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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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父母心中，“弃婴岛”是孩子的“生命之岛”。
“弃婴岛”从建立之初就备受争议。2015年3月25日，记者从江苏南京儿童福利院了解到，从2013年底运行至今的南京“弃婴岛”已接受弃婴400多名，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劝阻而让父母把弃婴抱回的就有上千个。与运行两个月后宣布暂停关闭的广州“弃婴岛”和开放11天后宣布关闭的济南“婴儿安全岛”相比，同属于区域中心城市的石家庄、西安等地福利院负责人则告诉记者，由于资金运行压力很大，他们现在还在“咬牙坚持”。
关门还是坚挺?
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眼洞村的广州儿童福利院门前，一座红瓦灰墙的房子依然矗立，厚厚的合金门窗却紧锁着，透过玻璃窗能看到里面粉红色的墙落满了灰尘。
“去年3月弃婴岛关闭后，偶尔还会有抱着孩子的大人前来，但看到门窗紧锁，很多准备放弃孩子的父母也只能再把孩子抱走。”住在福利院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
在距关闭的“弃婴岛”仅几十米远，一块写着“您已进入24小时治安视频监控范围”和“弃婴违法”的牌子还没有撤下，提醒着来往的人，这里曾有很多父母把亲生骨肉无奈抛弃。据附近居民回忆，弃婴岛运行之初并没有警示牌和监控，但由于“弃婴岛”名气渐大，一股“弃婴潮”的形成让院方不得不开始用严厉语言来警示弃婴家长要三思而行。
何时才会重启“弃婴岛”?广州儿童福利院负责人的答复说，短时间内可能性不大，仅目前该院接收的上千名弃婴已让其不堪重负，医疗护理、患儿康复、特殊教育、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出现了资金短缺和人员负担，现在他们仅接收公安机关送来的弃婴。
弃婴岛的出现要追溯到2011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设立了全国首个“婴儿安全岛”，并在儿童节当天开始运行。2013年7月26日，民政部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截至去年底，全国各地已经有河北、天津、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广东等16个省区市试点建立32个“婴儿安全岛”。据央视报道，浙江省首个“弃婴岛”正试点转型升级，他们已对接收弃婴进行明确限制，将只接收孤儿和本地弃婴，外地送来弃婴将被劝返。
除了广州、济南等地因弃婴数量激增不堪重负而关闭的“弃婴岛”，石家庄、西安等地福利院有关负责人则告诉记者，他们的“弃婴岛”至今还在运行，他们也曾经历过弃婴数量激增，资金保障不足等困境，但在巨大压力面前最终还是咬牙挺了过来。
人性关怀还是法外之地?
“弃婴岛”创立初衷是保护被遗弃婴儿的生命安全，避免被遗弃的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是有人担心，设立“弃婴岛”是否会助长年轻父母推卸抚养子女的责任，是否会暗示和变相纵容遗弃婴儿现象发生，是否与刑法相关规定相抵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翔告诉记者，我国刑法第261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么，设置“弃婴岛”是否就是鼓励遗弃行为?父母把孩子放在弃婴岛是否构成遗弃罪?这些都出现了制度设计和法律执行的空缺，亟须建立一整套制度性法律法规加以弥补。
“遗弃罪”需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能构成。张翔说，绝大多数弃婴父母是因为没有能力承担患病婴儿的巨额医疗费用，希望通过“弃婴岛”让婴儿获得更好的医疗和生存条件，这些父母并没有主观上的恶意弃婴行为，因此不能构成遗弃罪。
那么，对另一部分具有抚养能力却好逸恶劳推脱责任的父母来说，“弃婴岛”会不会让他们钻了空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教授屈学武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弃婴岛”缺乏法定程序，这使得弃婴者一旦产生弃婴念头，便可毫无阻力地完成弃婴行为，从而顺利推脱其抚养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其行为几乎没有违法成本。我们在保护婴儿权益的同时，也要重视让弃婴者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对情节恶劣者更应绳之以法。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赵红梅告诉记者，我国现在出现的弃婴现象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婴儿有先天或严重疾病，父母无力承担高额治疗费用而将其遗弃;第二种是非婚生育婴儿;第三种是因为性别歧视。三种情况都适用于遗弃罪，但需要在法律上作出更明确和严格的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告诉记者:“根据现行法律，把婴儿放在路边草丛中是犯罪，放在‘弃婴岛’也是犯罪，弃婴行为就应当受到法律严惩。”
“作为父母既然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就不该轻易把这份责任推给社会，遗弃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朱善萍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反对设立弃婴岛”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也赞同朱善萍的看法，认为首先要明确弃婴行为是罪恶的，停止罪恶必须要明确其刑事责任。如果婴儿父母未达到遗弃罪的处罚标准，可以给予其行政处罚，让其知道弃婴要付出代价。当然把握好处罚的度非常重要。
减少弃婴靠政府还是靠社会?
“救救我的孩子吧，我们实在没钱给他治病了。”这是采访时听到弃婴父母说得最多的话，很多遗弃孩子的父母跋涉数千公里只是为让孩子获得继续生存的希望。记者从南京、广州等地福利院了解到，弃婴家属很多是从广西、福建、安徽、河南等外省市赶来，而“弃婴岛”所接收的绝大多数孩子是重病重残婴儿，对于这些父母，“弃婴岛”是拯救孩子唯一的出路和希望。
据相关机构调查显示，全国现有82万左右的孤儿弃儿，其中只有8万多人生活在官办福利院中，这些孩子绝大多数是重病重残儿童。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技所所长马旭介绍说:“我国社会福利部门接收的弃婴中99%是残疾患病弃婴，这个数字拷问着我国病残儿童医疗生活的保障能力。”
记者从民政、卫计委等部门获悉，由于接收的近乎全部是重病重残儿童，天价的医疗费用也让这些福利机构压力陡增。南京儿童福利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希望政府加大对资金投入和保障的同时，也希望社会组织能广泛参与进来，共同分担病残儿童的治疗和帮助。”
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李崴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不是讨论需不需要“弃婴岛”，而是要推进并应用新生儿重病救助医疗体系来堵住弃婴黑洞。“政府和社会要加大对病残婴儿家庭的救助，形成一套完善的救助机制，防止部分家庭因无钱看病或因病致贫而不得不弃婴。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医疗条件有了保障，家庭的成长环境肯定要好于福利院，要尽可能地让孩子回归家庭。”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卫计委主任王咏红在今年两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弃婴问题要从源头来解决，就要减少新生儿出生的缺陷率问题。”她说，自从我国不再推行强制婚检制度后，新生儿缺陷率比发达国家要高一到两个百分点，如果社会保障和制度能跟上，恢复强制婚检、产检并予以免费，将可有效降低新生儿缺陷率，如果再把先天性疾病婴儿的医疗保障做好的话，很多家长就不至于因绝望而选择遗弃孩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立众也认为，如果父母极度贫困，此时把病残儿童留在身边，可能对孩子来说就是死路一条，如果给孩子换个环境可以给他治好疾病，那么这对父母来说也应该把这种抚养权转移给国家来承担，这并不违背社会规则和道德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旅游发展局原主席田北俊的一席话也值得思考，他说:“在香港无论城市农村，孩子都在医院出生，一出生便有记录，如果孩子有健康问题，医院就会给予治疗并禁止父母把孩子抱回家，后续福利机构也会及时介入，不会使父母承受很大负担，所以在香港几乎没有弃婴。”
“解决弃婴问题是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优生优育没有很好贯彻、医疗保障救助没有及时落实、恶意弃婴行为没有受到有效打击，各部门没有配合好，政府和社会没有共同发力，那么弃婴问题依然很难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李崴告诉记者，“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救助渠道、没有建立起更完善的儿童庇护途径之前，还是希望‘弃婴岛’可以帮助更多的小生命获得安全。”
（原标题：弃婴岛，抛弃还是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