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领导有多忙？
最近媒体找到了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担任海南省常务副省长的毛超峰是7名海南省政府领导中兼任领导职务最多的一名，共有33个。而海南省政府省长和其他副省长都有两位数以上的兼职。要知道海南省是中国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省，人口尚未过千万。其他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乃至各地级市、县（市）应该和海南的情况差不多，有些地方领导的兼职情况很可能较海南更甚。
清季官员有一则轶事或许能说明中国的大官很忙、官衔很多乃是传统。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在南京任两江总督，管理大清最富庶的东南地区。有一个官员写了一封公文呈给曾大人，为显示郑重与恭敬，抬头如此称呼曾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淮盐政总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督办夫子。”曾国藩看后莞尔一笑，写了一首自嘲诗：
官儿尽大有何荣？ 字数太多看不清。
减去数行重刻过， 留教他日作铭旌。
铭旌
铭旌，是古代社会士大夫死后，立在死者灵柩前、标明他官职的旗幡。这样的场合是最正式的，死者生前所担任的官职尽量书写完整已表示尊荣。
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比他老师的头衔还多。
李鸿章死后，大诗人黄遵宪在《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中写道：
“檿弧卒挽周衰德，华衮优增汉旧仪。官牒牙牌书不尽，盖棺更拜帝王师。”
“官牒牙牌书不尽”说得是李氏生前所担任和兼任的官职用牙牌都写不完。
牙牌
又称“衔牌”“衙牌”，老百姓俗称“高脚牌”，上面书写着官员担任的官职和所获得的殊荣，是出巡仪卫的组成部分，一个衙役扛一块。
李鸿章的这些牙牌十八块，出巡时分两排，一边九块。
一边是：敕封、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头品顶戴、赏穿方龙补服、赏戴三眼花翎、一等肃毅伯、赏用紫缰、紫禁城骑马。
一边是：钦定、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军务粮饷、兼管直隶巡抚事、武英殿总裁、奉旨管理河道、管理长芦盐政、钦差北洋通商大臣。“敕封”和“钦定”表明李鸿章这些亮闪闪的官职和殊荣来自皇帝的封赏。
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比起身兼33职的海南省常务副省长还是逊了一筹。如果现在也学清代，官员外出时让工作人员扛着“衔牌”跟随，那为海南这位常务副省长扛牌子的得三十多号人。
为什么中国的清代和今天，官员要身兼那么多职务？其根本原因我以为是在权力实际上由上向下授予、官员主要向上负责的政治体制下，领导不得不身兼多职。
也就是说，一个非法制化的权力运行体系内，权力高度人格化，有上面授予的权力才能做其事。尽管我国古代各朝职官制度其实规定很完备，但有些差事，必须由某些有权力的官员兼任，方显出其重要性，做起事来才顺当。
如同治九年（1970年）为应付日益增多的对外交涉事件，上谕规定北洋通商大臣必须由直隶总督兼任，理由是：
“现在情形，则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
今天的政治制度和一百多年前的清廷当然大不一样，但权力的运行逻辑却有颇多暗合之处。特别是一些临时出现的重要事务，需要各职能部门协调而共同解决，现行的法律和规章又没有明确规定。于是就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机构，譬如前几年让坊间嘲讽的郑州“馒头办”。这些机构的权力并不来自法律和制度赋予——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来给公权力机构发牌照。
没有牌照的临时性机构就必须借重某个掌握实权的官员才能顺利运行。这个类似市场中的“借牌营业”，好比一座不那么名正言顺的新庙，要借重一个大和尚的名望和头衔才能让教众相信。
如毛超峰兼任的33各职务中有：省民航机场改扩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迁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重大项目推进协调办公室主任，等等。
这些遇到一件事便搭建一个庙的种种小组、办公室，其一把手若无常务副省长兼任，怎么能协调全省各个握有大权的机构？
新庙借大和尚的牌子，不仅仅是比如。现在一些刚建好的庙，为了能在信众中有地位，进而香火旺盛，往往请一些在佛教协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大庙方丈兼任本庙的方丈。有些大和尚一人兼任三四个庙的方丈。佛教毕竟在人间，其运行模式亦不能免俗。
公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冲动，而一旦扩张没有法律设定的边界或有边界却不遵循，那么遇见一件大事需要公权力管理就设一个临时性的机构，这是一种路径依赖。
而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清代，公权力介入的领域远非清代的官府能比，那么各种非法定的临时性机构自然层出不穷，这些机构需要借重有权力领导的尊面，才能在权力版图中分得一瓢羹。那么大领导们焉能不忙？
“官牒牙牌书不尽”是历史，更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