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最后在1945年遭到惨败。1947年，美国通过制定“和平宪法”，把日本推到和平发展的道 路上，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如今，安倍内阁绕开宪法，欲通过确立“新安保体制”，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同时，日本正一步 步与战后70年的和平发展路线诀别。
“新安保体制”背离和平
上世纪60年代初，原本是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就任内阁首相期间，与美国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建立了“日美安保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日本单方面接受美国的 保护，日本自卫队实行“专守防卫”方针，并且范围限于远东地区。在冷战时代，日本作为美国的从属国，发挥了远东的“反共防波堤”作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形 象地说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不沉航空母舰”。
半个世纪后，安倍晋三和其外祖父岸信介一样，抱着“赌出政治生命”的决心，正竭力让国会通过“相关安保法案”，建立所谓的“新安保体制”。
“新安保法案”由两项构成，一是《国际和平支援法》，二是《和平安全保障法制整备法》。前者为新立法，后者为对10部现有法律的修改案。7月16日，在强 大的抗议声中这些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正在由参议院审议。由于执政党在参议院也占据多数议席，即便遇到障碍，这两项法案最迟也会在9月27日本届国 会结束前获得通过。日本自此将在法制上建立起可以在国内外“无缝应对”各种事态的“新安保体制”。
“新安保体制”的核心是解禁“集体自卫权”，除了对美从属性这一点没有太大变化外，将打破旧安保体制的各种局限性，如自卫队不仅可以走向海外的任何地方，参与美军的作战行动，而且能够对“关系密切的国家”出兵。
安倍称之为“积极和平主义”，并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把它作为军事战略的基本理念：“以与盟国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联合起来，较前更为积极地对地区和国 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自第二次担任首相以来，安倍就时时把“积极和平主义”挂在嘴边，2014年1月发表的施政演说甚至称之为“应该肩负的21世 纪的招牌”。
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要做“军事大国”：在海外显示军事实力，派军队到海外去，在海外参与乃至发动战争。这是地地道道的扩张军备的好战之举，与和平主义无缘。日本国内的公正舆论把它称做“积极战争主义”。
关于“积极战争主义”的这一实质，2014年4月15日，安倍的朋友长谷川三千子对外国驻日媒体说：“积极和平主义通常是走向接近战争的地方。常常会成为战争。实际上，就是运输食粮等也会被杀。战场与非战斗地区是没有分界线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必须认为就是走向战场”。
“新安保体制”一旦确立，意味着日本二战后的“和平宪法”就此名存实亡，日本从此将远离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具有明显军事扩张性的好战国家。在享受了70 年为“和平宪法”所保证的长期经济繁荣后，日本将恢复为“正常国家”--有权力和能力发动战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意义与“明治维 新”并无两样。安倍要在日本近现代史上留下怎样的一笔，令人担忧。
“假想敌国”与“希望同盟”
半个多世纪以来，强烈的好战本能驱使日本极右翼政治势力急于摆脱“战后体制”，通过扩大在海外的军事活动和行使武力，谋取世界一流大国和亚洲第一海洋大国的地位，恢复昔日“大日本帝国”的荣光。
在这股政治势力看来，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妨碍了上述国家目标的实现。这成为本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日本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对着干、蓄意恶化中日关系的根本原因。
从“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日本官方文书关于中国的叙述不难看出，中国被置于了“假想敌国”的角色。据八牧浩行在网站上 揭露，为通过安保相关法案，“据说，官邸和自民党已经发出指示，要地方组织散布’中国威胁论‘，点名中国为’假想敌国‘，以说服选民”。
而安倍本人，作为首相近年来时常炒作“中国威胁论”，丝毫不隐讳把中国作为最大对手的意图。6月1日他在记者吹风会上明言“安保法案以在南海的中国为对象”，7月28日在参议院会议上再次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主权范围内的正常行动。
安倍与黑高参们制定了如下的对华战略：以南海为主战场，拼凑“日美同盟+N”的反华大联盟，包围、遏制和对抗中国。
安倍在《向着和解、自豪与希望的新时代日美同盟迈进》（《正论》杂志2015年7月号）的答记者问中说，“要把日美同盟打造为21世纪的‘希望同盟’”， 要“开创日美的新时代”，声称“一个强有力的日美同盟的存在要进一步强化在亚太地区的遏制力”，“使日美同盟成为维护尊重自由、民主、法制的亚太地区繁荣 的基石”。
可以说，在如何对待中国这一点上，日美同盟有了更紧密的含义：美国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日本作为马前卒、急先锋，日本为维护在亚洲的主导权把美国当 靠山，狐假虎威。为此，安倍暂且搁置了原本是冲着美国去的“历史修正主义”，在4月访美期间用尽心思博取美国的欢心和放心；美国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虽然心知 肚明，但仍然在军事上为日本大幅松绑，不惜放虎归山。
与此同时，日美两国对东南亚个别国家引诱拉拢，为这些国家与中国摩擦煽风点火、撑腰打气。还拉拢印、澳等国家打造所谓“安全菱形”，即构筑“亚洲版北 约”。按照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公开的说法，就是“在亚洲也要建立以美国为中心、与东南亚国家等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安全保障体制”。
要指出的是，美国期望日本在其麾下充当“世界警察”的补充性角色，即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但日本极右翼政治势力是不会真正和完全放弃“ 历史修正主义”的，在适当的气候下，一定会旧态复萌，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对世界的“日美共治”，进而占据因美国收缩、撤退而出现的空缺，甚至取而代之。
警惕不断加深的日本政治右倾化
诚然，现在日本尚未出现由军人组阁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加军国主义的体制，但政治右倾化在一步步加深却是不容否认的严酷现实。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强化“政治独裁”。近来，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首，日本各阶层民众自发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安倍内阁的“战争法案”。但是，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数 比起上个世纪60年代初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规模就相差了许多。这一现象折射出日本政党和政界的深度右倾化。尽管安倍内阁支持率不断下跌，但是安倍 仍然一意孤行，就连保守派、修宪派学者小林节也批评安倍是“无视法治的独裁政治”。可以预见，今后日本政治和政界的右倾化、自民党政权的“独裁性”将会进 一步加强而不会减弱。
二是再现“军产学复合体”。二战期间，日本曾经有由海军、企业和大学构成的“军产学复合体”。战后，日本的产业结构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寓军于 民”，各行业的大企业都与防卫省（厅）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担负一定的军工生产任务。现在，“武器出口三原则”被废除后，学校和科研机关等不得从事军事 技术研发的禁区已经被打破，日本的产业结构将会加速实现从民到军的“转型”。在防卫省的主导下，产业界和大学等科研机构组成新的“军产学复合体”将会形成 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并且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内外政策。
三是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在军国主义时代，日本通过强制性教育，用“兽性”取代“人性”，把民众培养为杀人狂。多年来，极右翼政治势力汲取这一“历史 经验”，一直在致力于推进“教育改革”，实际上是重建战前的教育体制。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教育基本法》已经在第一届安倍内阁期间被全面修改。今后，自民党 政权将进一步加强对教科书的“审定”，以贯彻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教育方针，为培养“新日本人”，把教育推向复活《教育敕语》的方向。
四是加强对媒体的干预与控制。许久以来，自民党政府一直在加强对媒体的干预与控制，目的是封杀“言论自由”，以便于推行倒行逆施的方针政策。仅在今年，这样的事例就已发生多起。日本和平反战人士担心，有朝一日会出现战时“大本营发表”那种报道体制。
五是实施《特定秘密保护法》，堕落为“警察国家”。战前，以特高课和《治安维持法》为象征，日本成为世界上典型的“警察国家”。第二届安倍内阁于2013年制定了《特定秘密保护法》，被称为“现代版的治安维持法”，目前已经付诸实施。
政治评论家植草一秀在自己的博客里说，“《特定秘密保护法》有两个目标，其一是日本全面地参与美国发动的战争，其二是排除敌视权力的人物。”他的结论是：“日本正在回归战前的警察国家”。
如上所述，一旦进入“新安保体制”时代，日本的对内外政策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其结果，不是和平与繁荣，而是战争与动乱；或许会收到一时的成效，但它最终将重蹈覆辙，输得有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惨。
（本文作者：张可喜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文章选编自《瞭望新闻周刊》，转载请标明出处 原文题目为《瞭望智库：“新安保体制”下日本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