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吸取土城战役经验教训 四渡赤水打了漂亮仗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个大仗，也是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实际领导地位、恢复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孙果达教授撰文介绍，土城之战之所以没能打好，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然而如果没有土城战役的失利，也就不会有“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
低估敌军兵力 奇袭失利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寻求建立革命根据地。
此时，蒋介石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3.5万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
情势危急，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
土城地处贵州西北，赤水河穿流而过，其东、南、北为险峻山岭，水流湍急，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素有“黔北重镇”之称。赤水城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高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有公路连接附近的川黔各县，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经之路。
据介绍，土城战役发起前，中央红军根据前方侦察的情报，判断当前敌情是：“今日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4团，或有后续4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
根据这个情报判断，参战敌军4个团，约5000多人，而中央红军作战兵力约有2万人，兵力上占有明显优势。而且，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可以采取奇袭或伏击的方法予敌以重创，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也是有把握的。再考虑当时的情形，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但后来证明，这个敌情判断尤其是对敌兵力规模的判断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对敌情判断失误原因作了这样的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按照当时敌军的编制，一般是一个旅辖三个团，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一字之差，令战场力量对比瞬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据杨尚昆回忆，在战斗打响后几小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错把硬骨头当软柿子
1935年1月24日，红五军团与川军郭勋祺部展开了梅溪阻击战，红军对战场敌情的掌握也不准确。
1月27日5时30分，在朱德关于红军28日行动部署的命令中这样写道：“来敌约两个团兵力激战，经多次冲锋，均为我击退……判断进击梅溪之敌，恐系川敌廖泽所部……”
而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二十四年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中记载：“二十五日我郭指挥，在温水、吼滩一带，将伪第五军团（约万余人）击破，并已将匪截成数段……”由此可以得知，在梅溪与红军激战的应该是川敌郭勋祺部，而非廖泽部。
郭部素有川军“模范师”的称号，战斗力在川军中首屈一指。
27日6时，在关于川敌行动情况的通报中，仍将郭部误判为廖部。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权衡敌我力量对比后，作出了“集中主力求歼川敌教导师第三旅、独立第四旅共四个团于土城东北的枫村坝、石羔嘴、青杠坡地区”的决定。
青杠坡战斗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恶仗，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近乎陷入胶着状态，打成了一场“拉锯战”“消耗战”。
据国民党军俘虏交代，实际参战敌兵力为郭勋祺、潘佐旅6个团，另有两个旅还在后面跟进，兵力万余人。郭勋祺部先到土城布防，以逸待劳、凭险据守。红军攻坚，正好撞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跳出包围圈 脱离绝地
土城战役失利，处于敌众我寡的红军，如何突出敌人包围呢？
曹索菲是时任中央红军总部二局破译科科长曹祥仁的女儿。
曹索菲根据父亲的口述所著的文章回忆说：“战斗还未结束，路边已躺满伤兵。情状催人泪下。周恩来、王稼祥满面征尘地急促赶来，对二局局长曾希圣和父亲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做饭。’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父亲和邹毕兆当即破译密电。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当中撤出，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
延安革命纪念馆文博馆员王一美表示，“如果没有准确的情报，中央红军能否调动敌人和跳出包围圈还是未知数。土城战役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情报失误，红军激战终日，最终不得不撤出了战斗。”
党史专家分析认为，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总部二局对国民党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所用的密码，已基本掌握其规律，但对川军所用密码，土城战役还是首次接触，对译文不可能有绝对把握，这在密码破译工作中是情有可原的。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
此后，曾希圣、曹祥仁很快从错译川军密码中吸取了教训和经验，为红军突围提供了准确情报，并为取得四渡赤水等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基础。华商报记者 陈春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