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十多篇的江苏抗战历史的评论文章，总是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汉奸和伪军”，在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江苏抗战的几乎每一次大小战斗中，总会提到“同时消灭了多少伪军”，而往往消灭伪军的数字还会远大于消灭日军的人数。上篇文章写到的发生在1941年12月间苏中如东地区的这场战斗也是如此。当看到消灭日军30多人，心里顿感畅快、鼓舞！可是再看到也消灭了十倍数量的伪军时，在感到鼓舞的同时，却少了几分畅快，这些人毕竟是自己的同胞。人们不竟会问，为什么在那个年代这些同胞会背宗叛祖，不顾民族大义去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犯下为虎作伥残害自己同胞的汉奸罪行呢？
扬子晚报军事观察员 孙小伟
伪军的人数超过侵华日军
正当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军入侵之际，在中国竟有溥仪、汪精卫、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等人，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先后组织起伪“满洲国”、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南京维新政府”等一些伪政府组织，并分别招募组建起各自的武装——伪军，协助配合日军镇压中国的抗日斗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汉奸罪行。
1938年时，中国东北以外的伪军数量约为78000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伪政府后，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1938年后，正面战场开始出现相持情况，抗日军队间相互矛盾严重，不仅国共两党出现兵戎相见，国军内部派系问题也大为突出。结果伪军数量急剧攀升，在整个中国的战场上，汉奸、伪军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占领军的数量。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统计，除伪满洲国军外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也有不同版本的说法，认为实际数量可能超过200万人。
伪军大部来自国民党军
汪精卫的汉奸伪政府的所谓“曲线救国”的谎言，在诱降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和欺骗民众方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起到了使伪军人数急剧增长的催化作用。到日本投降时，汪伪政府已经拥有七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对外号称兵力百万。在国民党的内部，由于蒋介石统治集团政治上的独裁，内部派系林立，多年来亲近嫡系，导致地方杂牌军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备受歧视，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及怨恨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比如汪精卫“国民政府”中七个伪集团军司令，有六个是来自于原西北军、东北军和山东韩复榘的部队。
当然，伪军中也不乏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人。包括黄埔一期的刘明夏（十四军第九十四师师长）、黄埔一期黄子琪（国民党补充旅旅长）、黄埔一期谢文达，黄埔二期刘启雄、张海帆、陈孝强，黄埔三期方先觉（国民党第10军中将军长）、黄埔三期金亦吾等二十多位“天子门生”。据统计，在伪军建制中62%左右来自原国民党军部队，换句话说，是国民党向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主要伪军兵源，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当时的中国百姓的生活极度穷困，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许多老百姓“为混一口饭吃”，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汉奸——民族的千古罪人
中国抗战时期的伪军，成为支撑日本侵略占领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参加了对华北地区的“扫荡”。这些以“皇协军”、“治安军”、“和平建国军”、“保安队”、“警备队”称呼的伪军，可以由日军随便调遣。不少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被百姓称之为“二鬼子”。当时的伪军帮助日军残害中国百姓，却与国民党政府军有着默契。在抗战时期，伪军主要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却始终与国民党政府勾勾搭搭，与国民党军作战较少。
伪军还在很多方面也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默许。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心议题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制定限共、反共政策。会后国民党发布了一系列秘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曲线救国”。早在1939年，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就把进攻八路军失败后率部投降日军，并变为“冀中剿匪总司令”的柴恩波的叛变行为称为“实施曲线救国。”而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甚至提出：“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正因为此，在国民党军内部流传着许可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使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