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管护、关护、观护，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爱心探索
王丽丽
这些检察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难以交流的小孩。
和他说话，你说十句，他不一定回应一句。费了好大劲，做了取保候审处理，让他进入观护基地，有饭吃，有活干。可他偶尔也想跑出去。他们从小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十几岁就外出流浪，被人骗，被人欺负，人生的底线和活法没有人教过他们。而对这些孩子，检察官却从没放弃。而且正是因为他们，让检察官重新审视观护制度，反思他们的帮教，如何才能和这些孩子对接上。毕竟农村留守儿童、失管儿童、城市流浪儿童是这个时代不能回避的边缘群体。
“我遇到了习惯流浪的孩子”
检察官刘力萍这半年来的喜怒哀乐，和一个叫小虎的孩子紧密相连。
2015年5月，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与烟台凯实工业有限公司共建的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基地，来自异乡的小虎成为走进这里的第一名涉罪未成年人。检察官刘力萍安排他在这里度过取保候审的观护期。
轻松的搬运工作，与其他人不同工却同酬;同住职工宿舍，基地帮教人员平时晚上带他出去上网，周末带他去轮滑。可他却选择了不辞而别。为了找他，企业十几个职工跑遍了附近的全部网吧，刘力萍到附近的派出所一条条去查看出警记录，民警调取了火车站、汽车站的全部出入信息。
“多年的四处流浪生活，让他习惯了没有拘束。在基地里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受限制的上网玩游戏的时间，没有同龄人的陪伴，让他感到枯燥进而逃离。但两天的自由生活，又让他没有方向只好回来。”刘力萍说，小虎的家庭非常特殊。父母早逝，他从小跟随爷爷、奶奶长大。家里的电话拨通后，因语言问题我们与他的家人无法交流。当地的检察机关告诉刘力萍，小虎的家在非常偏僻的农村，当地经济不发达，年轻人基本都在外打工，留下的都是老人。像小虎这种情况的孩子非常多。
就在刘力萍与帮教人员全力努力时，小虎在9月初又一次不辞而别。第二天他复归了，理由是去网吧玩了通宵的游戏，没钱了只好回来。刘力萍很纠结:如果说第一次他选择离开是因为对环境的不适应，那么第二次呢?是变更强制措施逮起来算了，还是重新审视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
“小孩‘逃跑’，我也经历过”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处检察官于艳丽，也经历过一次让她心惊肉跳的“逃跑”。
“那个孩子叫小铭，16岁，犯盗窃罪。正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期。”于艳丽告诉记者，小铭还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出走了，爸爸也不怎么着家，他跟着爷爷一起生活。初一开学当天，爷爷去世了，他的义务教育也就中断了。他离开老家到外面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流浪，后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他干搬运工，这一次是接连几天都没有钱吃饭了，这才偷了东西。
海淀区检察院先是批捕了他，因为他不具备取保候审的监管条件。“后来，我们联系了一家餐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观护基地，接收了他，我们才对他作出了不起诉决定，考察期九个月。”于艳丽告诉记者，法定考察期六个月至一年。这个孩子九个月是我们针对他的情况个别设置的。因为他长期无人监管，长期独自生活形成的一些习惯、想法、不良行为需要矫正，这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在一般六个月的基础上加长三个月。
把小铭送到观护基地的当晚，他就跑出来了。他离开的时候，给帮教他的司法社工打了电话。社工与小铭见面后，通知了于艳丽。“小铭告诉我们，他不适应那个环境，和那么多人在一起，心理准备不足。后来，我们联系店经理，对小铭解释传菜的工作是不需要与客人交流的，还指派了个陪他一起上下班的人。”于艳丽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我和司法社工把他送回餐厅，不爱说话的他跟我回忆起他儿时与爷爷一起看星星以及村里人的故事，在我们把他送到宿舍后，他跟我们说慢走、再见，我们当时感觉心放下了一些，给他的关爱有回应了。”
他们的心里带着什么样的伤?
这样一些内心带着伤的边缘孩子正在进入检察视野。
刘力萍告诉记者，小虎第一次出走复归后，心理专家给他作了心理测试，结果显示小虎在对事件处理的过程中容易缺乏理性分析，近期承受的压力大都来自于人际关系及受惩罚。当前心理状态存在着对未来的担忧。小虎本身就有消极的避世心理，多年的流浪生活让他没有清晰的规划。
小铭的人际交往障碍更加明显。于艳丽说，小铭和一个同事关系还是不够好。因为这个同事从其他渠道得知了他的情况，对他有些语言上的歧视，小铭和这个人有几次差点打起来。我们和他交流的时候，他很少回应，把握他的心理感受是比较难的。郊游、参观博物馆，我们安排的活动挺多的，他第一反应都是拒绝。我们也带他上书法班，其他孩子都能跟着老师练字，他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动笔。
重新逮捕吗?
儿童利益最大化正逐渐渗透到未检工作的方方面面。于艳丽认为，但要防止矫枉过正，既以大爱关怀涉罪未成年人，又无损法律威严。
因此，“脱逃”这个动作一发生，检察官必须去重新审视取保候审还是否合适，是否有真正意义上脱逃的社会危险性，是否需要变更为羁押性的强制措施。
刘力萍告诉记者，进入基地后的活动范围和规则，已经明确告诉了小虎，晚上和周末，他可以去上网和轮滑，有人陪他，晚八点前必须回到基地。在海淀，于艳丽反复告诉小铭，工作时间要呆在饭店，外出则应根据店内管理规定，非工作时间可以外出，但晚上要回宿舍住宿。离开北京要报检察院批准。
即便规则已经事前告知，但刘力萍仍旧认为，小虎在观护基地的两次不告而别，不能简单地评价为脱逃，或者违反取保候审规定而成为逮捕的理由。于艳丽亦认为，尚未达到比较高的逮捕必要性。
刘力萍说，对涉罪未成年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我理解这里的惩罚也是教育的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但是，这个孩子在不告而别后的复归时都是以道歉得到了观护帮教人员的原谅，是否对他建立底线意识不利?家庭教育缺失，他没有接受过底线教育，是他行为没有边界的主要原因。
给他一个清晰的底线，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全国青少年科教基地“青苹果之家”的心理学专家戈红联认为，刘力萍思考的建立底线，切中了要害，是要靠教育靠帮教去慢慢完成的。
戈红联坦言，这些孩子成长过程过度自由，就算是谈好了规则，他到了情绪点上，也基本上是完全不遵守的，是失控的状态。这个失控从心理学角度说，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系。我的经验是，给一个道理，让他按照道理去做，他做不到。那些道理必须自我经历，才能变成他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就给他一个底线，弥补他以往所受教育的缺失，然后让他自己去经历，总结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戈红联说，再一个问题，就是工作和未来。目前小虎和小铭的工作比较一般化，如果他认为自己以后就这么交代了，和他心里面的未来契合度很低，他可能一段时间就会跑掉。如果陪护师能和他探讨他的发展出路和未来规划，并给他说明有节奏的进阶路径，孩子心理上能安定一点。“比如小铭，比较想做的事就是赚钱回家娶老婆，这在我们看来或许不算多好的前途，但这是他想要的。”于艳丽说。
基地管理能多点自由度吗?
小虎和小铭的生活状态，以进入基地为分割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流浪到归属，从自由到封闭。戈红联说，他们的出走，也可能还有个原因，因为感到生活完全被人支配，想有一定的自主权。
这两个孩子，对于基地比较刻板和封闭管理方式的不适应，也让我们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出发，思考基地的管理理念，一定要管得那么刻板吗?自由度可以有吗?
先来看目前的管理方式。进入观护基地前的风险评估各地都非常重视，在评估过程中力求详尽考察各种风险因素。进入基地后，各地都会限制观护对象的活动范围。有的要求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区县，例如上海;有的要求不得离开观护基地，例如江苏无锡和常州。
戈红联认为，边缘孩子回归社会，最重要的是心智得成长。规则太死板，不易让这些孩子去走这一过程。
孩子需要一定的自由度。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王英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给他一定的自由，让他拥有可以短暂离开并可以自行回来的决定权，他会感受到被尊重和信任。自幼流浪的孩子缺乏温暖，但也缺乏管束。给予爱和关怀的同时也要树立他行为的边界，也就是让他明白行为还是要有约束和管理的。
山东省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姜欣提出，对于每一个涉罪未成年人，我们是否首先把他当作一个孩子看待，这至关重要。在这个基础上要进而明白，对于孩子而言，关系一定比教育重要，这就是基地名称从管护、关护最后到观护的原因。她认为，和谐的关系、宽松的环境，是让孩子在平等、安全、独立的感受下改造自我、修正自我的动力之源。自幼流浪的孩子，内心更敏感和脆弱，对自由的需求更强烈，刻板的管束、强制，往往招致抵触和反弹。
不过，各种担忧也是出于儿童利益。“如果真走了联系不到了，只好按违反取保规定抓捕回来，我们是好意给个机会，可是如果孩子不理解，以为可以随意而为，反而会受到更重的处罚。”于艳丽说，问题在于操作起来有担心孩子脱管出问题的顾虑。现在有的社工在凌晨到大街小巷找游走在外的孩子，劝他们回家或者送到救助站。海淀未检作为最早起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机构之一，这些年所经历的“状况”无疑更多。
(本文未成年人均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