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8日，
中美两国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
史称《上海公报》。
从此，两个大国伸出的友谊之手跨越了太平洋，
中美关系迈向了正常化。
今年，恰逢《上海公报》发表45周年。
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
回忆一下，
近代以来美国人与上海之间的渊源联系。
美国人初到上海
美国人与上海的不解之缘，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是不少美国人移居中国的目的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在上海最初的身份只是外国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上海的美国人认同西方文化传统，与上海其他外国人维系着简单的友情，发展着松散的合作。
得益于外国飞地提供了亲近环境，在上海的美国人并没有赶紧在城市中建立一个单独的民族社区。他们喜欢加入英国社交生活场所，穿梭于总会、酒吧和教堂。中国人嘲讽这些美国人为“半吊子英国人”。英国生活方式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舒服，以至于他们在建立共同体机构方面落后于上海的其他外国人。
美国移民在上海的增加与中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吹嘘，除了马尼拉，上海美国人社区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共有4000多人。
战争期间的贸易扩张导致这次移民潮，所以来到中国的美国移民主要是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
这些移民包括许多大公司的代表、独立的小商人，他们在数量上构成了1915-1920年美国移民中的大多数，当然包括大量的妇女，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立德把这个现象叫做“女性入侵”中国。
这些“美国女孩”通过出国以逃避狭隘的家庭生活。她们出现在那些带着“一夜暴富”的美国淘金者面前，结婚的几率也就倍增了。二战后，家庭变成了在上海美国人的基本生活单元。
随着数量的急剧增长，在上海的美国人从最初一般意义上的外国人和西方人的身份，变成特定意义的美国人。他们愈加关注国家民族的存在，颂扬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正如美国亚洲协会上海分会在1921年所表示的，在上海的美国人寻求，“把上海变成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而不只是根据条约终身保有的一个生存地点”。
当美国游客哈里·弗兰克于1923年到达上海时，他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市政中心”：它建在法租界贝当大街和南路易多佛路交界处，在那里有上海美国人学校和（美国）社区教堂，两处紧挨着，距离许多美国人的住所都很近。
上海美童公学、社区教堂和美国总会，
这三个机构位于上海美国人社区的主要建筑区。
20世纪20年代初，由传教士们控制的教堂吸纳了所有美国人，总会的功能是美国商人的活动中心。学校则是连接美国人社区的首要元素和桥梁。伴随战时的移民，美国儿童的比例急剧增加，从世纪之交的10%上升到1925年的近25%。到1918年，随着战时和战后移民潮而涌入的儿童，已经使得这所在1912年由传教士建立的小小的上海美国学校人满为患，老旧的建筑也已难以满足需要。
“社区教堂”，即今天的衡山路国际礼拜堂，
它原本叫做“美国唱诗社”。
成立于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前两周，
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产物。
由于英国俱乐部教堂中对自己国家的批评不断让人感到不快，在上海的美国人组成了这一新的团体，他们在位于法租界中心的贝当路上购买了土地，就在上海美童公学的街对面，对于这个城市中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易于造访。
上海美国总会，
是在旅沪美国人中最出名的社交场所。
历史上，社交俱乐部是美国社区发展的重要步骤。建在福州路上的美国总会，1924年11月竣工。1925年3月的竣工仪式上，总领事坎宁安宣布，“美国社区已经清晰和完美，即使对那些最怀疑的人来说，美国社区打算在上海一直呆下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在沪美国人的苦日子
1937年，淞沪会战大炮的轰炸声以及空袭警报声所引起的恐怖穿透了这座国际都市的心脏。起先，大部分在上海的美国人并未预见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还只是将其划归为无数次“东方人”之间打斗中的一次。很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 “黑色星期天”（1937年8月14日）这天急转直下。
日本对上海市区轰炸，造成了上千平民的死亡，这其中就包括了《教务杂志》主编美国传教士乐灵生、日本问题研究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赖肖尔等多名美国侨民。危急时刻，沪上美国人热切地希望自己政府能够出面保护侨民，谴责日本的野蛮侵略行径，得到的回音却是“绥靖”，美国政府劝导敦促国民如无必要立即离开上海。在上海的美国人口锐减，最终大约不到2000人坚持到了上海“孤岛”时期的终结。
1941年12月7月清晨，太平洋战争拉开序幕。
日本军队随即进入并占领上海租界，正式宣布美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敌性国”侨民。1942年1月20日，日军宣布对上海英美等国侨民进行人口登记。其时，上海有美国人1369名。
日本占领当局规定，从10月1日起，敌国侨民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臂章宽10厘米，上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A。同时规定，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其中有反日、反战倾向的美国人受到了日本宪兵的非法拘禁，备受折磨，其中包括著名美国记者、《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他因严刑拷打而致双腿残疾。1943年初，大约有700名美国人被关押在闸北，浦东以及海防路等为寓沪外侨专设的集中营中。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上海各集中营被收容的美国侨民经历了两年半的监禁生涯。原来衣食无忧的他们此时必须为继续生存而承担繁重的体力劳作：洗菜、做饭，手洗衣服，清倒垃圾以及清洁厕所，在此过程中还必须忍受日本士兵殴打、威胁、恐吓。到了1945年春天，闸北集中营的美国囚犯一般每天只能得到一顿饭，而且，这顿唯一的饭菜也经常是不能食用的。艰辛，不确定性和过度拥挤使得同狱犯人充满恐惧，变得贪婪，不时发生冲突。炼狱生活也涌现了不少勇士。餐馆老板吉米·詹姆士在闸北集中营厨房诚实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病魔把他打跨。埃里克·施密特和其他一些人为孩子和成人开办了学校。他们举办了各种展览，秘密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以鼓舞人们的斗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约有4000多名美国人返回上海，打算重建诸如总会、学校和社团机构等，意欲重温旧梦。但此时上海已不再是1937年前的那个上海了，“美兵打死臧大咬子事件”一出，美国在华声望跌入低谷，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美国人在上海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1948年底，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南进，美国领事馆建议本国公民立即撤出上海，除非他们“非得留下来”。
自领事馆首次发布警告信息以来的8个星期之内，有超过 1400名美国人离沪。
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炮轰英国护卫舰“紫云英”号之后，更多的美国人离开了上海。
5月25日，当解放军到达上海时，总领事约翰·摩尔斯·卡伯特估计，在这座城市里，还有1200名美国人留守。
《上海公报》的字斟句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政府对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抱有强烈的敌意，两国外交中断，一度长达20多年。
1950年3月，美国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来华撤侨。1950年底，按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的《上海市外国侨民登记办法》办理的在沪外侨中，美国人仅剩236人，中美关系进入冰点。
冷战年代，国际局势斗转星移，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我们实不能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无限期地继续处于关系不友好的状态。”
1971年3月，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来华进行友谊比赛。在小小乒乓球带来的契机中，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自上海入境访问中国。在2月21日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对谈中，毛泽东十分风趣地与尼克松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72年2月21日。）
2月27日上午，尼克松总统一行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在一部开式双柱冷挤压机前面，尼克松试着按了一下启动按钮。当加工样品被取出时，周恩来一语双关地说：“你这是按了建设性的一钮。”尼克松高兴地说：“对，我按的钮是建设性的。”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轻松游览的背后是《上海公报》中英文内容的字斟句酌。双方曾经交锋激烈。
1972年2月25日，乔冠华和基辛格就公报中台湾问题敲定行文如下：
美国方面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第一版。）
2月27日，中美双方在锦江饭店核对全部中英文本，最终完成《联合公报》。但美国方面没有带印刷设备，因此，中方承担中英文两种文本的印刷工作。当时处于“文革”时期的上海外文印刷厂仍处于瘫痪状态，上海市方面把几位外文排版的老工人召回来，临时上阵，奋战一宿，配合几位英文翻译才完成清样。
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上海公报》
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时至今日仍然昭示着中美关系的未来。
它是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报》的基础，
同后来的《八一七公报》
简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迄今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石性文件。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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