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鹅纹流行千年 “书圣”功不可没
原标题：鹅纹流行千年 “书圣”功不可没
吉祥纹饰系列
在先秦和两汉时期，鹅只被人们视为一种普遍家禽。自王羲之爱鹅的故事广为流传后，鹅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出现在各类艺术品和工艺品上，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文/图 钟葵
鹅一直是餐桌美味
未进入吉祥物之列
中国历史上许多动植物纹饰的流行，都与神话故事或某些名人的传说有关。如蟾蜍纹之所以盛行于古代，是因为在先秦时期已有了嫦娥奔月的传说，古人认为月中蟾蜍的前身就是嫦娥。又如蝴蝶纹的流行，是“庄周梦蝶”、“梁祝化蝶”等寓言和传说直接催生出来的。而本文要介绍的鹅纹也是这样，这种普通家禽纹饰在唐以后的异军突起，主要原因是书圣王羲之的带动，因王羲之爱鹅，使鹅变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而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青睐。
虽然我国养鹅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但在唐代以前的出土文物或传世品中，鹅纹饰却甚为少见。正因为如此，妇好墓出土的片雕玉鹅、西周时期的圆雕玉鹅、秦始皇陵园七号陪葬坑出土的青铜鹅、四川汉代墓葬出土的陶鹅等文物，都是难得一见的鹅纹艺术珍品。鹅纹物品的稀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鹅在先秦两汉时期只是一种普通家禽，人们只把它视为餐桌上的美味，还没有进入吉祥物之列。它虽然由雁驯化而来，在外形上与天鹅相似，但其文化内涵却不能与鸿雁和天鹅相媲美，因而所受到的“待遇”也有天壤之别。
王羲之为鹅抄写道德经
雁是典型的候鸟，每年秋分后南飞，次年春分后北返。加上鸿雁飞行有序，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伦理和礼仪的象征，《周易》称“其羽可用为仪”，在周代的婚姻礼仪中，新郎迎娶新娘时，必须“用雁为贽”，称为“奠雁礼”。天鹅在古代被称为鹄、鸿、鸿鹄等，在古人心目中也是高大上的鸟类，“鸿鹄之志”是志向远大的象征。而鹅在古代连一个正式的名称也没有，长期依附于雁，被称为“舒雁”，先秦时期甚至直接呼鹅为雁，直到南宋，人们还称鹅为“舒雁”，或称“家雁”，毛为褐色者则称为“雁鹅”。古人见到鹅，就产生了食欲，如《庄子·山木》：“故人喜，命竖子杀雁（即鹅）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到了东晋时期，鹅的“命运”忽然有了转机。此时名门琅琊王氏出了一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他有一种癖好，就是特别爱鹅。据史书记载：“（王羲之）性爱鹅，会稽有故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息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
王羲之爱鹅只因取法自然？
王羲之为什么如此爱鹅？因史书没有解释其中原因，便引起了后人诸多猜测。王羲之出生于道教世家，信仰天师道，一些学者便认为，王羲之作为一个道教徒，必然会经常服食丹药，以求长生不老，但服食丹药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甚至会损害内脏，而鹅在中医学上有解五脏丹毒的功能，因此历来受到道家的重视。那位山阴道士养鹅及王羲之“写经换鹅”的目的，都是为了吃鹅肉滋补身体。
但书画界多不同意这种猜测，认为王羲之爱鹅并非为了口腹之欲，否则当会稽孤居姥烹鹅以待时，绝不会“叹息弥日”。王羲之之所以爱鹅，是因他从鹅的体态、步态、拨水的姿势悟出了用笔的技巧，也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取象自然、师法造化的经典案例。如北宋画家郭熙云：“说者谓王右军喜鹅，意在取其转项，如人之执笔转腕以结字，此正与论画用笔同。故世人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盖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
北宋学者陆佃亦云：“（鹅）长脰善鸣，又善转旋其项，古之学书者，法以动腕，羲之好鹅者，以此。”清人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引用时人黄小仲的议论说：“余学汉分而悟其法，以观晋唐真行，无不合者。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包世臣还作诗咏执笔与鹅姿的关系：“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气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
因王羲之做过右军将军，故人称“王右军”，因王羲之爱鹅，人们爱屋及乌，对鹅也格外青睐，甚至称鹅为“右军”。受王羲之的影响，唐宋以后的著名书画养鹅画鹅成风，如唐代著名书法家李群玉“善草书，性喜养白鹅”。宋代著名花鸟画家崔白、滕昌祐、赵孝颖、丘庆余等人都工画鹅，据《宣和画谱》记载，当时御府藏有崔白的《杏花双鹅图》、《秋塘双鹅图》、《白莲双鹅图》等；滕昌祐的《牡丹睡鹅图》、《芙蓉睡鹅图》等；赵孝颖的《莲陂戏鹅图》及丘庆余的《雁鹅图》等数十幅，可谓洋洋大观，可惜流传下来的甚少。
松赞干布以鹅代雁作为女婿进见礼
有趣的是，就连王羲之爱鹅这个历史典故，也成为了一个后人常用的吉祥艺术题材。《羲之爱鹅图》不仅出现在绘画上，还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瓷器、玉器、家具等器物上。宋代的马远、明代的陈洪绶、清代的任伯年等，都是画《羲之爱鹅图》的名家，且均有作品流传至今。而早在宋金时期的磁州窑瓷枕上，就出现了“王羲之爱鹅”的画面，随后的元明清时期，这个画面一直是瓷器上雅俗共赏的纹饰。同时，人们还将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鹤的典故组合成画，名为《四爱图》，成为明清时期瓷器、家具等常用的组合图案之一。此外，受“羲之爱鹅”之风影响，古代的文房用具也“鹅味”十足，常见有鹅形砚、鹅形水盂、鹅纹笔简等，这些文房用具都是古代读书人的心爱之物。
隋唐以后，鹅在吉祥文化中开始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因雁是候鸟，常年迁徙不定，不易得到，古代传承下来的“奠雁礼”，严格执行下来也不容易。于是，人们便想起了由鸿雁驯化而来的鹅，逐渐在婚礼中以鹅代雁，“奠雁礼”变为“奠鹅礼”。据记载，婚礼中以鹅代雁在唐代已流行。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松赞干布随后派使者献上一只用黄金铸成的鹅，意在以鹅代雁，作为女婿进见之礼。当鹅成为婚姻的媒介之后，它自然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物了。正因如此，在先秦两汉时期甚为少见的鹅纹饰在唐以后逐渐多见，如唐三彩中出现了鹅形尊，北宋定窑中出现了游鹅纹碗等。
对鹅的吉祥含义，人们还进行深入挖掘。因“鹅”与“我”谐音，鹅回头团身时形似如意，人们便将回头鹅造型理解成“我如意”。因鹅顶头红，人们便将红色的鹅顶理解成“鸿运当头”。近代以来，鹅含如意、童子抱鹅等寓意吉祥如意的造型颇为流行。《吉祥艺术》版平时逢周日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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