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有200个艾滋病好友”
文/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实习生姜媚
图/广州日报记者廖雪明
从1996年接触第一个艾滋病例开始，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已经接诊了20000多例艾滋病人，被同行笑称为“艾滋佬”。接受采访时，40多岁的他已有些“身心俱疲”。 蔡卫平是国内知名的传染病防控专家，他先后参与艾滋病、非典、禽流感、登革热、MERS、埃博拉等传染病的防控。
如今，全广东40%的HIV感染者都在蔡卫平的医院接受治疗，他倡导“艾滋病治疗的广东模式”，曾受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国家卫计委的高度评价。
尽管获奖无数，但在蔡卫平心里，让他最感动的一个奖项却来自民间：“有一个奖，叫作精忠奖。这是国内一个病人组织评出来的，患者的认可，是对医生最大的回报。”
1983年，蔡卫平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广州市传染病医院（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当时，我从没想过会干内科，更没想过会做传染科。”蔡卫平笑着说，当时觉得内科医生扭扭捏捏，不太爽快，跟他的个性不太符合。
一心只想当外科医生
得知被分配到内科，蔡卫平曾极度失望，他一直想换个单位，把广州所有医院的外科，包括区一级医院的外科都找过了，但最后都没去成。3年折腾下来，蔡卫平逐渐死了心。
当时，医院有专门收治急性传染病患者的区域，相比慢性传染病科室，一区的医生工作又多又累，一个重症患者来了，就要加班到很晚，值夜班也特别忙，而且要求也高，“十八般武艺”啥都会，包括用呼吸机，做器官切开手术。但这个科室的工资和慢性传染病区的医生差不多，都是13元。
“没人愿意去，我就被塞了过去。”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又脏又累的病区，蔡卫平却逐渐找到了感觉：“病人的病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像其他内科的病，半天也查不出病因，治疗很长时间才见效。急性传染科，一个晚上可能来二三十个患者，但待上两三天，二三十个可能都出院了，来得快好得也快。感觉很爽。”
蔡卫平逐渐对传染病防疫产生兴趣，因为如果找到病原体，就隔断了传染源，一下子可以拯救很多人，“SARS那时就是这样，你把病原体找出来治好，后面的很多人，甚至全广州市民都能获益。”这种“一救人就是救一批”的快感，让蔡卫平开始感到强烈的成就感。
成艾滋病专家完全是意外
今年是蔡卫平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第20个年头。在蔡卫平看来，成为艾滋病专家，是阴差阳错。蔡卫平说，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很少，医院没把它当成主业，开始一年三两例，再就是一年十来例，真正多起来是2001年之后，一年约有几十例。
2002年，他所在的广州市传染病医院单独分出来一个艾滋病病区，当时整个病区才6个病人。“当时整个部门都闲得无聊，医生比患者还多。”蔡卫平说，当时医院领导主要就是想把医院收艾滋病人的影响降低，因为在当时，一般患者对艾滋病非常恐慌，一旦整个病区去收艾滋病人，其他病人就不愿意住进去。
究竟选择去艾滋病人专区，还是继续留在传染病区，蔡卫平再度站在十字路口。最终，他选择进入一个完全陌生、并且在外人看来极有危险性的领域——艾滋病防治。
回想起当时的决定，蔡卫平觉得，自己成为艾滋病专家，完全是个意外。“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喜欢挑战。”
蔡卫平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急性传染病其实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不少急性传染病都已有了疫苗，不像以前，一年四季有不同传染病流行，“我是个不太喜欢清闲的人。当时，大家个个谈艾色变，我觉得一个医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治好别人看不好的病，所以我就来搞了艾滋病防治。”
但蔡卫平很快发现，做艾滋病防治“吃力不讨好”。因为当时艾滋病患者能用的药物很少，患者数量也非常少，一年就那么十几个患者。
但因为该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越来越多，逐渐在全国有了名气，很多外地患者也知道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有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专科，病人数量也呈爆发式增长。因为该院的艾滋病病区越做越大，2005年，该院急性传染病病区和艾滋病防治病区合并。艾滋病防治在医院的地位越来越高。
从1996年接触第一个艾滋病人起，20年间，蔡卫平已经收治了20000多名艾滋病人。在我国，蔡卫平最早开展艾滋病的规范化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目前，全国的艾滋病人全死因死亡率为3.2/每百人·年，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近几年艾滋病人全死因死亡率都低于0.9/每百人·年，远远低于国内的指数。
广东省共有约2万名艾滋病患者，全省所有的艾滋病患者每年都要进行病毒检测和耐药监测，在基层医院抽血后，样本全部送到广州市第八医院检测，以掌握和监控全省患者的数据，既方便患者就近治疗，又能进行统一管理。这种分散治疗、集中管理的艾滋病治疗模式被称为“艾滋病治疗的广东模式”，受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国家卫计委的高度好评，而它正是由蔡卫平最先提出的。
被患者推着往前走
蔡卫平回忆，20年前，全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非常严重。家中只要有人被诊断出艾滋病，全家人都觉得给家庭丢脸。加上当时艾滋病患者住院，一个疗程要1万元，无论是公费医疗还是医保，都不能报销。所以，很多人得了艾滋病后就被家庭放弃，“我们取得的进步，是被患者推着往前走的结果。”
在治疗过程中，蔡卫平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些刚刚入院时，还是小姑娘的患者，过了几年要结婚生孩子。而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没有妇产科，即使这些人怀孕，也没有医生愿意过来接生。
细心的蔡卫平发现，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人感染了艾滋病，家里有孩子做纽带，两口子大多不会离婚，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两人基本上就会离婚。“不论是从患者家庭稳定，还是从控制传染的角度来说，当时解决阳性女患者生孩子的问题都迫在眉睫。”
经过一年的技术攻关，通过母婴阻断干预技术，使数百个HIV呈阳性的“艾滋妈妈”生下了健康的宝宝。如今，经过母婴阻断，HIV通过母婴传播率低于1%，甚至达到零传播。
虽然怀孕的问题解决了，但生孩子又成了问题，没有哪个医生愿意过来给这些“艾滋妈妈”接生，也没有医院愿意给她们提供生产的场所。蔡卫平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这个问题，才有了个折中的方案，有医生愿意来到第八医院，为“艾滋妈妈”接生。
为患者定制“红名单”医生
20年来，很少医生愿意为艾滋病人做手术，一直是蔡卫平的心病，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很多送到第八人民医院的HIV感染者，都有严重并发症，需要做手术，但没有人愿意接手。
无奈之下，蔡卫平总结出一个“红名单”，就是哪个医院的哪个外科医生是愿意来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的，需要做手术时，他就“偷偷摸摸”打电话给这些医生，让他们“偷偷摸摸”过来做手术。
“患者不能过去，因为医院不同意、科室也不同意，只能把医生叫过来。其实严格来讲，手术条件是不具备的，比如说做骨科手术，清洁不够的话，感染了会引起骨髓炎的，但当时是没办法了。”
2000年以后，全省设立六七十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但一接到感染者，还是送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我们主要是传染病医院，肿瘤、肾病、烧伤这些专科都没有。只能看着病人干急，请外院专家会诊，还经常遭到拒绝。”蔡卫平叹了口气。
医生也是歧视受害者
蔡卫平说，很多HIV感染者，都接受不了事实，以为自己得了绝症，没什么希望。“尤其是被送到八院后，他们压力更大。如果在综合医院，有亲戚过来，他们还可以谎称自己得了结核，但到了八院，藏都藏不住，连看你的人都没有。”
在蔡卫平的记忆中，感染科护士最担心的就是病人自杀。很多医生都经受不住压力，很多新入职的护士，干上一两个月就离职了。所以，八院感染科护士流动性很大，工人流动性更大。“这些工人，说走就走，他们又不担心找不到工作。所以，在医院我最不敢得罪的，就是他们，要对他们陪笑脸。因为再从外面招人很难。”
蔡卫平说他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艾滋病毒，而是一张由歧视、恐惧结成的无形巨网。“我们医院也是艾滋病医疗歧视的受害者。”
对话：
“我就是干这个的”
广州日报：你每天都和这些传染病接触，有没有担心被感染？
蔡卫平：是啊。我们整天在和“魔鬼”打交道。当人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是不容易感染的。我跟传染病打交道了33年，唯一被感染的就是非典，在非典时，我已经做了当时最高等级的防护，还是被感染了。
其实你们在外面感觉挺危险的，其实工作起来，我完全没感觉。有时媒体为了体现医护人员的英雄事迹，说得挺危险，其实这就是一份工作，我们也都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我不会因为一次救了多少人，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
患非典九死一生
广州日报：当时感染了非典，是不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蔡卫平：非典那一次，我两个肺都已经白了，喘气已经非常严重，用无创呼吸机，就差插管了。钟南山也来会诊了我好几次。在我感染时，已经有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并且死了。但我总感觉，应该轮不到我。如果真是我，躲也躲不掉，当时有的人就在病区门口站一站，进去都没进去，也感染了，怕也没用。我当时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就是干这个的，我不去谁去啊。就好像消防员，失火的时候你不去灭火，你跑了，是说不过去的。
广州日报：现在大家一看到艾滋病人，都往八院送。你这边吃得消吗？
蔡卫平：我们在全国是最早开展艾滋病救治的，凭良心说。当年大家都不收艾滋病人，如果我们医院不收，完全说得过去，但医者仁心，我还是想尽一点力，帮患者解决一些问题。
有付出就有回报。到我们医院的HIV阳性感染者，只要他健在，一辈子都会和我保持联系，我有200个艾滋病好友，我们成了一辈子的朋友，因为我们要密切追踪他的状况。很多患者到我们这里，说到底还是信任。
请家人和患者一起吃饭
广州日报：接触了那么多艾滋病患者，有没有哪个印象深刻的？
蔡卫平：有个患者阿华。1991年，他和母亲一起去东南亚和美国游玩，在国外时与一名福建团友打了一架，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从国外回来，在机场例行检测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并没有吸毒，自称出去旅游时也没有乱来。1998年，阿华才知道跟他打架的那名团友因艾滋病死亡。
1999年，阿华开始发病，之后几乎每年都会因并发症住院治疗。病情稳定后，每个月只要到医院取药按时服用即可。他后来还结婚生子，我们现在还有联系，他是目前广州活得最长的艾滋病患者。所以，艾滋病大家不用怕。我和艾滋病患者接触了20年，不还好好的吗？
广州日报：你跟艾滋病患者密切打交道了20年，家人支持你做这行吗？
蔡卫平：家里人还好，因为我太太就是我们医院的护士，她懂的，所以不怕。
我不是出于冒险精神，而是知道不会传染，我当时就邀请我的家人和这些艾滋病人一起吃饭，因为我心里知道，和艾滋病人吃饭是不会被感染的。
如果你穿着隔离衣、防护面具、水鞋，如临大敌，如何解除病人对疾病的恐惧？没有一个人说得了这个病不怕的，但如果医生和护士都和他像普通人一样接触，他的心理压力就会小很多。过度防护，对病人和家属都是不利的。
患者认可是最大的回报
广州日报：有没有做最坏的打算，万一哪天被感染了呢?
蔡卫平：我也考虑过最坏的情况。但我相信自己不会被感染的，已经做好最好的防护。就算不幸被感染了，目前针对艾滋病的治疗也挺有效的，没那么可怕。更可怕的是公众对它的恐惧，让这些患者不能获得正常的医疗救护。我担心的是谁未来帮我做手术，艾滋病的问题我自己就能解决，未来哪一天我需要做手术了，才是大问题。
广州日报：这些年你获得了很多奖，哪个比较在乎？
蔡卫平：有一个奖，叫作精忠奖。这是国内一个病人组织评出来的，患者的认可，是对医生最大的回报。
广州日报：作为全国著名的传染病专家，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蔡卫平：全广东省的艾滋病治疗水平能提高到国际水平，起码我们医院的治疗水平能达到国际水平，病死率都是极低的。这成绩是拿得出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