开垦坡田、种植水稻等等，推动黎族地区农业生产迈上新台阶。
宋代至明清古籍文献上常提到所谓“熟黎”：“熟黎地肥山茂”，“利其山水，与民相依”，“力田，岁皆两熟，并植杂粮”。他们时常肩担背负、牵牛拖车出入汉民村落与州县治所，“有无相易，言语相通”，“以香易牛，以米博盐”，或“市皮于汉取利”。随着黎汉族杂居的地区不断扩大，民族之间自然同化屡见不鲜。不仅有大陆上的诸州人逐渐同化于黎，许多原先是黎族居住的地方如文昌、会同等，后来也有“无黎之说”，即黎人也同化于汉族了。各族人民长期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促进了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文化进步和民族融合。如古籍述评在黎汉杂居区出现四方面“无异”：一是“（黎）峒有十数村，土沃烟稠，与在外民乡无异”；二是“耕种之法，力农之具，均与内地无异”；三是“今悉输赋听役，与吾治地百姓无异”；四是“今亦习书句，能正语”，生活习俗“其近民者与齐民无异”。
黎族农耕文化特色
——以“干栏屋”为例
“干栏屋”是稻作文明的产物，干栏式建筑与水稻种植相结合构成华南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最典型的文化丛结。海南岛有明确种植禾稻的文献记载始自汉代。唐代李德裕贬赴崖州（今琼山县）沿途所见“五月畲田收火米”，可见当时种植的稻谷是旱稻“火米”。延至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黎族“居处架木两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赵汝适的《诸蕃志》记：“屋宇以竹为棚，下居牲畜，人处其上”。黎族民众普遍建造船形屋居住，说明他们停止采集游垦火种的脚步，随着稻谷种植在农作物产量的比重增加，从此，常态化的聚族定居导致一个个黎族村落分布形成，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农业文明的历史性进步。
在海南岛山区的热带环境下造屋定居，黎族先民首先考虑生产生活的便利，“干栏屋”的建造体现了他们的匠心和智慧：海南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叮咬，野兽出没，将干栏架设竹木并升高，则有利于降温除瘴保平安；屋内栏干下面用来圈养家畜，既防止在外头放养被天敌伤害，也有利于家畜繁殖生长；“干栏屋”建在“山栏园”附近，高离地面，人居住在干栏上可以随时观察农作物的生长变化，尤其当察觉飞禽走兽侵害农作物时，能及时采取驱赶行动，以保收成。
黎族人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依据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建筑材料及技术水平，建造的茅草屋主要有船形屋和金字形屋两种形制，以船形茅屋最具代表性。船形屋以格木（心材）、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传统竹木结构建筑。船形屋外观像拱状船篷，用红、白藤扎架，顶盖茅草或葵叶；金字形屋以木材为支架，竹竿编墙，用稻草与泥土混合抹灰成墙壁。船形茅屋成为黎族人民创造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传统民居。
黎族人民定居后引进汉族铁制工具和先进农耕稻作技术，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根据文献记载，宋代隶属州县辖下的黎胞也和当地汉人一样耕作稻田。北宋朱初平在奏议中提到“黎峒宽敞，极有可为良田处”，并建议迁汉人“与黎人杂处共耕”。明清时期，海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继续影响着岛内外民族的迁徙、分布与融合，海南岛得天独厚的热带地理环境，为各族移民提供自主选择农耕生计方式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机遇，因而形成了“和而不同”、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农耕文化。
明《正德琼台志》特别提到“山禾”稻种，清《琼州府志》、《崖州志》录有各地稻谷品种达28种之多，并指出：“旱稻亦曰坡黏，宜高田及坡田，四月种，八月熟，最耐旱；山稻，类甚多，最美者名九里香，宜山林燔材积灰而播种，不加灌溉，自然秀实，黎人种之。” 可见黎族地区种植的稻谷品种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优，尤其黎人“山栏米”最香，酿成的“酒酉并”甜醇，名声远播。
黎族同胞在农耕稻作过程所形成的播种插秧时祭山拜神、开犁开镰时祈祷祖先庇护、收获稻穗时请客吃新谷、酿“酒酉并”等习俗，反映了黎族人民纯朴真诚、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和谐的原生态农耕文化。黎族世代相传的农耕稻作文化，既是黎族人民“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的生存理念，也成为别具特色的黎族文化资源。深入探讨黎族农耕文化形成的原因及其内涵、特征，对新时期传承黎族传统文化、保护民居村落独特景观、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乡村旅游、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