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元是清朝人，生在浙江海宁一个鼎族之家，曾代理青浦、上海等多个县的县令，62岁辞官，著成《庸闲斋笔记》。陈其元博学多见，又宦游四方、见多识广，所记斐然。《庸闲斋笔记》中有《应敏斋精于折狱》一章，对清朝州县地方盗案及其侦捕、审理多有详细记述，并时有创见，颇引人深思，成为后世观察清朝乃至古代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窗口。
应敏斋，浙江永康人，道光年间举人，曾任苏松道道员等职。咸丰年间，无锡曾经发生一桩窃盗案，犯人多次认罪又多次翻供，但是赃物证据俱在，即便是“发审诸委员”，也都认为该犯就是真正的盗贼。
其时应敏斋担任该地廉访使，听闻此案后，亲自提讯。经多次诘问，他发现，“事主”的证据仅有几件赃物，又发现，受害之“事主”又高又大，而盗贼又矮又小，于是拿出赃物反复查看，突然招呼“事主”上前，指着一件马褂说:“这是你的衣服吗?”事主回答说“是的”。应敏斋就命令他把衣服穿起来，却显得很短小，不合身，接着又叫“盗贼”穿这件衣服，结果十分合身。“盗贼”哭喊着道:“今天我见到了青天大老爷!这本来就是我的衣服!”
原来，这年无锡窃盗案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件案子得到破获，捕役害怕无法按时完成任务受到处罚，就随意抓了一人并强迫其承认偷窃了东西，又嘱咐当事人确认赃物，希望以此来逃避责任。这些缘由，被“事主”供出，应敏斋闻听大笑，重重责罚了捕役，又拿出一件又长又大的马褂赐给失窃当事人，并对他说:“以后我终究会替你找到真正的盗贼，可不要再帮捕役诬陷别人啊!”
该案案情虽然简单，却有助于我们探讨“冤案何以发生”这一问题。捕役随意地抓人，并给其安上窃盗的罪名，乃因他们惮于受罚。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刑事案件种类有限，命案、盗案就是最重大的刑事案件，并被作为考察地方官员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如果命案、盗案发案率居高不下，破案率又无法保障，那么必然会影响对地方官员的评价，进而对其升迁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于盗案，州县必然十分重视，要求必须侦破并捕获犯罪嫌疑人，这种压力，就自然地传导至直接负责缉捕犯罪嫌疑人的捕役身上。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提高破案率，对盗案、命案保持必惩、严惩的态势，确实一定程度有利于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能对潜在犯罪者形成震慑以及抑制。然而，若将对破案率的追求推向极致，过分强调盗案、命案必破，就必然会出现应敏斋所遇捕役“诬人”的情形了，“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在罪案侦破中，一些侦查人员为达到所谓破案的目的，手段、程序往往不被重视，殊不知所获之“恶”，恰恰可能是无辜之人。
冤案之所以出现，还源于普遍存在的司法迷信，于是，侦查以及初审中的瑕疵就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研究美国冤案的学者佩特罗等曾指出，即便并未诉诸刑讯，仅是众所周知的讯问技巧也可能导致虚假供述。在上诉中推翻判决的机会是有限的，更好的方式是在第一次审判时作出正确无误的裁判。司法本应与侦查机关形成制衡，但在现实中，法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有罪推定”，对侦查的正当程序及证据的完整性作选择性忽视，并寄望于上级司法机关纠正错误，结果导致司法错误始终无法得到纠正，于是冤案发生了。
当然，比“盗案、命案必破”思维更可怕的是侦审不分，甚至以侦代审的制度。应敏斋对犯罪嫌疑人、“事主”详细询问，严谨地分析证物，最终使冤案真相大白，这当然是其个人司法智慧的展现，但一般地看，这也反映出侦、审分离，乃至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作为“侦”的一方——捕役或可被要求尽力地破案，但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证据的确认，必须要由相对中立的司法机关来审办，犯罪嫌疑人也应该获得辩护等一系列权利，这是现代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只有严守客观、中立等法律的“正当程序”，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与证据，避免司法迷信与“理性的自负”，才能有效地防止冤案的发生。这一道理，古今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