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曾首发于2016年12月19日 求是网）
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闭幕会表决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它以雷霆之势表明：中央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和遏制“港独”的问题上绝不会手软。那么，传说中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究竟是怎么来的？其中有多少跌宕起伏？英国当年如何胡搅蛮缠？中国当年又是如何机智果敢？双十一除了买买买，不想跟着小五一起涨知识吗~？
租约到期？香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1978年11月，王匡被派去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到任后受到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的宴请。宴席上，麦理浩对王匡提了“租约”问题，说：“1997年快到了，《新界租约》怎么办？希望你们中方有个较正面的表态，使投资者可以放心。”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来到北京，他向邓小平正式提出了新界地契的租约问题。
《新界租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不承认的。但是就算按照《新界租约》，租约也只有99年，到1997年6月30日结束。麦理浩为何这么早就提出此事呢？这其中有个土地买卖的问题。新界如果要卖地，地契上会有个期限，一般买地的话至少要有五十年的期限，所以他希望把这个地契能够跨越1997年。
然而对于中英双方来说，收回香港却不止是一个租约到期的简单问题。历史上针对香港问题，中英先后三次签订条约，分别是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的《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南端割让给英国的《北京条约》和将新界及新九龙租借给英国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期99年的只是从1898年7月1日起开始租借的新界，不包括割让香港岛和九龙。 如果仅仅是因为合约到期的话，英国只需归还新界，而非整个香港。这无疑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
“这个事情已经逼到我们头上了，逼着我们决策了。”前港澳办主任鲁平回忆说。
不是收不收回，而是怎样收回！
到1981年3月，当时港澳办主任廖承志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他带着港澳办的同志去外交部，找到部长黄华和其他一些领导，具体谈香港问题。廖承志考虑得比较全面，不单单从香港本身来考虑，而是着眼全局、着眼全国。他认为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怎么样来收回香港，而非收不收回香港。
1981年4月，港澳办以廖公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这个报告里分析了三种可能，“如期收回”，“暂时不收回”和“提前收回”。经过讨论，中央认为只有第一种可能是可行的：若“暂不收回”，就会失去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而“提前收回”，则可能遇到国际法的困境。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了廖承志的汇报。在这个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拍板，基本同意港澳办和外交部的意见——“一定要如期收回”，收回后原来制度不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但是怎样保持香港繁荣稳定，1997年采取什么政策，希望有关方面再做调查研究，三个月内拿出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更具体的方案。
神秘五人小组：好像又开始搞地下工作了
1982年，一个集合了港澳办、香港新华社人员的五人小组来到了香港，他们一住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香港进行调研，为中国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个小组受廖承志的直接领导，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长的鲁平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当时鲁平的身份是保密的，他对外宣称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真实身份却扑朔迷离，香港方面称他为神秘人物。鲁平自己笑谈：好像又开始搞地下工作了！其他四个人都是在香港或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他们在香港有广泛的人缘关系，而且可以用广东话直接跟香港人交谈。
在调研期间，五人小组一共写了二十几篇报告，将香港的问题如实汇报给了中央。最后经过一年的调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港澳办在1983年3月底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报告——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被称为“十二条”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以及和英方谈判的方案。“十二条”的内容和叶剑英先前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叶九条”十分相似，着重强调了中国对于香港的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力，同时也顾及到英国在港的现实利益。
钢铁公司VS铁娘子：我们不是李鸿章
确认“如期收回”后，中央所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英国。一边是被西方称为“铁女人”与“冷战专家”的撒切尔夫人，一边是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1982年9月24日的这场会谈注定不会平静。会谈原定时间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正式谈判开始后，乘着马战胜利的东风，撒切尔显得志在必得。她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甚至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理它。”
而邓小平更是寸步不让，“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被邓小平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所震撼，以至于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回去之后，她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哟，邓小平真残酷啊！”
5+22：“死期快到了，你们赶紧啊！”
最高领导人会晤过后，中英之间实际上进行了五轮非正式磋商和二十二轮正式谈判。邓小平曾给中英谈判规定了一个1984年9月份的限期，中国谈判方面叫它“死期”。最为焦头烂额的时候，大家甚至想对英国人喊：“我们说死期快到了，你们赶紧啊！”由此足见谈判的艰难。
从谈判一开始，英方就花样百出。英国人起先是咬住“三个条约”，后来又抛出一个“治权换主权”，千方百计要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后来，英方又在会谈中说中国要收回香港的话，民心要动摇，大量资金要外逃，造成大量的移民。后来还找来了华人在港政坛的第一号人物钟士元等三个说客来北京替英国人说话。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
谈判进入第三阶段，主要议题是讨论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研究解决遗留的具体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最困难的问题是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这期间，英方竟然抛出“中国未必遵守协议”的论调。第四轮谈判结束后，英方又故意放出风去说，谈判破裂了，散布“香港前途不明”的论调，结果造成了1983年9月24日的“黑色星期六”事件：港币、股市大跌，银行挤兑，人们疯狂抢购日用品，香港好像整个要崩溃了的样子。
不过最终，这些困难还是为中方所一一化解。用邓小平的话来讲，中英谈判成功并不是参加谈判的人有多大的能耐，主要是我们国家强大了。此外就是中国收回香港完全符合国际法。
消除港人顾虑：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会见了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三人。这三个人都是行政局的议员，钟士元是首席议员，他是企图来说服中方维持现状，不要收回香港的。
钟士元对邓小平坦言了香港人当时面对九七回归的三个主要担心：担心将来的港人治港，有名无实；担心九七后，中国处理香港事务的中低级干部，将来在执行上不能落实中央的政策，处处干扰；担心将来的领导人改变现行国策，否定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落空。”
邓小平回应说：“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而后，邓小平便就香港回归问题发表了著名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成为日后指导香港解决的纲领性文件。
民主参与：“你要批评中共，你就继续批评好了。”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经过多年谈判后，签署《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主权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1985年7月1日正式成立，由各方面知名人士和专家共59人组成，其中香港委员23人，包括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金庸在内，囊括了大律师、实业家、金融家、知识分子等各界精英，也包括后来成为香港著名反对派的司徒华、李柱铭。大陆委员则多为顶尖的法律专家与社会学家，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囊括了钱伟长、胡绳、荣毅仁、许崇德、费孝通、雷洁琼、萧蔚云等。
“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来找我，说中央希望我参与基本法制定，还要邀请我做政协委员。”金庸回忆，当时他答复说，如果做了基本法委员的话，就可能要损害到《明报》的中立性，就拒绝了。对方离开时并没有把话说死，而是跟金庸说，下次再谈。后来他又来找金庸，向金庸保证他可以继续批评共产党。“他跟我说，你不用牺牲什么，只要好好制定基本法，为香港服务就行了。你要批评中共，你就继续批评好了。”
金庸回忆，当时香港很多舆论领袖，都是英美毕业的，在香港媒体上，他们的观点就是大谈英美的民主方式。“但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金庸的意见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永远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能跟英美去比。基本法首先就申明，香港基本法是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逐条审议：连基本框架都有人反对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香港基本法在起草委员会里不是一起通过，而是一条一条通过，且每一条都是在起草委员中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起草的第一项工作是制定基本法的框架，列出每个部分的题目，没有具体内容。“就是对这个框架还有香港委员投反对意见，”法学专家廉希圣回忆道，“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没有具体内容怎么还反对，经了解才知道，投反对票的委员是认为这个框架的包装太土气。”
起草工作历时近五年，大大小小会议开了几十次。1990年2月17日，基本法全部条文在起草委员会获得通过后，邓小平接见起草委员会委员及工作人员时发表了即席讲话，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历史意义，对全人类都有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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