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何以先“立”而后“惑”
何以先“立”而后“惑”
《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述“十有五”、“三十”、“四十”云云，均为概数，未必精确。所以“四十而不惑”，也未必特指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而是泛指鲁昭公流亡在外的后几年，包括“公薨于乾侯”（《左传》）的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
关于“不惑”，前人曾对此提出疑问，因为就人生境界而言，“惑”应该在“立”之前，何以先“立”而后“惑”？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论语后按》云：“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于立之后者何也？”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回顾鲁昭公后期的那段历史，也就是孔子从三十岁左右到四十岁前后的那段人生经历，了解他在这一时期究竟经历了哪些人生困惑，而他又是怎样从“惑”到“不惑”的。
人生三十至四十岁正值壮年，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事业处于上升时期。孔子“而立”之后，政治信仰日益坚定，他积极寻求出仕从政的机会，以期施展自己的才干与抱负。然而在现实政治中，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大，当时诸侯各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总体趋势是周天子所拥有的“礼乐征伐”特权进一步下移，逐步从“自诸侯出”向“自大夫出”（《论语·季氏》）。过渡。这一时期孔子直接或间接地经历了鲁国、齐国和晋国的社会变革，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挫败感，因而在思想上也产生了种种疑惑。
鲁国的情况是最糟糕的：鲁昭公即位二十余年，一直碌碌无为，毫无建树，而执政国卿季平子为人强悍，擅权专政，飞扬跋扈。当时宋国大夫乐祁曾对鲁国政局评论道：“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他因此作出“鲁君必出”的判断。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即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发生“斗鸡之变”。事变的起因是季平子与公族郈昭伯两家斗鸡，双方在斗鸡过程中都有舞弊行为，互不相让，结下仇怨。后来事态进一步演变成“三桓”势力公开向鲁君“公室”发起夺权政变，鲁昭公被迫逃亡齐国（《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此后八年，鲁昭公栖身于齐、晋边境的郓邑和乾侯邑，过着凄凄惶惶、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虽然他在名义上仍然是鲁国国君，却无法回到鲁国行使君权。季平子篡政以后，对内实行宽民政策，笼络人心，进一步打击“公室”势力；对外则向诸侯各国朝中嬖臣和军中将帅大肆行贿，竭力阻止鲁昭公复国。齐、宋、卫、晋等国曾多次举行会盟，商讨送鲁昭公复国事宜，但都不了了之，鲁昭公最终客死于晋国乾侯邑。一国之君流亡在外八年，终不得复国，孔子在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然而理智地分析昭公失国的原因，表象上是君臣失位、礼制败坏，实际上是民心向背问题。鲁昭公死后，晋国赵简子和史墨曾经有过一番对话，赵简子问道：“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答道：“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两人的对话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的观点，鲁昭公失国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失“礼”，而在于失“民”，这与孔子“立于礼”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发生偏差。孔子希望通过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来拯救“礼崩乐坏”局面的政治主张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但却无法解决民心向背问题，因此他深深陷入困惑之中。
齐国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史记》记载，鲁昭公出奔齐国后，孔子见鲁国政局大乱，君臣失位，君已不君，臣也不臣，于是他也去了齐国。孔子去齐国的目的很明确，他希望在齐国推行以礼治国的政治主张。齐景公曾先后两次问政于他，他提出的为政建议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
显然，孔子对于齐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是比较了解的，他提出的为政建议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齐国当时的情况是以齐景公为首的贵族集团穷奢极欲、索求无度，百姓生活穷困潦倒、苦不堪言；而以陈文子等人为首的陈氏贵族集团则虎视眈眈、图谋不轨，他们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采取多予少取、施惠于民的办法收买人心，氏族势力日益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