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湾渔女凭栏立 拱北农田变高楼
原标题:香湾渔女凭栏立 拱北农田变高楼
珠海渔女雕塑成为珠海地标之一。
1982年,什么都在改变。毗邻澳门的拱北地区已从农田变成了高楼。图为珠海宾馆。
1982
“1982年的珠海,诸项事业都已经走出了百废待兴的状态,展现出了经济特区发展的萌芽,人们的思想、政府的做法也跟随着经济发展,悄然地发生着改变。”这是《珠海经济特区发展风雨路》一书的描写,其中说得最多的是两个字:改变。
这一年,围绕城市面貌,一座高8.7米的香洲渔女雕塑在香炉湾落成,虽说建设时争议不断,但这标志着珠海从渔农村落向旅游城市的进发;围绕资社争论,特区建设者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珠海自筹2000万元资金建成了九洲港。也是在这一年,政企互利分成的模式在合资企业中得到推广,推动了特区的顺利开发建设。
到1982年,全市的工业产值已经突破了900万元,毗邻澳门的拱北地区已经从农田变成了高楼,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已经加入到经济特区的建设中来。当年全市外贸收购总值从1980年的800多元飙升至913万元,成为1993年前全市外贸收购的峰值。
1.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82年是珠海资社争论较为激烈的一年,也是资社争论出现拐点的一年。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思想解放,特区的重心进一步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
一切都要从思想上的改变说起。
改革开放之初,与珠海一衣带水的澳门已是繁华胜景。一条边防警戒线,隔开了澳门灯红酒绿的高楼大厦与珠海自给自足的渔农生活。数十年后,边防警戒线依然存在,但两岸的高楼大厦已是交相辉映。
但在特区建设之初,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却在特区建设者中引起了争议。时任珠海市邮政局员工的李建英回忆,从1980年特区建设开始,人们对特区建设的思想理念就有分歧,到了1982年有一些人甚至公然唱起了反调:“虽说要搞经济特区,但谁也不知道能搞多久,能搞成什么样。办特区、打开大门让外国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而且还要给他们许多优惠条件,这不是重新‘租界化’和‘殖民地化’,又是什么呢?”
这一年,多家外资宾馆竣工营业,珠海宾馆、石景山旅游中心等要求女服务员穿高开衩的旗袍外出礼宾。在当时的背景下,女子穿着艳丽或暴露,在有些人看来就属于资本主义享乐生活的代表,是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表现。
“这种服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种大胆尝试,引发了很多人的非议。有人认为,穿成这样就是资本主义的享乐行为,有人认为,每天看女人这么穿,就是遗失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时任珠海市委副书记孙仁回忆。
当时,还有人在香港《文汇报》撰文告诫。有学者指出,这似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使特区沦为租界,但实质上是不赞成甚至反对我国试办经济特区思潮的折射。
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不仅是特区建设的问题,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问题,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吴健民在其口述史中回忆,198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就此问题专门与珠海赴京的人大代表进行了会谈。据《南方日报》报道,谷牧在“两会”期间与深圳、珠海两地的座谈会中指出,在经济建设上,社会主义要利用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让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下发展。在这个框架下,资本主义无论生产方式还是利润分配手段,都要受到社会主义的约束。经济特区就要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发展。
当年,《南方日报》也专门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圳珠海特区要做好“特”字文章》,对社会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权威阐述,表达了在社会主义大背景下,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发展的重要论断。
在孙仁看来,1982年是珠海资社争论出现拐点的一年,上级的表态,为特区建设者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增强了信心和动力,特区建设者的思想逐渐从意识形态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把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2.渔女背后的争议
1982年,经历争论后,渔女雕像最终落成,成为珠海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景观和城市名片。这是珠海“最年轻”的文物。
香炉湾畔的巨型渔女雕像如今已经矗立30多年,也是来珠海旅游必去的景点之一。但她的诞生还曾出现过一些风波。
“珠海市需要一座大型雕塑作城徽。”这个新兴的特区城市,应当有符合其文化品位的城徽做支撑。著名雕塑家潘鹤教授受邀为珠海塑造一座可以代表珠海城市风貌人文特点的雕塑,潘鹤提出在香炉湾的石上竖立一个人物雕像。考虑到珠海在建市前是渔业县,珠海决定以“渔女”为雕像主题。
1981年,经潘鹤之手,表现海滨劳动女性健美身姿的“渔女”造型设计出来了。
但这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插曲。除了对雕像的渔女形象设计提出质疑外,当了解到渔女工程费用估计要20万后,一些干部更对该不该建“渔女”产生了争议。
有干部说,珠海还没解决干部住房问题,有一点钱,应该用在建宿舍楼房上,20万元至少可以解决一二十户干部的宿舍问题。也有干部认为,珠海邻近港澳,窗口作用明显,决不能被看做这只是一个只顾赚钱而没有文化的地方,更要洗刷过去“靠澳门垃圾过日子”的丑陋印象。
经长时期反复教育,并随着干部宿舍的建设和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这一场风波才慢慢平静下来。
大概在1982年秋季,珠海渔女雕像终于正式落成,这个身高8.7米的雕像,被列为当时最高的户外雕塑作品。
在这背后,是当时的珠海对旅游业的看重。1981年,珠海根据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在建成海滨花园城市方向指导下,促成了一个又一个旅游项目的投资和开发。当年,珠海引进外资1770万美元,合作兴建珠海度假村。同年,珠海市旅游公司与霍英东、何贤的公司合作,投资716万美元兴建了珠海宾馆。此后,拱北宾馆、石花山度假中心相继投用,海滨公园、白莲洞、竹仙洞、濂泉洞、野狸岛山、香炉湾海滨公园等景点陆续建成开放。
旅游业的发展也让特区的干部群众尝到了甜头。对于旅游业的发展规划,当年的特区干部中,不乏视野开阔、意识超前之士。当时一位老同志就曾提出,可以建设一个以水族馆为中心的“海洋世界乐园”,以显示珠海海洋渔业的优势,也可借此进行海洋生物知识展览,还可以参照日本海洋公园,设计一些海底世界表演项目供游客观赏。
这样别具一格的设计,在当初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变成现实,但在30多年后,长隆海洋王国落地横琴,成为珠海乃至旅游业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
3.地方融资平台雏形初现
区建设之初开始,资金一直是发展瓶颈。特区政府利用土地和企业创立了政企互利分成体系,大胆创新融资方式,缓解了政府建设的资金压力。
回首1982年的珠海经济特区,工业的投资环境尚未形成,引进生产性项目特别是大的工业项目还比较少。
吴健民曾回忆,从他任珠海市委书记到离开珠海大约5年间,国家一共给了珠海2700万元。
这对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来说可谓杯水车薪。
时任珠海市供电局局长段光辉说:“2700万元在1982年基本用完了,特区已经没有什么资金投入搞建设,在这种几乎是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怎样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当时摆在每一个特区建设者面前的难题。”
特区摸着石头过河。1982年,特区人创立了政企互利分成体系,这个大胆的实践,为珠海经济特区后续的开发、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珠光集团首任董事长蔡光成介绍,政企互利分成融资体系是珠海首创的政府融资方式,是政企双方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无偿出让土地,换取企业经营分成和项目确权的新模式。
作为珠海经济特区首批利用外资建设项目之一的度假村旅游中心,在1981年立项后进展迅速,成为首个政企互利分成的样本。1982年,珠海市政府正式与香港的酒店开发商签署分成协定,政府利用度假村经营的娱乐中心、别墅(出售和出租两种)、酒店三个项目进行利润分成,前七年半为三七分成(政府三,企业七)。后七年半为五五分成,十五年后全部产业归政府所有。
珠海经济特区前5年利用政企互利分成体系,共筹集资金3亿多元,完成了三通一平、外资招商、供澳水电等诸多项目的建设。
当年的政企互利分成体系,实质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雏形。政府无偿出让土地,企业先期注资建设,项目竣工后,收益按比例分成,政府与企业都能获得相应的收益。“政府用收益继续加强基础建设,吸引外资,企业利用收益增资扩产,开拓市场,两者相得益彰,打通了珠海经济建设的内循环。”
善于改革创新
解决发展难题
从1980年的规划出炉,到1981年的推进建设,再到1982年的主城区通水通电。在特区建设者的手中,珠海开始从小渔村到海滨城市的蜕变。
在大建设、大发展背后,资金问题一直是摆在特区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凭着敢为人先的精神,特区人率先探索出了一套政企互利分成体系。
用历史的眼光,这套体系在当时国内金融业发展缓慢、特区急需建设资金的情况下,为城市建设发展打开了一条口子,也为此后数年的特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通过创新投融资体系,推动城市建设发展,其实质也是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诚如珠光集团首任董事长蔡光成所言,尊重、利用市场规律是珠海人探索出的特区道路的源泉,也是当年特区发展的不二路径。“当年的客观状况也逼着珠海人咬着牙向前进。”
在当前中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大力创新投融资方式,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使社会投资和政府投资相辅相成,是一大方向。
只有不断创新机制,在更多领域向社会投资敞开大门,与其他简政放权措施形成组合拳,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投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才能让社会投资涓涓细流汇成促发展的澎湃浪潮。
珠海故事
九洲港客轮通航成为“黄金水道”
路通财通。
1982年9月,由珠海自筹2000万元建设的九洲港正式通航香港。在此后多年间,这条航线协助对于珠海引进外商投资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1982年9月2日中午,珠海九洲港,锣鼓喧天。一艘名为“太阳神”号的双体高速喷射客轮停靠在新落成的港口上,蓄势待发。
在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曾定石、珠海市代市长凌伯棠、港澳知名人士何贤等1000多人的见证下,“太阳神”号客轮从九洲港出发,前往香港大角咀客运码头,正式开始了从珠海到香港的首次航行,每天3班6个航次正式载客服务。由九洲港至香港及全省各地的客车也同时正式营业。
此后,一些看准了特区发展潜力的香港投资人通过这条“黄金水道”来到珠海办厂、创业。这股投资热潮,后来也造就了天威、飞马等一批立足珠海数十载的优秀港资企业。
今年81岁的沈汝锋是广东省科协的离休干部,曾是九洲港选址建设的主要专家。他告诉记者,九洲港经历了两次选址大讨论,在当时而言,可以说是特区建设中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重要成果。
早在1980年初,一场集合了20多个部门、170多人参加的珠海经济特区总体规划评审会,拉开了九洲港建设的序幕。“珠海市整体规划解决了,评审会结束了,但是唯有建港问题仍有不同意见。”
究竟是在香洲扩建还是在九洲新建?沈汝锋回忆,经过对比论证,专家一致认为:在香洲渔港扩建商港,相比在九洲新建商港虽可节约十分之一的投资金额,但香洲淤积严重;建港后,经常维护航道和港池的费用较大,而且渔、商港挤在一起互相干扰,也不利于旅游。“从长期看,九洲建港优于扩建香洲港,同时只要注意保护,对位于九洲的炮台山风景区影响不大。”
讨论结果得到了时任广东省和珠海市主要领导的首肯,此后经过评审确定在炮台山南面建设九洲港的规划。
大事记
3月8日 国务院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经济特区建设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经改委首任主任。
4月10日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对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与沿海省份提出了打击经济犯罪的严格要求。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再次肯定试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
撰文:白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