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崔家窑村走访困难农户（左一是蔚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个北京城的白领却天天呆在边远山区，一个文学硕士却整天与农民打交道，一个作家只为扶贫事业而写作……他是一个“怪人”，他有一个梦想，他用生命践行着“帮扶千乡万村贫困农牧民”的誓言。
他就是作家爱新觉罗·蔚然。
蔚然，满族人。一个文化界知名人士。放着安稳的工作不做，放着大都市生活不过，他心心念念曾经去过的一个个贫困山村，那些善良的人穷了一辈又一辈，忍饥挨饿，无法翻身……这些问题困扰了他许久，还是下不了决心。
放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金钱名利好说，但世俗的眼光和评价，就需要很强大的内心去承受。蔚然说，辞职后，为了有个“单位”让人认可，就办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幸福促进会”，这样的帮扶组织在中国有数百家。
以公民的身份，自费走访扶贫，是蔚然给自己而立之后定的人生规划——用25年走访贫困落后村庄，帮助他们脱贫解困。也就是说，他未来能走动的时间，都会坚持个体扶贫。“过去十年的努力，我从不后悔！”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不管经历过多少，他说一切都“值得”。
白领“农业通”走进山西
蔚然说，他最近想再去趟山西，回访一下过去帮助过的困难户，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
去山西扶贫，是前几年的事，这几年蔚然多半时间呆在西藏。用他的话说，那里更穷，更需要他。
2010年冬天，蔚然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结识了70多岁的叶海，老人的家在山西朔州，讲了很多家乡村子里的困难事——大棚技术不到位，产量受限制，困难家庭没人管……此时，蔚然已经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领，转变成一个“农业通”。
他说，农民心中的专家就是什么都要懂，你有不懂的他就不信任，就会侧目。要想走近他们，就要做学生，了解和学习农业知识，怎么嫁接、如何剪枝、打药施肥，全不在话下。农村扶贫落不了地，就是有些干部被梗在中间，与农村、农民没有融在一起，两张皮，才造成“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难”。
刚过完年，乍暖还寒，蔚然就直奔朔州，光秃秃的山峦，植被少风很大，到朔州时正赶上一场降温，坐在叶海老人的电动三轮上他冻得直哆嗦。一到地方，蔚然就和老人直奔他们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大棚……之后就进村入户调查研究，了解贫困户的需求。
“每家的情况不一样，要精准扶贫就要入户了解，针对性帮扶。国家的扶贫政策在很多地方是‘撒胡椒面’，由上而下，扶贫方式已经不能真正进入农村。”蔚然有着与农民打交道的方式，更有着对扶贫独到的见解。
在朔城区崔家窑村，蔚然走访到一户叫谭金的困难户。妻子患精神疾病，成为家庭巨大的负担，年近六旬的谭金无法外出打工，只能种地过活，两个子女还在上学，村里的小学撤销后，两个孩子得到城区入读全寄宿的中心校，可家里交不起住宿费和生活费……
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解困，是蔚然行走了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他觉得当务之急进行一对一资助，帮两个孩子先上学。当向谭金要银行账号时，对方摇头，不知账号为何物……
当城镇化的步伐在中国农村如火如荼时，一些贫困家庭仍处于自力更生的小农经济状况。当“记得住乡愁”成为大众心声的时候，很多边远山区的人还为看病就学发愁。在贫富悬殊拉大的今天，更需要更多的公益团体和人群介入扶贫，帮助贫困人口致富，改善贫困地区农民生存状况。
蔚然所焦虑和从事的就是帮助这些人群脱贫致富，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助学，可能是改善一个家庭最彻底的一种方式。他对一些家庭的关注不是一两次的蜻蜓点水，而是持之以恒的关注。
一次在北京参加一个活动，结识了山西忻州的政协委员安富弘，就谈到谭金一家的情况，安富弘深受感触，返回忻州途中，就绕道朔州第一时间去看望谭金，给孩子添置了衣物，还捐了不少钱。后来，他还多次前往谭金家，送去了电饭锅，买了大米、羊肉等生活用品和食品……
蔚然说，每到这时候就很有成就感，觉得是那么的幸福。靠自己的努力帮助到他人，是将扶贫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蔚然最大的幸福。他也希望将这份幸福传递给很多人。
太原小学生的读后感作跋
致力于消除贫困与“三农”问题研究的蔚然，说自己不是单纯的扶贫，而是带着思考去行走。他会关注人群，观察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渴望什么。这些是在城市中所没有的，其实，幸福很简单，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转变，而不是满足一个又一个的欲望，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梦想。欲望是无止境、梦想同样是层出不穷，永远无法一一实现。
他在一个村子走访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在下地劳作后听上戏就很满足，就觉得幸福。扶贫不是光给钱那么简单，而是精准到摸清楚人家要什么，怎样才是他们最幸福的脉搏。于是，蔚然开始找资金买器材，让高科技的放映设备，打破乡野寂寥乏味的空气。“丰富贫困山村的文化生活，也应当是扶贫的一个角度。”蔚然说，做公益不是单方面的付出，有时也是一种获得，内心强大了，心态平和了，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了……这些都促使他，十年扶贫奔波，乐此不疲。
“这十年来，我在帮扶中欣喜大于失落，我在农村对贫困农民做物质上的脱困帮扶，回头我以文学作品又对物质条件得以丰富起来的城市人做精神贫穷帮扶。”蔚然所说的“精神帮扶”，是指他在扶贫4年走访上千个村子后，整理日记和上万张图片出版的两部三卷《粮民》。
说起《粮民》，还有一个令蔚然感动的细节。当他的第一部《粮民》出版后，太原市南关小学一个班的孩子们，每个人都写了读后感，一位家长把这些感人的文字发给蔚然，令他相当感动和温暖……在出版第二部《粮民：中国农民会消失吗》时，他选取了十几个孩子的读后感作跋……以此，蔚然与山西结下了很特殊的缘。
到如今，蔚然还能不间断地接到读者的短信或邮件，表达对《粮民》读后的深切感触，对他所做的扶贫工作的支持，甚至很多人想与他同行，为民间扶贫做些事情。
2007年，蔚然的博客被人民网评为“最具社会责任十大博客”。他希望通过互联网，通过文字，传播他的公益理想，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关爱农民。他的首部纪实文学《粮民》，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蔚然更愿意称自己是作家扶贫，因为写作者的社会责任感，给予他很强的成就感和无比的幸福感。他希望更多的人能与他一样，感同身受，奉献社会。
联络山西药企援助藏区
其实，扶贫之路，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和顺利。蔚然认为，扶贫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长期深入一线扎实调研、积极行动的工作。不能浮皮潦草，更不能蜻蜓点水；不能简单粗暴一刀切，更不能头脑发热拍脑袋决策。扶贫是需要细致和作，也是一项需要长期深入一线扎实调研、积极行动的工作。不能浮皮潦草，更不能蜻蜓点水；不能简单袋决策。扶贫是需要细致和实际的工作，先号脉再问诊，然后再抓药诊治，煎药服药也要悉心照料，贫困这个病才能得以根治。
国家提倡“精准扶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这需要做大量极为专业的调研，如人文生态（当地文化基础、生活习性、饮食习惯等等）、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劳动力结构、土地资源、交通运输等综合性问题都需要认真考察与调研，有几个人愿意花精力去做？调查后，持续帮扶谁来搞？俗话说，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这种态度是对农民、农村有情感的人才能有的。一些基层干部的作风，就注定，政策扶贫的效果不会很理想。就如同“年年种树不见树”，为何？没人上心，没人担责，漫不经心，怎么能做好农村的事，农民的事。
目前，蔚然在西藏昌都市八宿县林卡乡尼巴村扶贫。他说刚来村里就被惊呆了，妇女天蒙蒙亮就下地干活，男人们背着小孩在村里转悠，青稞不用镰割用手拔……没电、不通车、没蔬菜吃、手机没信号……百十来口人的村子，几乎三十个妇女都有不同程度的疾病……
这么多难题让他们无从下手。有一天，一个名叫郎加卓玛的妇女突然晕倒在青稞地里。这事让他们有了帮扶的切入口——帮村民寻医找药。
当决定先从解决村民看病难问题入手时，蔚然才听说，村里有两名村医（每月领取国家发放的近千元村医补助），但谁也不会打针输液，更别说看病了。没法子，蔚然就爬到海拔四千多米高的山腰间向外打电话求援，昌都市卫生局立即安排八宿县卫生服务中心，派来医生“送医送药”。
一些慢性疾病不是一次“送医”，就能彻底治愈，需要长期的药物供给。蔚然突然想到了太原的一个友人，她也热心公益，得知村民缺医少药，就积极联络山西两家医药连锁企业，募集到价值近十万元的非处方药品。很快邮寄到了西藏，运到了尼巴村。村民的喜悦无法言表，蔚然与西藏著名作家白玛娜珍，亲自动手打隔墙、铺地板、做药架，在村委会开了个卫生所，这下可解决了村民吃药难的问题。就连相邻三四个村子，都会到尼巴村来抓药治病。
城里人留在广袤土地上的脚印
蔚然是满族人，对民族问题特别注意。初到尼巴村，藏族村民以为他是“汉族”，就直接叫他“加弥（汉人）”。蔚然就不断强调“我是满族人”，“我叫什么名字”，但村民听归听，叫归叫，完全不理会……
两个月以后，村民开始改叫他“括勒（哥们的意思）”。这一变化，是与蔚然帮村民解决吃药难问题有关，与他为阻断病原给村民发放资金补助有关，与帮助搞人畜分开工程等更有关……人心换人心，走到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到今年初，村里老人和年纪较大的村民，每次见到蔚然，都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手放到他（她）的额头上，贴了又贴，久久不愿松开。在藏区，这一礼节一般是对他们最崇敬的人或活佛，才给予的最高规格的礼遇。
这种情感的变化与加深，都是蔚然在扶贫中的收获。真诚付出，是打开地域差异、思维模式、文化程度等障碍最佳的钥匙。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第六次座谈会上提出“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突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扎实解决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问题，尽快改善特困人群生活状况”。精准扶贫，正是蔚然一直倾力在做的事。他计划把尼巴村做成八宿县、昌都市，乃至整个西藏“精准扶贫”典型范例，以此为他向下一个贫困村帮扶做一个可拷贝的模式。
当问及蔚然这样做后悔吗？他回答“不会”。“虽然我不挣一分钱，全部自费和无偿来做，最初害怕被人‘耻笑’，现在我可以挺直腰杆，帮扶是我终身的事业，也是我的人生规划。这其中写作，也是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他说目前最大的困惑，就是得到社会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同，不要一再纠结于他扶贫的初衷。“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不一定随大流就是‘主流’的价值观。我所关注的是贫困群体，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摆脱贫困，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蔚然还出版了诗集《灵魂的粮食》和散文集《另一个世界》。一个内心充满诗歌的城里人，却将脚印留在贫瘠的田野，在农村广袤的土地上，耕耘着自己的帮扶事业与文学创作的幸福人生。
本报记者 周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