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湖湘迁客 万古长嗟
张湘涛
古人把客居本地的外地名人称为“流寓”，故旧志中都设有“流寓”一卷，流寓文化也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是千百年来湖湘人民生产生活的历史印记与积淀，同时也打上了不同时期寓居湖南的外地官员与迁客骚人的深深烙印。
湖南“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除大批军政人物寓居湖南外，众多的文人骚客亦曾驻足湖南，其中许多人或贬谪湖南，或因怀才不遇而浪迹湖湘；还有很多在湖南为官者本身也是大文豪。人生的变化无常与深沉的忧患意识，湖湘古朴的民俗民风与秀美山川，使这些命途多舛而又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在流寓期间吟诵放歌不止，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湖湘文化中熠熠闪光的组成部分，流风余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
战国末期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湖北秭归人），是湖南有史以来最早且最具影响的第一位流寓诗人。楚怀王时，他因开罪权贵而流放沅湘。个人的坎坷遭遇，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丰厚的民间文化浸染，使这位千古诗人在流放期间吟诵出《九歌》《湘君》《湘夫人》等不朽篇章，最后怀着忧郁的爱国情结，怀石自沉于汨罗江。
自屈原沉江百年后，湖南有幸迎来了另一位文学家贾谊（河南洛阳人）。他贬到当时尚称为卑湿之地的长沙，任长沙王太傅。贾谊联想到自己与屈原相似的命运，悲从心来，不能自已，于是写下了开汉赋之先河、流传千古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贾谊在长沙虽只有短短的三年，却使长沙赢得了“屈贾之乡”的美誉。
六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大批饱读诗书之士看破红尘，为避祸或自命清高，纷纷遁入深山老林，由此兴起了一种隐逸文学之风。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时至大唐，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包容，为众多文人骚客来到湖湘大地提供了便利条件。李白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曾多次仗剑游览洞庭湖滨以及长沙等地。他的诗句“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山川如郯县，风日似长沙”、“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等屡屡提到长沙，对湖湘大地有一种依恋之情。唐大历年间，“诗圣”杜甫流落至湖南，飘荡于湘江流域，慨叹“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留下百余首诗篇。“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出自他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是他在长沙的名作。韩愈不仅倡领了中唐的古文运动，而且影响了湖南的文风。其贬往岭南连州阳山县途经湖南所留下的大量诗文，如登岳阳楼写下《岳阳楼别窦司直》五言长诗，过汨罗江所作的《湘中》等皆称杰作。
在唐代流寓湖南的众多诗人中，有两位命运相似的诗人令人难以忘怀，一位是柳宗元，一位是刘禹锡。二人均生活于晚唐，均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谪至湖南。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期间，所作《砥石赋》《楚望赋》等表达了他对权贵的蔑视与愤懑。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长达十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同时也是他在政治思想和文学领域最成熟、最光辉的时期。《江雪》《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名篇所留下的文脉，遗泽深远。
宋人爱山水、爱旅游，一如唐人。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著名作家，创作了大量杰出的山水旅游诗文，陆游甚至发出“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感叹。宋代是词流行的时代。秦观、张孝祥、姜夔、辛弃疾等以词写湖南之景，较之于宋诗，别具一种隽永的韵味。宋代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等成一家之言的理学家均曾讲学湖南，创碧泉书院和岳麓书院，并因此产生出著名的湖湘学派，讲学之余也时有吟唱，对湖湘地区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明代，湖南是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旅行目的地之一。《徐霞客游记》把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和谐地融为一体，篇幅巨大，内容丰富，文字清新奇丽，被后人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明末湖北公安人袁宏道，作为一代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不满当时甚为流传的复古思潮，开创一代诗派，世称公安派。他多次到湖南，泛舟洞庭湖滨，访长沙，游武陵，留下《告洞庭君文》《湘山感事》等大量诗歌与散文，言辞优美，清新隽永，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
总之，历代顶尖级的作家差不多都有过湖南之旅。最迟至唐代，洞庭湖岳阳楼、长沙岳麓山、橘子洲、桃花源、南岳衡山、黔城芙蓉楼、九嶷山等，就已经是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历代许多文人骚客或为漫游，或因游宦，或因迁谪，在这块土地上探幽问奇、留踪遗美、结社唱和。湖南的山情水韵与民俗风情孕育了他们的灵感和诗意。他们所留下的名篇佳构、弦歌绝响，极大丰富了湖南的人文景观和文学宝库，值得弘扬和传播。
(作者系长沙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本文系陈先枢著《迁客骚人潇湘情》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