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帮我交最后一次党费”
“黄宁初同志自愿一次多交党费计人民币叁万元。特此证明。”2016年6月，东凤镇党委收到了这样一张红彤彤的“党费收据”，落款为“中共中央组织部”。这笔3万元的党费，是东凤镇老党员黄宁初在生命即将结束前，为党组织奉献的最后一丝光和热。
“以我父亲对党几十年的感情，这样的行为很正常。”13日上午，老党员长子黄荣枝手捧着“党费收据”，向南方日报记者深情地回忆了父亲生前的点滴。
病榻前的嘱托
因肺癌晚期，79岁的老党员黄宁初躺在病床上，已有数月不能下地行走。4个子女轮番值班，24小时不间歇陪护。时间像一根紧绷的弓弦，考验着生命，也考验着毅力。
2015年11月3日上午，黄宁初把长子黄荣枝叫到病床前，用枯瘦的手抓住儿子：“我估计也没多长时间了……我几十年党龄，你要帮我交最后一次党费……”黄荣枝反复询问了几次，最终确认父亲说出的金额是3万元。
退休20年，家庭开销由经商多年的儿子黄荣枝负担，每月还可以领到1200元养老金，加上4个子女多年来的孝敬，黄宁初积蓄渐丰。
“当时我很感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回忆起去年那一次嘱托，黄荣枝至今心绪难平：“这种对信仰的忠诚，让人很震撼。”
事不宜迟。第二天，黄荣枝带着3万元现金来到东凤镇伯公村党总支部，提出要帮父亲交党费。负责接洽的同志有点意外：农村党员每月5元的党费，黄宁初不但没有断过，还经常超额缴纳。这笔3万元的党费，到底该怎么算？
东凤镇组织人事办接到伯公村的电话时，意识到这笔党费凝聚了一个共产党员毕生的忠诚，当即向中山市委组织部上报。根据惯例，超额党费会经过组织系统逐级转呈，一直送到达中共中央组织部。
父亲的党费终于交出去了，当天下午，黄荣枝回家向父亲复命。“交了就好了”，黄宁初轻轻地说。
3天后的傍晚，老爷子阖然长逝，享年79岁。
迟到的收据
党费有收据，而超额党费的收据，一共有好几份。但在11月4日傍晚，收据还没来得及开。
“我们收到收据和荣誉证书的时候，老人已经去世了。”伯公社区党总支书记岑洁颜清楚地记得，中山市委组织部、东凤镇组织人事办的荣誉证书和收据送达伯公党总支时，黄宁初刚好在前一天逝世。在黄宁初的追悼会上，岑洁颜一直在遗憾：“我当社区干部2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党费”。
2016年6月，当东凤镇党委把中组部寄来的那张红彤彤的党费收据送到黄荣枝手上时，他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欣慰的是老人的遗愿终于完成，自豪的是老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一名普通党员对党的热爱和忠诚。
回想起老人的临终遗愿时，黄荣枝说：“父亲跟我们几兄弟姐妹说交党费的时候，我没有觉得突然，我也不会觉得父亲为什么突然要交这笔党费，我知道这是出自他内心的对党的忠诚。”
岑洁颜回忆，黄宁初虽已退休20年，心里却一直没有闲着，依然牵挂着社区的发展，一有时间就会回“娘家”坐坐，与社区干部、年轻党员谈心交流，为社区的发展建言献策，积极发挥余热：“社区的决策遇到不同意见，他会主动帮忙做工作”。
“只要不生病，老人家一定会过来亲自交党费，也一定会回来参加党组织会议。”岑洁颜介绍，黄宁初一直坚持参加党组织生活，每次学习、会议从不缺席，即使晚年不幸患上癌症，行动不便，他仍然坚持让子女送他到社区参加党组织会议。
58年的孺子牛
出生于1936年的黄宁初，16岁参加工作、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去世之前已有58年党龄。虽是党员干部，黄宁初却一生都在伯公村（社区）工作。
“我父亲当干部那些年，我们的生活条件一直比别人差。父亲从来没有搞特殊的想法。”黄荣枝回忆，早年由于兄弟姐妹较多，母亲体弱多病，家庭条件并不好。黄荣枝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生病了，还要向邻居借5分钱去看医生。直到自己上高中，还在穿父亲淘汰下来的旧衣服。而直到上了高一，才知道“爸爸是个小干部”。
在老伴梁财娣眼里，丈夫黄宁初是一个“不贴家”的工作狂。上世纪70年代初黄宁初在村里当文书，由于工作压力大，曾经患过严重的神经衰弱。“一动脑子就流鼻血，晚上根本睡不了觉”。在医生的建议下，黄宁初不得不脱离工作岗位休息3年。“父亲经常流鼻血，家里孩子一吵闹他就会受不了”，黄荣枝对这段经历也印象深刻。父亲黄宁初休息的那3年里，母亲在一次集体劳动时受伤，姐姐不得不辍学照顾黄荣枝和妹妹。没上完小学，也成了姐姐毕生的遗憾。
“胆子小”，是老伴梁财娣对丈夫的第二个评价。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的干部不在少数，已担任伯公乡长（相当于社区主任）的黄宁初却始终不为所动。上世纪80年代，长子黄荣枝退伍后开始经商，黄宁初虽没有明确反对，心里对儿子的选择并不赞成。
“为人要老实，做人要正直”。黄宁初对子女的希望是“安安分分”。生前的每一次家庭聚餐，黄宁初总会在饭桌上这样念叨。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已成了黄家人代代传承的家训。
南方日报记者 郑平 通讯员 黄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