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丝绸之路造就长安的繁荣昌盛
西安古称长安，为名闻海内外的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纵观中国历史，数千年共出现215座古都，看起来似乎分布的散漫无序，然而绝不是凌乱的杂凑，而是诸多因素合成的结果。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条件虽好，但在原始开发初期，水乡泽国和茂密森林使手持原始工具的人们难以开垦更多的耕地，整个淮河以南，直到东汉末仍处于地广人稀的落后状态。关中平原在黄土母质上发育的土壤疏松肥沃，易于原始工具开发，八水绕长安提供了丰沛的水源，四季分明，病虫害难以越冬，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
谁把握了关中平原就意味着谁控制了天下。加上中央王朝经营重点来自西北，皇室的社会基础又多在北方，定都南方不仅有鞭长莫及之感，也缺少符合古人建都标准的形胜之地以及会产生偏安的习惯心理，唐代以前的大多数王朝将都城定在关中平原的明珠，先后有西周、秦、西汉、王莽、汉献帝、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此，累计时间达1066年。如果将西汉末刘玄的“更始”三年、绿林赤眉的两年、黄巢的大齐四年以及明末李自成的大顺两年所建的政权也计算在内的话，应当为累计1077年的十七朝古都，列我国七大古都之首。
各国不同的异质文化注入华夏文化肌体
汉代随着丝路的开通，前来中国的使者和商人络绎不绝，有希腊人、印度人、大月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罗马人，其中不少人滞留在都城长安，甚至出现了专管蛮夷商贾的行政机构大鸿胪和一条专供重要商贾居住的蒿街。他们传来了外域的乐器和舞蹈，长安上空响起了波斯的琵琶声和印度的笛声，外来的舞蹈都以矫健的姿态表现跳跃翻腾的动作。杂技中的走钢丝、倒立、扛鼎以及吞刀、吐火等幻术也出现在街头上。长安城设置有东市、西市等9大市场，市场内“胡货”异常繁多，费尔干纳盆地的葡萄、苜蓿、大蒜，石国的石榴，波斯的胡桃，埃及的胡瓜，印度的胡椒和生姜，索马里的没药、芦荟，东非的紫檀，罗马的火浣布，东罗马的珊瑚、琥珀，丰富了长安人的生活。汉武帝后宫的外囿饲养了西域来的巨象、狮子、鸵鸟、汗血马，让长安人开阔了视野。这些各国不同的异质文化，犹如新鲜血液注入华夏文化肌体，使脉搏跳动更为雄健有力。
到了盛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新水平，不少外国人成为唐政府官员，如波斯人李元谅，官至尚书左仆射；印度人罗好心，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赏胡乐、穿胡服、品胡食成为长安最炫时尚风。以善跳婆罗门舞见长的米国人和琵琶名手曹国人曹保，其故国都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境内。胡服则以中亚和波斯风格为主，穿戴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的吐火罗人的长裙帽、小袖袍、小口裤竟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胡食也让长安人大饱口福。长兴里有专卖中亚传统抓饭的毕罗店。康居国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草原，“其水土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自汉代就流传于长安；到了唐代，波斯三勒酒和龙膏酒又被时人所钟爱。中亚人开的酒肆很多，门头高悬写着广告语的酒旗，门口多以西域漂亮女子边歌舞边吆喝的广告形式招徕顾客。出生于碎叶城即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的大诗人李白，受美酒广告所引导，一时兴起，写下了“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千古名句。商肆门前都须悬挂着商标和字号融为一体的行业标记的“幌子”和商铺标记的“招牌”，应当说盛唐经济贸易的高度发展以及胡风在长安的弥漫，品牌效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长安因丝路的兴盛而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汉唐长安与丝路相辅相成息息相关。
当时全国各地的商品从四面八方先汇集到长安，再由各国浩浩荡荡的驼队通过丝路输往西方，唐人张籍在《凉州诗》中描写了丝路运输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丝路因汉唐长安的繁荣而变为世界性贸易大通道。西来的“胡货”则通过长安再辐射全国甚至远到日本。洛阳是丝路向东延伸辐射中的最重要节点，但是，直到张骞开辟丝路后163年即公元25年才被定为东汉国都。东汉初期和晚期放弃了西域，中间一段还处于“三通三绝”状态中。唐代把洛阳作为陪都也仅有26年的历史。无论是城市面积、人口数量、市场规模、外贸交易和文化交流，都达不到国都长安的程度和水平。公元8世纪时，日本遣唐使携带许多丝路传来的物品回到日本，保存在首都奈良正仓院，故日本人称正仓院是丝路向东延伸辐射的终点。
长安则因丝路的兴盛而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面积达84.10平方公里。建于公元300年的罗马城面积仅有13.68平方公里，建于公元447年的东罗马则仅为11.99平方公里。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分别是罗马和东罗马面积的6倍和7倍。商业中心有东市和西市，市场内开有“井”字型街道。据日本僧人园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条记：“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可见其规模之大。外来胡商多住在交通便利的西市，故西市比其他市场更为繁荣，有“金市”之称。市场内交易的商品琳琅满目，其中的丝织品最为繁多。两市中的行可考知的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帛行、丝帛彩帛行，经营的丝织品很多就产自当地。许多人以现在关中地区不盛产丝绸而类推古代，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泾渭两河中下游地区自古养蚕种桑，秦汉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汜胜于西汉末年曾在关中教导农业，其所写农书不仅记述了种桑的方法，还注意到蚕粪的使用和以煮缲丝的污水来调粪溲种，当时十亩之瓠要用蚕粪二百石，如果不是养蚕普遍，哪里会积下这么多的蚕粪。以丝帛充户调始于汉魏之际，只有不产丝帛的地区才致以麻布充税，根据《唐六典》等文献记载，泾渭中下游每年的调依然是绵绢等类。
世界文明大融合的烈火在长安点燃
丝路双向流通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同时也是精神文明。
随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各种域外宗教涌入中国。景教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分支，东罗马帝国主教聂斯脱里因强调了基督的人性而否定神性被教皇宣布为异端，其追随者逃到了波斯，创立了景教。拜火教又称袄教，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摩尼教又称明教，其教义对现实世界持否定消极态度而被波斯王朝禁止。有种说法，朱元璋曾参加过明教，故称国号为“明”。最有意义的是佛教东传。早在公元64年，汉明帝梦见“金人”，太史附会说，西方有叫佛的神仙，陛下梦中人恐怕就是他，于是派中郎将蔡愔沿丝路西行求法。途中遇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西两人，便邀请来中土传经，译出最早的佛经就是《四十二章经》。佛教传入中土以来，逐渐和儒家、道家的思想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不同性质的文化在长安相互撞出不可估量的火种，点燃了世界文明大融合的熊熊烈火。长安则敞开了阔达的胸怀，以大国气度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接纳了来自异域的多种文化，并交融升华，从而对民族的传统文化充实了新的内容，形成了一种相对开放、色调热烈的文化状态，处处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时时透露着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巅峰。可以说汉唐长安是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中华民族则以其特有的形象扮演了引人注目的主要角色。
古丝绸之路造就长安的繁荣昌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启动对陕西人来说，正是重铸辉煌的千载难逢好机遇，使陕西以及西安再次被推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陕西地处中东部和西部的结合点，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距欧洲的距离比中东部近。目前，连接中、哈、乌的铁路线正在规划，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相继提出了修建连接中国铁路的动议，这对改善商贸运输主要依赖铁路的西部进出口环境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发达的交通和物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可谓之“经贸发展，物流先行”，西安国际港务区依托综合保税区、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公路港三大支撑平台，把沿海港口功能延伸到西安，构建起一个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国际内陆港和辐射周边的物流中心。可以这样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陕西已经具备成为欧亚大陆商品汇集桥头堡的基本条件。在品牌打造上，也取得长足进展，至2015年底，西北五省区有效注册商标总量为321535万件，其中，陕西总量和增幅最大，有效商标注册总量为169201件，与2008年的总量31993件相比，增长了429%；驰名商标数量105件，与2009年相比，增长率达518%。地理标志数量是67件，增长率为347%。已经具备了实施品牌走出去战略的充分条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