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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长白 | 李叔同出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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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出家记


作者 | 胡长白


1918年夏,李叔同削发为僧,文人、戏子、军阀和革命家的茶杯摔了一地。林语堂吓了一跳,“这个遗世而独立的人,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蚂蚁爬上大时代的磨盘,以为见了天圆地方。李叔同不爬了,这让同行者惊诧。嘿,再奔一程,再转一圈,也许就到了夕阳山外山呀!

 

他不爬了。一袭青衫,飘过碧连天的芳草地,没于虎跑寺的法堂。出来的时候,风流公子变成了着褐持钵的僧人,像寺墙上的壁画活了。丰子恺说,李先生“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从叔同到弘一,从天下第一等名士到苦行僧,只在法堂垂帘舒卷之间。

 

他在门前贴上“虽存若殁”。鲁迅和郭沫若求不到的天下第一笔法,竟用来写了这四个字。此后,他的书法造了自己的反,像另一个人写的。不是另一个人,是重返童年,如婴儿伸展在摇篮,亦如玄鸟出了幽谷,栖于乔木。

雪子从沪上来了,一如十一年前,立于长亭古道,像一株开得梦一样的樱树。李叔同早前写信给雪子说: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一餐素斋后,日本姑娘雪子长泣而去。她十七岁做李叔同的画模儿,之后从东瀛转寄沪上。相伴多年,今日行至尽头。

 

发妻俞氏也来了,带着哮喘的儿子,长跪寺外。在早前写的歌中,李叔同曾想象一出寻常的乐事: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寺外老梅下的儿子,再也不可能同一个律宗的苦行僧捉迷藏了。少年闲情,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天津的名伶杨翠喜,上海的诗伎李苹香没来。来了也一样,虽存若殁,不见也罢。二十年前,李叔同为杨翠喜写过一首《菩萨蛮》: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痴魂销一捻,朝朝香梦沉,俱往矣。

同清末民初的很多世家子弟一样,李叔同把那个时代所有可能的冲动和戏耍都逞性玩了一遍。追随康梁,东去留学,闹革命,讨民权,喝花酒,当教授,写诗给深情的姑娘,误她一生。姑娘,一瓢浊酒尽同余欢,今宵别梦寒。

 

唯一的不同是,李先生把每一样都做到极至。诗文第一,丹青第一,金石第一,西洋乐第一,以及最早把话剧引入中国,自演茶花女。举凡可男扮女装的,大多眉目如画,如柳临风。


赵朴初叹弘一,深悲早现茶花女,一轮圆月耀天心。按照学生丰子恺和夏丏尊的说法,李先生做教师,亦未有出其右者,他“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

 

半生哀乐,梦影依稀,忽然醒了,做和尚去。关于李叔同为何出家,从他的同代人至今,一直有几种猜想:家境破败,精神破产,直上台阶。

李叔同出身天津诗书之家,少时丰足。但父亲早逝,母新二十四岁扶老将子,家境大不如前。有人据此提出,叔同变成弘一,必有家境破败之因。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富贵一旦真成了浮云,天空便闹腾着大团大团的幻灭。

 

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受康梁维新失败影响,李家于1898年前后南迁沪上,住在法租界。那里有李家的钱庄生意,少东家李叔同完全过着富家世子的生活。入城南文社,交天涯五友,歌诗酬唱,花天酒地,五光十色。采莲复采莲,公子莲叶何翩跹。

 

后来赴日留学,归国教书,李叔同亦从未落魄。大不了卖一幅信手涂抹的字画,亦足置半年生资。所谓家破出家,不过是穷贱人的臆测,或者红楼梦读多了。


这个想法并不荒唐,毕竟郁达夫说过,杭州有两样东西最多:蚊子,和尚。西湖晴雨处,三台云水间,徘徊着乌泱乌泱的饥饿的蚊子,晃荡着走投无路、落发出家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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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说法,是李叔同的儒家理想透支了,精神破产了。维新未遂,革命不成,启蒙无望,文教救国又如高原打井。他在《金缕曲》感念: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修齐治平,经事济世,当真冥冥也,渺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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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渺渺是李叔同早年偏爱的字眼,化自宋玉的《小言赋》。他当年正是以一篇《拟宋玉小言赋》,挤进沪上文坛的弄堂。在后来的《世梦》歌中,他唱道:蒙蒙然,冥冥然,千生万劫不自知。‍

 

这个说法亦有局限。若把经事济世单纯看作儒家理想,那么李叔同从未放弃这个理想。出家多年之后,弘一法师以其名动天下的道义和威仪资粮,发起和参与了大量护生救国、大众启蒙运动。他做了和尚,并非以一个出世的念想替代了入世的理想。


1918年正月,他曾小住虎跑寺,为母诵了几通地藏经,开学回来便已决意出家了。这出家如同回家一般,像临时起意,又自然而然。


第三个说法来自丰子恺。作为李叔同最亲近的学生,他认为自己的老师跨过人生的两截台阶,出家便是登上欢喜的第三层了。

 

第一层是物质生活,谋个衣食安稳和尊荣富贵,这也大不易,那些懒惰或无力者便停在这一层;第二层是学术、文艺、审美的精神生活,由稳当当的日子超越至美滋滋的生活,糊口让位给美感;还有“脚力大”的少数人,定要越上第三层,便是灵魂的生活。李叔同正是独上高楼的那一位,离尘远了,眼下华枝春满,顶上天心月圆。


上了高楼、到灯塔去的弘一法师,并未像蔡元培、章太炎、吴昌硕、马一孚、潘天寿、吴梦非等友人设想的那般,演一出才子出家的潇洒故事。文人亲近佛教,大多偏好流水行云、花开自在的禅宗。玩够了,放下了,做一个无事行者和无心道人。再写一首诸如若无闲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禅诗传诵开来,那就真风流、更风流了。


弘一选择了修行最苦最严苛的律宗。从剃度到1942年圆寂,二十四年精严持戒,从无毁犯。抄书不忍写“杀”字,坐椅子之前都要摇一摇,以免误伤蚊虫。两餐茹素,过午不食,后因菜价上涨,竟连香菇菜心也不吃了。虽有丰子恺、夏丏尊时常供养,每月只花几毛钱,字写在毛边纸上,衣及百衲,不费一文。


‍弘一平日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亦不多发一言。访者殷勤求告,他开口便只有四‍字:老实念佛。故人来信,便告知邮差“此人他往,原址退回”。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那个囊底宝刀如雪、双手裂开鼹鼠胆的革命青年,那个情长游丝短、酒醒月痕低的公子哥,不见了。大师渐成,大事已办,大势将至。


江湖晦暗,黑风狂肆,他在古庙里点灯。

 

张爱玲也要来拜访的,但是她不敢。“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李叔同的冷峻、精严、陡然转身和不留余地,引发了各种猜测,以至于出现了双重破产的传说。丰子恺的说法靠近真相,却也难以解释他何以从热腾腾的尘世,义无返顾地投向清冷苦行的律宗。

 

1920年代,越风社邀请弘一法师讲讲出家因缘,他便写了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通篇并无一条大道理,只说民国七年正月小住虎跑寺,开学时穿了僧衣返校。学生夏丏尊说,老师,不如出家吧!他便果然出家了。平淡转身,如游子归家,既无告别的谢幕,亦无转场的锣鼓。‍

 

大约从2007年起,我凭了断断续续的十年机缘,把弘一法师在杭州、绍兴、温州、厦门、青岛等地停驻的寺庙走了一遍。出青岛湛山寺的时候,新霁初散,夕阳从夏花移向法堂。要不了多久,圆月就映了天心,花枝就挂了果实。

 

所以,并无急遽的转身,亦无可攀附的楼台。只是果子熟了,要落下来。这真是一场悲欣交集的轮回。‍


以上。长白磨字。

来源于“胡长白”微信公众号

胡百精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兼任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与公共传播,主要著作有《说服与认同》、《公共关系学》、《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中国公共关系史》和“中国危机管理研究年度系列报告(2005—2014)”等。曾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教育部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人文社科类)、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荣誉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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