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遗址发现大量金饼
正在进行后期清理保护的海昏侯墓文物已分离出10万余枚五铢钱，其中发现1枚“错版”五铢钱。1月9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文物保护组组长向外界透露了这一细节。
去年10月，集帝、王、侯于一身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结束，海昏侯墓已进入后期的文物清理、修复和保护阶段。相关考古机构频繁发布相关消息，媒体与公众持续关注，海昏侯墓遗址发掘引发的热潮仍在持续。据了解，以海昏侯墓为核心的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已经出炉，预计总投资达到120亿元，预计2019年开放。
2个多月前出版的《海昏侯刘贺》，可视为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学术研究的余绪。这部首印一万册的书几乎被订购一空，辛德勇也有些意外，“说精彩的话，也是刘贺的故事（精彩），这段宫廷政治足够精彩。”史料典籍中对刘贺记载不多，这恰好引发了辛德勇的书写冲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他说：“如果直接记载很多，一清二楚，我也根本不会写这样一本书。”在《海昏侯刘贺》中，辛德勇通过最常见的史料《汉书》、《史记》交叉分析，通过汉武帝、霍光、与汉宣帝的活动，勾勒刘贺所经历的那段。他希望让人们看到刘贺的性格、行为的原因，以及决定其命运的基本因素。史料罗织的背后，也隐藏着对关于海昏侯墓种种推断的回应或矫正。
《海昏侯刘贺》共7章，其中对刘贺的专门讨论仅两章。全书始于祖父汉武帝晚年的感情生活与政治作为，终止于刘贺的去世。“如果把从汉武帝晚年到汉宣帝执政时期的历史看做一场宫廷政治大戏，刘贺仅仅是一个比较偶然的小插曲，是一个主线之外微不足道的人物。”在武帝、霍光、宣帝支撑的宫廷里，人们能够看到，刘贺的命运是怎样在出生之前便已埋下线索，如一叶浮萍，一次次被权力风暴所吞没。
辛德勇读《汉书》时，刘贺从来都是一个被他略过的人物。直至10多年前因为一枚写有“本始六年”的敦煌汉简，刘贺才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据《汉书》记载，汉宣帝时，“本始”这个年号仅用了4年，接下来用的应该是“地节”年号。王国维注意到这一矛盾，仅留下“其中必有因”的评语，便溘然长逝。
2013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建元与改元》收录了辛德勇对这一疑问的考证。他认为：“宣帝继位后，霍光掌权时期，依然是六年一改，象征着这是霍家天下。”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本始六年”(前68年)霍光去世。据辛德勇推测，也在这一年，亲政后的汉宣帝立刻更改年号。他下令将“本始”改为“地节”，并且溯及既往，将改元当年定为地节二年。这就解释了《汉书》记载与出土汉简出现差异的原因。
在宣帝之前被霍光迎立为帝的刘贺也由此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刘贺)的继位和退位，与汉宣帝的继位是有直接关系的。”根据《汉书》等史料记载，他详细呈现了霍光迎立刘贺又发动政变的过程。
同样被霍光拥立为傀儡，宣帝成为营造西汉中兴的明君，刘贺却被扣上了“行昏乱”的恶名，黯然离去。在辛德勇看来，“刘贺是更有优势当上皇帝的，不仅长一辈，他还带了200个自己人一同进入未央宫，宣帝基本是孤身一人。”他认为，刘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憨傻”、“不精明”。“比如，他下令把长乐宫的禁卫换了，那是守着太后的，这样一来，谁都知道他要干嘛了。这就是逼着霍光动手了，霍光本身就非常精明，不到这一步他也不会动手。大臣废皇帝，怎么粉饰，都是没道理的。”
梳理《汉书》中对刘贺数次正面或侧面描绘，让辛德勇笃信其中的一条评语“清狂不惠”。因忌惮被遣返昌邑的刘贺，宣帝掌权后曾派出心腹张敞出任山阳太守，监视刘贺。“清狂不惠”之说即来自于他贴身观察所得。辛德勇推断，听闻这个消息的宣帝才知刘贺不足忌惮，第二年封刘贺为海昏侯，移至豫章郡。
辛德勇从人物一连串的行动中拼凑行为逻辑。在他看来，与刘贺的“清狂不惠”相比，宣帝则沉稳老辣。在霍光钳制下隐忍多年，霍光死后，宣帝的态度更是耐人寻味。“汉宣帝就从未否定霍光，因为他知道，如果霍光是非法的，那么他的皇位也是不合法的了。”他感叹：“霍光大奸大恶却能以大忠大贤的形象留存于清史，便是当时宣帝似此称之、后世复有班固与司马光一辈史家信而从之使然。”
如今海昏侯大墓打开，文物相继呈现在眼前，辛德勇却显得平淡。“没有特别大的东西带来很大的触动和意外。也没有让我感觉到文物中体现出来的刘贺与《汉书》中的刘贺有什么不同。”作为历史学者，辛德勇说：“一个发现是否重要，只取决于你要研究的问题。当然，一定要比较的话，海昏侯出土了大量金器，财富无疑是很多的。”围绕着成为新闻热点的海昏侯墓，种种推测纷至沓来，其中不免出现混乱。辛德勇密切注意着这一切。这本《海昏侯刘贺》也是为了“提供给考古工作者一个了解这段历史背景的资料。”
辛德勇说，考古新发现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
考古人员提出一些基于出土文物的猜测，与史料记载有所出入，经由媒体传播，尤其夺人眼球。比如孔子出生时间、制作蒸馏酒的年代、刘贺的真实人格等。辛德勇担忧其中会产生误导。“搞历史研究的人，是很感谢考古工作者的，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不容易。”辛德勇告诉第一财经。“在北京做展览，以及积极的宣传，这项工作是非常好的。不过，我觉得，有些问题的解释要慎重、严谨一点。”
“孔子出生年代的问题，出土铜镜的铭文和之前典籍记载不一样。这就需要分析了：从时代上看，传世文献中的记载都比海昏侯墓的年代记载早。从典籍的权威性看，《公羊传》、《毂梁传》等典籍都比这面铜镜背后的铭文要权威。”辛德勇说。
对蒸馏酒制造历史的推测，在他看来则是有悖常理的。“关于蒸馏器的推论，社会公众肯定相信。但绝大部分人一喝酒会有瘾，这种技术是绝对不会轻易失传的。又怎么会从1000年以后重新从西域传入蒸馏制酒技术?”
考古实物与传世文献可能出现悖逆，辛德勇强调文物的研究还是要结合历史。“总的来说，考古新发现，大都只能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就海昏侯墓而言：“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文字铭文、简牍文书，只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西汉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不能甚至根本无须期望对《汉书》记载的有关刘贺的基本史实做出什么翻案文章。”他在书中写道。
对史料的轻率否定其实包含整个社会的娱乐化倾向。辛德勇坦言，自己并不知道这些推论公布的具体场景。“或许当时考古工作者是有其他语境的，但站在新闻工作者的角度，特别希望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引用。这还是整个文化生态的问题，如果有层次比较高的媒体来严谨地处理这些问题，我想层次比较高的人也会选择这样的媒体。这里面也有一个受众习惯的问题。”
学术界也同样有着追逐新出土文物的风气。这两年“新材料、新发现、新方法”成了很多学术会议的标题。辛德勇觉得，新出土文献大家抢，因为总能出成果。真正的疑难，过一万年也总有文章可做。有人看不出来，只是因为没花功夫。“很多人觉得，谁聪明，谁能看到问题。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谁更花笨功夫，谁能发现问题。 让人把学问做好的，不是什么神秘的方法。越不想花力气的人，越希望走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