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浮华都市里的心理隐忧
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压力。图为深圳街景。视觉中国
深圳康宁医院的工作人员在给病患做健康教育。资料图
深圳晚报记者 刘姝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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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有人跟踪我，我包里带着菜刀，如果再跟我，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谁跟踪你？”
“我原来的老板，他对我辞职有意见。昨天我面试新工作，面试官旁边那小子不怀好意地盯着我，肯定也是他派来的。怎么办，我好紧张，再这样，我真要不客气了！”
5月19日，沙井客运站突发的“男子连砍七人”事件，让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邹光宇想起了之前一位求助者。虽然不是同一人，但如果求助者没有及时向深圳心灵119危机干预中心求助、缓解被害妄想症，难保类似的悲剧不会重演。
数据显示，深圳18岁以上居民中心理亚健康或不健康的占21.19%，高于全国0.19个百分点。深圳官方推测全市有15万重性精神病患者，而目前纳入管理系统的只有近1.6万名。沿着这两组数据溯源，背后是相对落后于城市发展所需的心理保健文化科普和供不应求的心理健康、精神疾病管理体系。
心病了，橡皮筋失去了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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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程铖戴着多重面具随时应对不同场景的切换，现在一回到工作环境就焦虑得受不了，“心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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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呜……轧……”程铖听到了摩托车的声音，急速、刺耳、由远而近，他应声倒下。
他觉得自己躲不过，就像从小躲不过父亲的打骂，工作后躲不开上下两级关系的挤压，现在躲不掉而立之年的种种焦虑——没房没车没对象，还没了工作。焦虑、躁狂、抑郁，阴暗情绪像长期受困的黑狗，被一场不算严重的车祸驱赶到明处。
程铖试图通过自我调节来平复，无果。他在一家还不错的交通设施装修公司管理施工队，作为介于老板与施工队员工之间的“夹心层”，他既要讨好老板、又要顾及人心。这并非他所擅长，上下两级利益相冲时，往往要费很大周折才能勉强平息。带队上公路施工时，他还要时刻担心员工被车撞或是被吊臂砸伤。“神经始终紧绷，在意太多、顾虑太多，压抑久了，就止不住地焦虑抑郁，整夜整夜失眠。”每提到焦虑、抑郁或者其他类似的词语，他的脸都会严肃得有些异常。
现在，神经不再紧绷，倒像一根失去弹性的橡皮筋，丧失了对身体的支配功能。过去，程铖戴着多重面具随时应对不同场景的切换，现在连进入场景的勇气都没有，“一回到工作环境就焦虑得受不了，心病了”。
久积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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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人的芥蒂，让程铖习惯遇事一人扛着，很少主动与家人沟通交流。这样的经历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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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宇在深圳白荷心理咨询工作了十余年。他发现前来咨询者多是本身存在问题，影响了认知模式。进入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后，认知模式不适用，形成冲突。如果冲突没得到及时解决，不良情绪长期积压，遇上意外，心理就容易失衡。
程铖就是带着长期的自我压抑进入到工作中的。他心里积压着对父母的不满、对暴力的恐惧、安全感的极度匮乏和倾诉宣泄的无处可寻。
程父在潮汕老家小有地位，却常年忙于工作和应酬，很少陪伴和关心孩子。幼时，其他孩子的风筝、钓鱼竿都有爸爸帮着做，只有程铖是自己完成。同时，父亲对他特别严格，做事稍有失误就会招来打骂责罚。直到现在，他对父亲仍有怨言，“为什么他在别人面前那么风趣幽默，对我总这么苛责，总要说得我体无完肤？”
母爱也匮乏，他几乎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在她怀里成长的记忆。
更让程铖觉得“不公平”的是，从小到大，父母有事都是找他，而弟弟什么都不用管，这让他心存芥蒂。程铖手机里存有一张弟弟戴墨镜的照片，嘴角上扬，满是青春的张扬与活力。
“是不是很帅很酷？你觉得我们俩有没有相似的地方？”29岁的程铖，脸上留有青春痘印，皮肤黝黑，显露出稍长于年龄的成熟。见记者一时没有回答，程铖笑了下，“应该没有吧？”
对家人的芥蒂，让程铖习惯遇事一人扛着，很少主动与家人沟通交流。这样的经历也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在工作中容易多疑，朋友里能让他推心置腹者也为数寥寥。
孤独与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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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之外，“师徒”几人有着各自的故事，他们一面身着华服游走于深圳的繁华热闹，另一面又隐忍压抑着微妙情绪。
————————————————————————————————— 让程铖最痛苦的是孤独，“没人能理解我。”
这种痛苦也困扰着在大城市打拼的大多数。他们一拨接一拨从全国各地涌入，然后被快速运转的工作节奏、节节攀升的生活成本、摩肩接踵相视无言的人流压得喘不过气，以致忽视了内在的困扰和倾诉、宣泄的重要性。
潘振宇认为，相比内地和其他二三线城市，深圳对人心的压抑相对更为严重。“高节奏、高效率、高压力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人身体、心理的消耗比内地强得多。而另一方面，深圳的社会支持系统又没有家乡发达，很难找到可以诉衷肠的人，也缺乏放肆宣泄的途径。长此以往，心理消耗逐渐增加乃至失衡。”
他接触过深圳多个行业的求助者，从官员到企业高管、白领，还有普通的打工者，他们大多在成长过程中有过创伤，来到深圳后，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情绪长期积压，遭遇一场意外后集中爆发。有的意外本身可能并不严重，比如美容手术出现的一点瑕疵，却足以引发一系列的混乱。
“心病了”的他们，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外力的支持和鼓励才能走出困境。当家人和朋友难以理解自己时，病友之间的抱团取暖显得极为珍贵。
发现心理极度失衡后，程铖到深圳市康宁医院临床心理科住院接受治疗。经过一个月系统的心理治疗，病情逐步好转。也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同为病友的“翠竹山取经师徒组”，里面有年轻漂亮的师傅、花痴馋滑的八戒、刚直任劳的白龙马、直爽风趣的大姐，他自己则化身为“泼猴”。
医院之外，“师徒”几人有着各自的故事——师傅是精明干练的女强人，八戒是开着豪车的老板，大姐是丈夫事业有成、孩子勤学上进的富婆。一个个身着华服游走于深圳的繁华热闹，另一面又隐忍压抑着微妙情绪。几人互相交换着平日里守口如瓶的故事。晚上，有人被这些故事扯痛神经、辗转难眠时，其他人会给他一个拥抱、哄他睡觉。白天，他们约着一起爬翠竹山，互相激励着多运动、多聊开心的事。
程铖经常帮大姐跑腿，再像小孩子一样撒娇耍赖，蹭吃蹭喝。“520”的凌晨，程铖给大姐发了一个红包，然后吵着让大姐给他也发一个。“‘520’是专为女人量身定做的你不知道呀，你得庆幸没有‘1314’这个日子”，程铖本想找师傅讲句公道话，师傅却故意逗他、袒护着大姐。
有次K歌，几人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唱到后来，感觉大家的心都融在一块了，内心被灌得满满的，”那一刻，程铖感觉找到了“同类”。
城里的空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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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瞒着女儿，怕她担心，更怕被其他人误会为精神病。一个人在家躺了40天后，她觉着自己挺不过这一关了，叫来妹妹立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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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轻人一起涌入深圳的还有帮忙看家的老人。耄耋之年、乡音难觅，衣食住行的现代化高端化让人摸不着北，他们要融入深圳、找到归属感就更难。
时隔15年，林爱军的抑郁症在深圳再次发作。60多岁的她一忍再忍，怕影响女儿女婿，因焦躁而颤抖的手再也做不好一顿饭。
林爱军老家在东北，几年前女儿在深圳工作定居，遂南下照顾女儿。35年前，林爱军曾落下产后抑郁的病根。2001年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她的抑郁症再度发作，所幸寻得良医，得以康复。此后的15年，她长期服药，情绪有个小打小闹都能自己调整过来。去年年底，在深圳的林爱军因一些家事，短信中与远在老家、80多岁的父亲发生冲突，父亲此后一病不起，但对女儿隐瞒病情。直至今年4月，林爱军才得知父亲久病一事，愧疚心慌，又难以只身回家，焦虑不已，再次病发。
这次发病，不同于之前在老家，有熟悉的亲人朋友可以倚赖。虽然女儿在深圳，但已成家，与公婆一起住在宝安，林爱军一人租住在另一个小区一间40平米的小屋里，她笑称自己也算得上是“空巢老人”。平日里她看得开，女儿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没有什么需要操心的。为了让自己在深圳的生活更充实，林爱军还参加了区老干部大学，学习声乐和诵读。这次发病前，她还担当了老干部大学本年度晚会的主持。她的发际线比较高，发白，脸上也有深深浅浅的皱纹。那场晚会，得体的妆容、棕色假卷发和深红色旗袍，让她看上去年轻且颇有气场。晚会结束的合影里，她与其他三位主持一起，被众人簇拥前排中央，笑得很开怀。
晚会后的第二周，她就病了。这次发病格外严重，以往能调控的情绪，这次怎么用药、怎么自我开导也调整不好。闹心，焦虑，失眠，觉得身体哪儿都不正常。她瞒着女儿，怕她担心，更不想让班上其他人知道、怕被误会为重性精神疾病。一个人在家躺了40天、越发严重后，她觉着自己挺不过这一关了，叫来妹妹立遗嘱。这一切都瞒着女儿，女儿是她的命根，从产后抑郁到丈夫去世再到现在，所有难关都是为了她挺过来，不能让女儿一家受影响，更不能让人指指点点说她有个害精神病的妈。
幸运的是，女儿还是知道了。“别人说又怎么样，你再怎么生病，还是我妈！”在女儿的鼓励下，林爱军在康宁医院接受治疗并顺利康复。现在，她又能继续在老干部大学学声乐和诵读，和其他老人们一起享受深圳的苦与乐。
深圳人的心理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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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比十年前，深圳人对心理问题咨询的心态已经开放了许多，但“病耻感”仍然在困扰很多人，让他们不敢及时咨询、求助。
———————————————————————————————————————真正让林爱军放下心中悬石的，是厚德楼门口“临床心理科”几个字，不是“精神病科”、没有监管病人的铁栏杆，她也不用担心女儿被人笑话，说有个得严重精神障碍的妈了。
这种“病耻感”还在困扰多数深圳人。“尽管相比十年前，深圳人对心理问题和心理咨询的心态已经开放了许多，病耻感仍然在困扰很多人，让他们不敢及时向心理师咨询、求助。而等到心理障碍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时再去求医，付出的代价会更多。”
作为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和晴天心理中心首席专家，邹光宇接触过很多因病耻感，抵触看心理医生的案例。有一位患有强迫症的父亲，明明深爱家人，回到家却想把几个月的孩子从阳台扔下去。他为这样的想法感到羞耻，更怕被人知道，把他当成“邪恶的父亲”。长此以往，他不敢抱孩子更别说跟他亲热，最后甚至害怕看到孩子。
还有一位练体操出身、在训练中形成极端完美主义倾向的女教师，与男友发生性关系受感染，又被无良医院误诊为梅毒，最后遭男友遗弃，多重打击诱发了她的强迫症，总想上厕所，影响了教学工作、不被学生理解甚至遭取笑。两位病友都不敢跟人提自己的苦恼，怕被笑话，女教师被强迫症困扰了三年多，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际疾病和健康相关问题分类第10版》，老年痴呆、妄想症、抑郁症、躁狂症、焦虑症、强迫症等都属于精神障碍。国家卫计委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占总人口比达15%，其中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429.7万例。在随后的时间里这些数据还在上涨。
而在深圳，2005年，卫计委等多个部门联合调查发现深圳重性精神疾病终生患病率为1.41%，这个比例乘以深圳目前的人口基数1500万，算起来超过15万，位居全国最高。根据调查年龄18岁以上有精神障碍的人群占全市人口的21.19%，这个比例在全国也是最高。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刘铁榜表示这份调查样本详细、方法科学，数据在今天仍具备参考意义。
不论在全国还是在深圳，心理和精神障碍都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隐忧。
“疗”心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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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深圳每万人配的精神科病床只有0.43张，仅为国标的1/4，“与非洲国家几内亚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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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庞大的病患群体相对的，是心理科普的不到位、医疗资源的稀缺和治疗率的低迷。数据显示，我国仅有精神卫生医生1.5万名，床位2万多张，医患比为1：8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精神疾病治疗率的调查则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诊率仅为30%，住院治疗者不足1%；抑郁症及双相情感障碍、惊恐障碍治疗比例仅为10%。
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深圳目前应管患者人数近1.6万，其中约90%已纳入系统管理，但被纳入管理系统的患者数量与官方推测的实际数量相去甚远。按照全国标准，每万人应配1.71张精神科病床，而目前深圳每万人配的精神科病床只有0.43张，仅为国标的1/4。刘铁榜曾表示，“深圳的床位比与内地其他城市相差甚远，甚至与非洲国家几内亚相当，与城市定位不符。”
对此，深圳也在谋变。精神病专科医院健宁医院将于2018年初投入使用，届时康宁医院将转型为心理医院，全市精神心理疾病床位增至1300张，实现每百万人口一张病床。
深圳的民间心理咨询机构在心理保健中也发挥了作用。作为行业领军人物，邹光宇认为深圳的心理咨询行业比其他城市更活跃，但还未将作用发挥到最大。一方面，由于监管不到位，行业内部良莠不齐，对于市民心理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另一方面，行业自身不够强大，政府等外部力量给予的支持也有限，致使行业协会无法持之以恒办大事。
例如，早在2008年，深圳就开始建立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统，每个社区有专门精防人员对患者进行服药叮嘱、督促治疗。邹光宇支持从社区抓心理保健的理念，因为社区与市民的接触最密切，心理工作从此切入可接触到最广泛的人群。但目前这些工作由不具备专业训练和实战经验的社工负责，很难将效益最大化。他认为应当将社区服务的招标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开放，从基层做好从心理、精神障碍的排查、咨询、治疗和管理全套工作。此外，在光明滑坡、沙井砍人等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伤者及其家属的情绪都极其需要安抚，邹光宇建言把心理干预及救援预案纳入城市安全应急预案，组建专门的心理专家预备队，在危急时刻能及时上阵。
或许，对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之城而言，最后的禁忌可能是社会压力。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深圳，仓促前行时别忘了再多一点对人内心的关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铖、林爱军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