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正式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美国前贸易代表Mike Froman等出席了全体大会，大会主题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本届博鳌论坛“见证”了全球此起彼伏的民粹主义现象，逆全球化的声音不断。周小川此次表达了他对于自由贸易的支持，“我觉得任何关税的安排应该是支持贸易的，而不是阻碍贸易。”周小川提及：“全球化是已经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我们必须要直面这样的现实，不是我们欢不欢迎全球化的问题，就像是社会和经济挑战一样，这是一个我们不可避免的已经在发生的现实。”
针对Mike Froman提出正在酝酿的边境调节税(BAT)是增值税(VAT)的观点，朱民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边境调节税本质不是增值税,不应出现在政策的选择之列(off the table)。
关税应该支持贸易
当被问及美国的政策变化，Mike Froman表示：“很多双边和区域性的自贸协议正在谈判，比如亚洲一体化的推进等等，达成更广泛、开放的自由贸易协定仍有空间。”
但他也表示，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美国民众中间有种愤怒，有时在欧洲也存在，全球化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奏效的。
但在金立群看来，“似乎有人在全球经济中受损，但我想强调的是全球化经济中并没有输家，尽管受益程度可能不同。”亚投行本身就展现了当前全球的互联互通性以及各界拥抱全球化的态度。
“亚投行有57个创始成员国和13个新加入的成员国，今年还有15个国家将会加入，大家共同的愿景就是促进联通性，铺砌一条共同的道路，共享成果。”金立群称。
周小川从中国的改革战略选择出发评析了目前的争论。他称，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那场讨论中，中国有一场关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还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辩论，以此来衡量中国是否要对外开放，以及以多大力度对外开放。他称，一开始，有很多看法偏好进口替代战略，但是仔细比较国际经验，进口替代的战略事实上效果不好，这和全球化有直接联系。
周小川分析道，由于目前电信和交通的成本日益低廉，同时数字化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情景，信息、人员的流动也更加频繁，因此全球化是已经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我们必须要直面这样一个崭新的现实。
周小川进而认为，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资源分配理论，当你使用一种政策支持某一个领域，比如制造业领域，就要转移其他领域的资源(如服务业)。“这种资源的再分配，不管有没有效率，这种人为干预式的资源分配可能是有问题的。”他说。
“我觉得任何关税的安排应该是支持贸易的，而不是阻碍贸易。对中国来说我们执行开放政策多年，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想鼓励出口，就应该让出口商自由选择进口的原材料和技术。如果对进口设限，又怎么能够形成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呢?又怎么能够在进口的原材料、技术、人力资源方面形成一个最优选择呢?”周小川表示。
在他看来，如果任何政策对进出口的任何一端存在歧视，最终是无法形成最好产出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经验，周小川以影音设备行业为例称，上世纪80年代中国逐渐允许该领域较自由地进口，国内该行业得到发展，达到进口替代的效果，现在中国在这一领域出口很多，这些现象都是基于市场选择发生的。
边境税不是增值税
朱民在全体讨论中阐释了全球化的联通在金融市场的体现。他称：“例如亚洲和美国股市，20年前只有15%的关联性，美国和中国股市则完全是分割的，但是现在亚洲和美国股市已存在85%的关联性了，这是难以想象的。”
而另外一个影响就在于溢出效应。“比如说一个主要发达经济体，如果其GDP有1%的变化，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新兴市场有0.44%的变化。如果新兴市场的GDP有1%的变化，那么你就会看到发达经济体要受到0.2%的影响。”
针对眼下各界极度关注的美国政府讨论推出的边境调节税（BAT），大会嘉宾给出了各自鲜明的看法。
边境调节税也被称为特朗普“贸易战”的一部分。分析师预计，在当前边境调节税的设想下，企业需要为进口品额外支付20%的企业税率，而出口产品将有12%的税收减免；研究测算显示，这就等同于美元贬值15%。如果其他保持不变，美国贸易赤字将下滑2%，相当于4000亿美元，也即美国贸易赤字将被完全消除。然而在WTO框架中，边境税调节属于进口歧视。
对此，Mike Froman表示：“美国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不同，没有VAT(增值税)，这样进口的时候就存在边境税的调节，边境税的调节跟VAT的性质差不多，当然美国还没有做出最终的设计。”
朱民则提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他称：“边境调节税并不是用来代替VAT的。边境税实际上对于自由贸易而言是不利的，更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不良影响，因为美国如果有了边境税，我相信其他国家也会迅速做出一些反应，因此我认为这是全球化的的一个很大的风险，而且这不利于美国自身利益。” 他认为，边境调节税不应出现在政策的选择之列。
对此，周小川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边境税的调节空间有限，事实上是对公司税的调整，而公司税不是间接税，和VAT不同。所以拿VAT说事本身存在问题。
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的时刻，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变得尤为重要，周小川表示，期待在今年7月的G20峰会上，能看到就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更明确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