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禹锡在南京追忆南朝词臣江总 六朝兴衰让他担忧动荡晚唐的命运
右图：今天栖霞山上复建的江总碑
上图：江总碑亭
江总，历经梁、陈、隋三朝，是为一代文学宗师。虽然思想深受玄学的影响，但他本人却和佛教“三论宗”的发源地——南京栖霞寺有着不解之缘。史书对于江总的评价颇有争议，认为他身居高位却不持政务。以至于刘禹锡等后世文学家在回顾、感慨六朝的兴衰时，时不时把他作为一个“反面典型”。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 丁子
实习生 贺景璇 扬子晚报记者 张可 文/摄
南朝词臣北朝客，
归来唯见秦淮碧。
池台竹树三亩馀，
至今人道江家宅。
《江令宅》——唐·刘禹锡
【渊源典故】
江总，著名南朝陈大臣、文学家，字总持，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出身高门，幼聪敏，有文才。他的诗作深受梁武帝的赏识，因此在南朝萧梁时期，官至太常卿。当时的高才学士，比如张缵、王筠、刘之遴，都对他雅相推重，与之为忘年友。侯景之乱后，避难会稽，流寓岭南，至陈文帝天嘉四年（公元563年）才被征召回建康，任中书侍郎。陈后主时，官至尚书令，故世称“江令”。
据《江总传》载，江总居官不持政务，与后主、陈暄、孔范等十余人终日游宴后庭，饮酒赋诗，当时谓之“狎客”。江总和陈后主等一批文人创作了大量的侧艳诗，被称为宫体诗的最后一批诗人。陈亡后，江总一度入隋为官，后来放归江南，终老江都（今江苏扬州）。刘禹锡这句“南朝词臣北朝客”就是对江总一生的经典概括。
刘禹锡凭吊江令宅，指出“狎客词臣惑主误国”这一导致南朝灭亡的原因。南京师范大学博士钟翠红在论文《南朝江总及陈代文人的思想考察》中认为，刘禹锡在写作上，先站在江总的角度，写他从北朝归来时所见凄凉景象：秦淮河再也不见昔日笙歌缭绕、灯影凌乱的繁华，只有碧青的河水静静流淌。江总是见证了故国兴亡的人，兴亡之事与他本人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江令宅》是刘禹锡《金陵五题》中的最后一首。创作这组诗词时，正是唐后期时局动荡的时候。
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是导致唐朝后期政局不稳的三个主要因素。宦官问题，“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宦官的专权骄横，威胁皇权，引起皇帝和朝臣的强烈不满。因此唐中后期，发生多次皇帝与朝官联合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其中最为激烈的两次斗争是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公元805年）和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刘禹锡作为在“永贞革新”中失败的朝臣，和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江州司马。
距离刘禹锡第一次被贬，到奉命回京路过金陵时，已经过去了23年。其间不断地被提升又被贬黜、被调任。刘禹锡来到江总黯然度过余生的地方，池台依旧，竹树森森，他成了见证历史兴亡的又一位诗人。诗中秦淮碧水这种穿越历史、延续至今的景物，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江总当日的凄凉与诗人今日的惆怅。回首前人的故事，就和每个朝代的兴亡一般，如出一辙。只有秦淮河一如既往地流淌——“归来唯见秦淮碧。”
【今日探访】
南北朝时期，“人人皆佛，处处皆寺”在社会大环境之下，江总受到佛教重要影响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江总一生先后多次出入栖霞寺，耳顺之年，出入栖霞寺尤其频繁。深刻反映出其晚年皈依佛门的愿望极其强烈。晚年的诗作中，大多是有关佛教、佛寺的诗，其中不乏为栖霞寺所作。江总诗风受谢灵运影响，将佛寺风光与佛教的趣味写入诗中，开后世以禅入诗的先河。其《摄山栖霞寺碑铭》在历代碑文中广为流传。
公元588年，江总再游栖霞寺并住在其中。栖霞寺竖起了江总碑，这是栖霞寺竖起的第一块石碑，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南朝陈代碑刻。“会昌灭佛”时期，国内佛寺几乎尽数被毁，江总碑也在劫难逃。原以为江总碑就这么消失在尘埃里，明代时还曾出现一拓宋代重刻之全文本，上有文字显示：“此碑经唐会昌毁废”。
2000年时，“江总碑”却因为机缘巧合重见天日。只可惜发现时只有原碑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仍然不知所踪，现如今这块残碑被保存在南京市博物馆中。而栖霞寺在2014年初，经过一番波折，重新复刻了一块江总碑，如今就竖立在古栖霞寺的门口，和明征君碑对称着放在一起。
(19）
南艺人文学院 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