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书写和平之书以警示世人
熊育群。图片由本人提供
《己卯年雨雪》熊育群 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定价：58.00元
●南方日报记者 陈龙 实习生 何宇君
1939年9月，侵华日军以武汉为大本营，朝湘赣地区推进。由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指挥的军民抗战进行了钢铁长城般的抵抗和反击。四次长沙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大战果的大规模战役，潇湘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景象。
出生于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的广东作家熊育群穷14年精力，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每一个壮烈细节进行了史诗性的挖掘和书写。面对这一宏大理想和抗战文学的固有格局，熊育群首次塑造了侵华日军武田修宏和日本女性武田千鹤子的形象，将一对日本夫妻的生死之恋穿插在中国军民的国仇家恨之中，同时与中国恋人祝奕典、左坤苇、王旻如等人互相映照，堪称开创性的文学形象。
为了挖掘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华民族心理的成因，揭示和反思人类战争，为了塑造形象生动的武田千鹤子形象，熊育群不仅大量阅读日本历史文化书籍，而且在湖南和日本各地进行了多次的田野考察，洞悉民族性、国民性的深层肌理，赋予了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以无比动人的力量。在历史纠纷的背后，以左太乙、左太平、祝奕典为代表的道、儒、侠中国传统文化人格，超越了个人恩怨和民族矛盾，凸显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拯救日本女人千鹤子方面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文化情怀与人道精神，以文化内涵成就了一部“和平之书”。
揭示抗日战争历史真相是作家的责任
2001年，熊育群在互联网上偶然看到《国军抗日战史专辑》中一位国民党抗日老兵的文章，文章写到“汨罗江战役”，其中许许多多的地名，就是他出生地及附近的村庄。他感到震撼，也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汗颜。随着对四次长沙会战了解得越深入，他越感到那段抗战史被后人遗忘的严重性。
“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中的大屠杀，使用了一种很绝妙的手法。一堆尸体被火车运走了，霍·阿卡蒂奥第二从火车上的死人堆里醒来，他活着回到了马孔多，一场暴雨把血迹冲干净了，马孔多的人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屠杀。他觉得一切像个梦境。这是对‘人为遗忘历史’的巨大嘲讽。”
对那段历史越了解，熊育群越感到一个作家对历史，尤其是出生地发生的历史的责任。“一个作家，不管什么境遇，都要去追求真相，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否则写作是无效的。”熊育群17岁就离开家乡，很多掌故和遗迹并不是很清楚。从小到大虽然听过一些乡亲讲述战争情景，但也只是碎片化的口述。他知道，老百姓永远只是了解历史事件和战争的局部，他只能告诉你他看到的日军攻击和自己逃跑的情节，而看不到整个战役。
为了深入了解发生在岳阳的战争，熊育群无数次地踏访战场遗址、遭大屠杀的村庄，寻访亲历者。十年以前营田惨案的幸存者还有100多位，他聆听过他们对战争与屠杀的描述。身临其境的口述让熊育群仿佛置身于那些悲惨的现场。“他们恐惧的表情让我对历史的感觉一下子接通了，这不再是历史，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因为当事人就在眼前。”他顿时获得了小说写作的感觉。
1939年9月23日，日军快艇部队通过洞庭湖侧翼在营田登陆，绕过国民党在新墙河的第一道防线，直接在汨罗江第二道防线后面偷袭，驻守营田的两个团寡不敌众，1200人牺牲，日军随后对顽强抵抗的百姓展开血腥屠杀，制造了营田惨案，今天的白骨塔就埋葬了400多位战死将士的遗骸。
日军的残暴并没有吓住中国军人。第二次长沙会战，295团1营少校营长曹克人率全营防守湘阴县城，400多人抵抗1000多日军的进攻，又受到日军海空军夹击。身陷绝境时无一人退缩。曹克人率领全营几十人与敌军展开肉搏，直至全部战死。仅仅30岁的曹克人留下遗书：“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值此存亡之秋，匹夫尚有责，身为军人，岂能临阵退缩？尚望双亲体谅时艰，善自珍重，我誓死抗日，此意已决！”小说中，这一历史情景得到真实再现，并强烈激励了湘阴的抗战军民。
熊育群借助采自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档案，包括中日战史资料、士兵日记、营田老人口述和地方史志文献资料，几乎原生态地还原了史实。因此，小说中日军所有残暴的行径，甚至心理活动细节都“有史可征”，描写非常逼真。特别是战场日军士兵心理的刻画，呈现了另一种看不见的战场的真实面目。
“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我要在这里重现他们所经历所看到所制造的灾难现场。”熊育群认为，这部小说完全可以当作史料来读。
“细节的真实”是熊育群在处理小说时的重要追求。他追求着虚构艺术与纪实文学的一种融合，纯粹的虚构文学正在对现实失效，纪实性的介入，使小说获得了新的力量，重新面对现实发声。《己卯年雨雪》因此具有了一种奇特的艺术魅力，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写作道路。
要写一部让日本人看了也信服的战争小说
对己卯年秋的营田之战，《己卯年雨雪》围绕战事发展和人物命运两条线索展开叙事，塑造了两对中日新婚恋人的爱恨情仇故事。在主人公祝奕典、左坤苇、武田修宏、武田千鹤子等人的视角之间展开不同章节间的转换跳跃，使得小说叙事获得了丰富、立体、多元的呈现。
在左太平率领民众助战、祝奕典怀着仇恨杀敌、武田修宏在巨大的恐惧中战斗、武田千鹤子被俘等情节中，小说通过倒叙、追叙（回忆）的手法，让主要人物的文化背景、过往经历、心理变化、情感关系得到最大程度的“增值”。
“我们七十年的抗日小说都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写。可是中日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现在反而误解越来越深了。我很想知道日本人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后来就决定把日本人也作为主角，光中国人看了信服不行，要让日本人看了也觉得真实、无可置疑。”熊育群如是说。
在“了解日本人”的过程中，熊育群经历并突破了重重阻碍，中途几度搁笔，三易其稿，不断探求，点点滴滴聚沙成塔。为了解日本国民性和历史文化，他阅读“一切研究日本的书籍”，从十六卷本《昭和日本史》、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网野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历史》、奈良本辰也的《京都流年》到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从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内村鉴三的《典型的日本人》到电视剧《坂上之云》，他成了一个日本文化专家。
因此，小说中刻画了武田修宏、武田千鹤子自幼在效忠天皇、崇尚武士道精神的熏染下，被教育成既崇拜中国文化和古代经典，又将中国人视为被异族统治了的豚尾奴，从而产生了通过战争征服“拯救支那人”，并自觉是亚洲最优秀人种的民族心理和理想，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形成的过程。
日本军人的日记生动记录了他们如何被战争一步步改变成杀人魔鬼的过程。其中，《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和太田毅的《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都成为小说的重要素材，东史郎则成为武田修宏的原型之一。在小说中，得到家族神灵护佑的武田修宏被同乡好友的不断死亡刺激成一个杀人魔鬼，内心的恐惧和对战争的怀疑时刻交织在冲锋的空隙里，出入慰安妇场所，看到强奸中国妇女的情景，让他的心灵开始变异，以至于与参加慰问团前来团聚的千鹤子做爱时，他都无法驱散内心的阴影。小说通过武田修宏大量的回忆串联起了侵华日军从天津塘沽登陆、华北作战、徐州会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等抗战的脉络，不仅凸显了长沙会战的重要地位，也让小说背景有了纵深的历史刻度。
塑造中国抗战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
几年前的春天，熊育群在大理的一家旧书店发现马正建《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书中引用了日本女人近藤富士之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回忆录《不堪之回首》：近藤富士之在1939年中秋节作为慰问团成员来到湖南岳阳，探望新婚不久便出征中国的丈夫，获得了两天假期，不料他们乘坐的收容车中途抛锚，日本士兵被国军打死，近藤富士之被俘虏。
这一材料让熊育群获得了震撼性的灵感：一个来到战场探亲却深陷家仇国恨的战争漩涡的日本女人何其无辜，她将遭受多么巨大的危险与折磨；从人的角度来讲，她与受害方的中国人又有什么差别。这让他回到常识，回到日常生活。于是，小说开头与近藤富士之完全相同的遭遇发生在小说人物武田修宏和千鹤子身上。由此，“一对日本恋人和一对家乡恋人”就成了小说的基本情感结构。
“战争扭曲人性，摧毁生命，它一经发动，就像一部机器，谁都无法控制了。两对毫不相干的恋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是荒诞的现实，却是战争的逻辑。从国家到民族到个人，悲剧开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发生，无人可以幸免。”千鹤子在中国的遭遇体现了战争残酷的另一面。这不只是侵略一方遭到的残酷对待，而是双方都在“对”和“善”的前提下发生的残害一幕。小说在此基础上，着力地表现了命运，以命运去揭示一个时代的黑暗。
小说写到14万字时，熊育群感到千鹤子的形象有些苍白无力，日本女人的心理、情态始终存在着隔膜。为了更深入地体察日本人的生活，为了找到两人相爱定情的地方，为了捕捉“千鹤子”的神情举止，2012年春和2014年冬，熊育群先后两次访问日本九州、关西和东京、房总半岛、伊豆半岛和北海道，每到一处，都寻找日本昭和时期的遗迹、遗物，体验那时的生活与民俗，采访侵华日军老人或后人，与日本学者、留学生交流。
熊育群苦苦寻找着武田千鹤子的“原型”，希望从一个年轻女子身上看到那种“含蓄、腼腆、温顺、贤惠又坚韧”的气质，在近一个月的寻找中，终于在一次返回东京的地铁上发现了“千鹤子”。他观察她的一颦一笑、性情表现，于是，熊育群笔下的千鹤子获得了生机。回国后他把千鹤子的形象来了一次改写。“她举刀去杀祝奕典的时候，我眼里就浮现出地铁中那个女孩的手臂，她的力气有多大我是清清楚楚的，那不是抽象的。”
以中国道、儒、侠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
《己卯年雨雪》不仅以搏狮之力还原了整个长沙会战恢弘壮阔的历史过程，以中日两对恋人的情感矛盾解剖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还以一股形而上的野心糅合了湖湘大地上绵延两千余年的传统文化精神，并以之作为拯救人类与战争的文明力量，把抗战胜利上升为中华文明的胜利，而不只是一场以暴制暴的简单武力博弈。
主人公祝奕典是典型的湖南汉子，他勇武热情、憨厚多情，一个游荡江湖来无踪去无影的人，是中国通俗小说中典型的侠形象。与他青梅竹马的王旻如被日军奸杀后，他怀着强烈的仇恨投入杀敌作战。千鹤子与王旻如长相酷似，在对日本人的仇恨和对王旻如的思念达到极点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杀害中国人的不是千鹤子。这种超越个人恩仇，超越民族界限的眼光正体现了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正义与善。
小说的结尾，祝奕典因“包庇日本女人”而被公审，他坦承是自己救了千鹤子，主动接受十年监禁的判决。正如评论家陈培浩所言，祝奕典的人格形象遥遥呼应了以雨果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文学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