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高龄的黄苏妹老人。 
三水“红头巾”在新加坡劳作时的情形。（资料图） 
1996年“红头巾”们罕见的合照。（资料图）
新加坡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名为《红头巾》，记载着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佛山市三水区一些贫寒家庭的女子为了赚钱养家奔赴新加坡劳作的故事。由于这些女子干活时都戴着红色头巾，所以被人们称为“红头巾”。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百年风霜后，当年在新加坡劳作的那群“红头巾”已相继离世。2日凌晨，中国最后一名“红头巾”——105岁的黄苏妹老人在三水辞世。黄苏妹的离开，意味着“红头巾”退出历史舞台。三水有关史料专家认为，“红头巾”表现出来的在逆境中求生存、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将得到传承。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杨波、黄健源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一批来自广东的年轻妇女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南下新加坡工作。《三水县志》记载，三水妇女到了新加坡之后，无亲友可投靠的，多由“水客”带到大坡牛车水（地名），这里是三水人聚居的地方，尤其是盒巴珍珠街（人们习惯称作“豆腐街”），恰如一条三水村落。
单身的妇女到此后，多数是几个人合租一个房间，挤住在地板或木架床上。白天，她们有的到工厂去做剪除橡胶片上杂质的工作，每日工资4毛钱左右（当时一天伙食费约1毛钱）。
大多数人则到建筑工地做泥水杂工，10多层高的建筑物一样要用双肩把材料挑上去，劳动强度是很大的。一天劳累10个小时，名义上有几角钱工资，但因为工程是分类、分层承包的，每分多一层，就多了一重剥削，结果实际得到的打了折扣。
“红头巾”的辛酸：怀胎七月漂洋过海打工
“如果不是家里太穷，谁也不愿意抛家离子跑到新加坡去打工的。”
今年9月17日是黄苏妹老人105岁的生日，当时本报记者曾采访过老人。对于那段“红头巾”的经历，老人总是感叹不已。
“如果不是家里太穷，谁也不愿意抛家离子跑到新加坡去打工的。”据黄苏妹老人生前回忆，赴新加坡是1935年，当时她正好25岁。当时三水洪灾频发，土地歉收，家里基本上是揭不开锅的。万般无奈之下，黄苏妹和5个姐妹结伴前往新加坡。那个时候，黄苏妹已经有了一个2岁的女儿，上船时还有了7个月的身孕。漂洋过海并不轻松，她在船上只吃一点饭和咸鱼。经过了7天7夜的海上颠簸才到达新加坡。到了新加坡，她还要辛劳挣钱，偿还“水客”30多元。
在老人的叙述中，“凄凉”、“很苦”是老人提及最多的话语。老人说，在建筑工地上挑担、拌沙石……消耗体力大，每天从早上7时做到傍晚7时，每天的工钱是6角钱。最担心的是安全没有保障。老人说，有一次曾在某一建筑的四楼一脚踩空摔到了地上，还好伤势并不严重，捡回了一条命。在那期间，有一次工人要下到一个泥坑工作，别的人都不愿意跳下泥坑，她带头跳。当时她的左手无名指戴着一个戒指，这个戒指不小心勾住了一个钉子，竟生生拉断了手指。
与艰辛相对应的是“红头巾”对当地建设的贡献。“一条街的高楼都是我们建好的。”黄苏妹回忆说。
“红头巾”的遗憾：亲生女儿送人 无缘再见
“我也不想把孩子送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无奈的做法。”
到新加坡仅仅几个月，黄苏妹就生下一个女儿。但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她还要在工地干活无法照顾，只好将女儿送给当地一对华人夫妇，那夫妇给了她4元钱。自此，母女天各一方，至今近百年也无缘相认。
“我也不想把孩子送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无奈的做法。”她说。
黄苏妹说，在新加坡期间，大家都是省吃俭用，平时去街市捡些烂咸菜吃，她每个月都将挣得的钱通过银行汇给国内的丈夫。黄苏妹说，整整十年，她从未回过家。尽管如此，她还是把对丈夫以及家中亲人的思念寄托在了信中。“那时候写一封信要一元钱，比我们打工一天挣的钱都多，但我们没有文化啊，只能请人写信。”老人说。
1949年后，再没有三水妇女下南洋谋生。之前的“红头巾”或留在当地，或陆续返乡，返乡老人若无儿女，可免费入住敬老院。身处异国、生活艰难，不少“红头巾”都选择在新加坡另嫁他人，黄苏妹的妹妹也曾劝她不要回三水了。但是黄苏妹怎么也不愿意：“屋企有老公有女儿。”十年漂泊之后，黄苏妹回到了家乡三水，时年35岁。后来，她又生了三个儿子，一直生活在三水。
最后的“红头巾”安详离世
今年9月17日，黄苏妹老人迎来了105岁的生日。在家人为老人家贺寿后仅隔半个月的时间，老人便离开了人世。2日凌晨1时30分左右，黄苏妹老人安详地离开人世。三水区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说，老人平时身体很好，但在今年9月底前曾出现一点异常，老人突然开始气喘，后来越来越严重。家属随即将老人送去三水人民医院救治，最终无回天之力。
有数据显示，“红头巾”一般都比较长寿，平均寿命为八九十岁。有专家认为，长期的苦力活练就了“红头巾”健康的体魄，而乐观开朗的心态则让“红头巾”知足常乐，这些都是“红头巾”健康长寿的原因。
随着黄苏妹的离世，国内再无“红头巾”健在，承载着一个世纪的雨雪风霜和历史记忆，也由此画上句点。
“红头巾”的贡献：新加坡亚洲大厦由“红头巾”建
1986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没有红头巾女工，50年代高楼建不成》的文章。其中提到：“在50年代，亚洲大厦算是顶高的了。这座大厦就是由红头巾女工建筑起来的。所以说，红头巾对我国（新加坡）早期的建筑业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新加坡建国之后，更是开展大规模的建设，连牛车水区三水人聚居的松柏街、长泰街、豆腐街也已改建成购物中心。这些建设都渗透了三水妇女的汗水。
“上世界七八十年代，新加坡的文史专家将红头巾作为蜡像馆的展示组别之一，让大家铭记她们的贡献。”三水文史专家陆探芳说，实际上当时三水妇女到新加坡谋生的，除了红头巾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芦苞、大塘一带的妇女以做红头巾为主，而邻近南海西樵一带的妇女则做家政等方面。
专家：“红头巾”吃苦耐劳精神至今传承
“红头巾可以说是建设新加坡的功臣。”陆探芳评价，红头巾到了新加坡一样是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特别能吃苦，其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直影响着三水人民。
“晚年不少红头巾回到三水，也将红头巾精神带回来了。”陆探芳说，红头巾到了繁华的城市也不忘自己的家乡，坚守家乡的朴素感情，思乡之情和思念家乡亲人的感情，是始终至死不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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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巾”来历的诸多说法
关于红头巾的来由，有诸多版本的叙述。为何戴上“红头巾”，有专家认为，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建筑业独有的一种习惯，热时可用方巾擦汗、冷时可保暖，因为浆过比较硬，方巾还可以适当保护头部免遭碎石伤害。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当时由广东到新加坡去做建筑工的，除了三水的妇女，还有花都、增城等地的华工。为了区分不同地区的华工，有人提议用头巾的颜色区分。其中，客家女工在劳作时戴的是蓝色头巾，清远的妇女则穿着浅蓝色为底、印有白色小圆圈波点图案的服饰，人数最多的三水姐妹则选择了红色。
对此，黄苏妹予以否认。她说，工作时才戴红头巾，若遇到有人死了，就戴黑头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