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烈士小传】
袁国平，1906生，湖南宝庆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曾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长征到达陕北后，袁国平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抗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等职。
1938年3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在突围时牺牲。
【口述人】
袁振威，袁国平烈士之子。
在海军指挥学院的家属区内，记者见到了今年77岁的袁振威教授。老人家身体硬朗、笑容可亲，有一种儒雅的学者气质。听说寻访组要来，他提前找出了珍藏的老照片、家书和史料文集，放了满满一桌。当天的采访，也是迄今为止寻访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回忆起父亲，老人家感情的闸门如决堤的洪水一般，足足讲了5个多小时。
父亲才华横溢，曾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
“父亲从小口才出众、文采激昂、善于谋略，曾是田汉的得意门生。”袁振威说，父亲1926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就著文批判当时资产阶级的腐朽习气。1930年6月，工农红军第3军团成立时，父亲担任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创办了《红军日报》，筹措军饷40万银元等，深得军团上下的赞许。
他说，父亲的才华是得到公认的。“顾鸿老将军曾是随父亲从延安来到皖南的新四军老战士，他曾回忆道，‘袁主任作报告，大家都爱听。（下转A2版）
（上接A1版）战士们常常听了他的讲话后群情激昂，一个个摘下帽子就往天上扔。’”
193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称赞“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陈毅伯伯就对我说，‘你爸爸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体创作的。’”袁振威说，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在一次会议上，他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一起制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发展方针，大家都非常兴奋。叶挺提出：“我们应该写一首军歌反映这个方针。” 项英当即表示：“国平是作词的行家，军歌的创作就由国平来抓”。并明确了军歌的创作要求。
“父亲按照项英的要求，遂在军部征集歌词。并与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朱克靖、马宁等同志一起集体创作了歌词。”袁振威说，军歌定稿后，署名集体作词，在《抗敌》杂志上发表，其后传唱中华大地。
为不连累战友，负伤后他壮烈饮弹自尽
1941年1月7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在奉命北移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中被叛徒杀害。在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队继续突围北撤。
“14日晚，在激战中，父亲身中4弹，跌倒在树丛中。当他被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及战士们发现时，已是血肉模糊。他睁开眼睛，吃力地对李甫说：‘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不要管我了！’战士们不肯把首长丢下，就用树枝简单地扎了个担架，抬着他走。第二天清晨，他们赶到青弋江边，渡河时被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射来，战士一个个倒下，父亲也掉进水中。战士们前赴后继地把他抬起，一边回击敌人一边强渡，激战约40分钟才到达对岸。此时，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袁振威说。
袁振威说，父亲在渡河时再度受伤，战士们喊了半天才醒来。他挣扎着把笔记本和7块大洋交给李甫，断断续续地说：“不要管我了……否则一个都出不去……替我向组织上汇报。”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就在战士们泣不成声时，父亲悄悄摸出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用年仅35岁的年轻生命，践行了他说过的“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两岁就没了父亲，我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
袁国平的妻子邱一涵，是为数不多的走完长征的女红军之一。两人1929年结婚，育有3个子女。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无暇顾及幼小的孩子，只能忍痛把他们送回乡下寄养。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先是由外公外婆照料，后来因在逃难中两老相继去世，大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二姐因贫病无医而夭折。”袁振威说，他的出生，给父母亲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和欣慰，但为了抗日，父母还是没法把他留在身边。“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了老家湖南宝庆，由奶奶抚养。我不满两岁时，父亲牺牲了，听闻噩耗后，奶奶哭瞎了双眼。日本鬼子侵占家乡后，我们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我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
袁振威说，1946年，母亲经组织批准，托人寻找他们祖孙俩。“来人找到我们时，我肚子上长了个大脓包，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地蜷缩在奶奶的怀里。他们赶紧把我送进了医院。病愈后，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她不忍心告诉我真相，只说，‘你爸爸在外地’。”
后来，袁振威随母亲到了济南，就读锻店小学，这是一所以农民孩子为主的乡间小学。“母亲认为，这样的学习环境更能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她一直没有告诉我父亲的真实情况，有时候我问起来，她只说我父亲是炊事员，随部队在前方打仗，并且语重心长地教导我，革命队伍里工作，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后来我知道父亲的真实情况后，她也一再提醒我，不要把父亲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
“母亲因战斗负伤、积劳成疾，于1956年病逝，年仅49岁。民政部为她颁发了烈士证书。母亲没有对我的生活做过任何安排，然而，她的谆谆教诲‘忘记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是留给我的最珍贵遗产。”袁振威说。
牢记父亲遗志，一生献给祖国海军事业
“我出生前，父亲受命执行一项危险任务。临行前他对我母亲说，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小名就叫‘浣郎’，是“皖南”的谐音，让我记住皖南，记住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并说，‘长大了要他去当兵。’”袁振威说。
袁振威在父母亲精神的激励下，学习十分刻苦，考上了南京工学院，后来又进入哈军工海军工程系学习同时参军。毕业后一直致力于祖国的海军事业，在高校从事过教学、科研，到工厂、研究所当过军代表，还参加过抗美援越作战。
46岁那年，袁振威进入海军指挥学院任教，曾任作战指挥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全军指挥自动化专家委员会的首席专家，主持过诸多海军作战指挥领域的重大课题研究，获得过国家级和许多军队级奖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袁振威患上了严重的胆囊炎，可他从未把它当回事。第二年，他主持海军一项重大科研任务，根本无暇考虑手术。第三年，他的胆囊炎发作频率越来越高，有一次差点晕倒在讲台上。“后来实在痛得不行，才被送到医院手术。此时，我的胆囊已经像只溃烂的茄子了，医生说再迟一点就要穿孔，十分危险。”他说。
袁振威甘为“人梯”，潜心培育了一批全军知名的教学骨干。而他，却一次次把奖励的机会让给了别人。有人问他，这么拼命，到底图个啥？“父亲曾说过，‘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这，就是我做人的基本准则和人生动力。”袁振威说。
本报通讯员 张洪 本报记者 李子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