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想敢干的好书记孙文龙
燕居谦正在伏案写材料
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这些为人们所熟知的榜样人物的典型，一直感动、激励着人们。在山西人的身边，有些廉政干部，同样拥有感召的力量。
孙文龙 太行山上的焦裕禄
今年1月5日至7日，连续3天的晚7时30分，晋城广播电视台《晋城新闻》中，推出3集新闻片《清风化雨》。
从片中，人们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形象，他就是孙文龙。
孙文龙生于1931年，晋城市阳城县人。1949年，他入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他从省委机关回到家乡，先后任乡长、公社书记、副县长、县长，又陆续担任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县委书记。
1982年，因积劳成疾，孙文龙逝于任上，年仅51岁。
尽管孙文龙离世已有33年，可人们却始终对这位老书记难以忘怀。由家乡村民们动手修建的孙文龙纪念馆，自落成以来，前来拜祭者络绎不绝。
百姓捐款修建纪念馆
阳城县河北镇境内的南析城山北麓山凹中，有一座状若馒头的小山——孤堆山。山下的孤堆底村中，在青松翠柏中，有一座红墙碧瓦的建筑。那就是孙文龙纪念馆。
6000余平方米的孙文龙纪念馆修建于2000年春。目前，馆内建有缅怀堂、纪念亭、展览馆、敬松台等。
60块历任阳城县委书记、国内其他地区的干部及国外友人为孙文龙题词的石碑，分3排井然列于缅怀堂的北侧，形成“书林”。“张国义 2元”！在一块“捐款公德碑”上，面对多则千元，少则十元的捐款数额，2元的捐款自然引人注目。
孤堆底村支部书记38岁的孙晋军讲起了张国义的故事。
2004年秋，在尚未竣工纪念馆的孙文龙汉白玉雕像前，出现一位老农，痛哭不止。老农叫张国义，年过八旬，是蟒河镇孔池村人。当天，他路过孤堆底顺着路标找到纪念馆。
上世纪70年代初，张国义在龙江水库工地的泥水中干活。由于脚穿“张嘴鞋”，他的双脚被石灰水蚀得发红。这一情形，恰巧让来工地的阳城县革委主任孙文龙看到。他掏钱让人买来双胶底鞋，让张国义穿在脚上。
张国义是孤儿，当时已过40岁还没成家。看到“县长”给自己买来新鞋，他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孙书记老（去世之意）了以后，我也没有来送送……”临离开纪念馆时，张国义执意要将口袋中仅剩2元钱捐出。“纪念馆是靠群众的钱建起来的！”孙晋军说，纪念馆分四期修建7年，“200多万元投资，全部来自民间社会团体及个人捐款。”
孙文龙去世已有33年。33年来，众人非但未忘记他，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敬仰他、缅怀他、传颂他，逢年过节或秋收季节，阳城县仍有人在家中、途中、牧场、果园、库区渠、墓地或纪念碑前祭奠！
群众觉得孙文龙当官不像官
在众人心中，对孙文龙的称谓可是不少：粪篓书记、蚕桑书记、养猪书记、北瓜书记、棉花书记、水利书记、气象书记……总的来说，就是位农民书记。
在工作中，孙文龙力倡节俭。作为县委领导，他与其他人一样，在机关都是排队吃饭；下乡常常步行，所到乡镇都不允许接待。74岁的郝旭初，陆陆续续在孙文龙身边工作了十几年。在他眼里，孙文龙与农民处得和朋友一样。群众眼里的孙文龙“当官不像官，就爱跟老百姓吃一锅饭”。
以前与他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说，孙文龙生活简朴简直到了清贫的地步，进京开会没套像样的服装，养病时吃的也是粗茶淡饭，甚至身后没给子女留下一分钱存款，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焦裕禄式的好书记。
孙文龙纪念馆名誉馆长孙金柱说，孙文龙常年穿得很朴素。一身褪色的中山服，千层底布鞋，一顶旧草帽，一个黄挎包，这是他经常的装束。黄挎包里装着三件宝：一个是他常用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写着下乡记录；一个是手电筒，晚上他加班时常用；一个是手剪，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修枝剪树。
看到桑树利，想起孙书记
“看到桑树利，想起孙书记。”阳城蚕桑生产历史已有3000年，年产量位列华北之首。如今，阳城人看到蚕茧，不由得就会想起孙文龙。
“敢想敢干的好书记”。在纪念馆，一面略显褪色的锦旗被用玻璃罩着。“这是54年前，寺头公社的社员敲锣打鼓送给孙书记的！”孙晋军说。
在25年的从政经历中，孙文龙还有个不为人所知的“官衔”，即山西省蚕桑学会理事。
1957年3月，从太原返回老家的孙文龙先后担任文敏乡乡长、寺头公社主任。经调查，他认定栽桑养蚕是山区农村致富的副业。他在公社门前试种的7棵桑树枝繁叶茂。3年过去了，原有2400株桑树的寺头，增至31万株，跃居全县养蚕大社。1989年，寺头成为阳城产茧第一、收入第一的蚕桑之乡。
1963年，孙文龙调往润城。百姓闻讯前来欢送。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几位年长的老农请孙文龙脱鞋。老人道：“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叫做‘清官脱靴，赃官脱帽’。你为老百姓办了这么多好事，自然要脱下穿过的旧鞋给我们作个永远的留念，穿上我们做的新鞋，去新的岗位，也作个永远的留念。”
据孙文龙纪念馆名誉馆长孙金柱回忆，孙文龙离开润城时，乡政府给他备了一桌酒菜。孙文龙后来把酒菜钱全部付清了。
随着职务的变动，孙文龙走遍的全县380多个村庄几乎都适宜栽桑。到1977年，阳城产茧60万公斤，“华北蚕茧第一大县”的愿望，孙文龙在任上得以实现。
孙文龙的执着给阳城栽种下了富根。1984年，在他去世两年后，阳城蚕茧总量达175万公斤，收入2400万元。
孙文龙为发展桑蚕到了“执迷不悟”的境地。1977年5月，他拖着病体前往革命老区武乡赴任。1980年他调离时，在原晋东南地区16个县排名15位的武乡，跃居第4名，成为全国新蚕区的先进典型。
1980年10月，调任屯留的孙文龙再举“兴桑大旗”。1982年3月16日，在他去世的那一天，留下的一组数字成为“屯留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桑园6000亩，产茧10万公斤，较之1980年增长12倍。”
原晋城市委书记李栓纣说：“二十多年抓住一件事不放，仅这一点就不简单，足以当干部的典范。”
在他去世8年后，省蚕桑学会召开会议专门追认孙文龙为山西省蚕桑学会理事，并决定为孙文龙树碑。
群众团体出面倡导为一名党的干部树碑，这在党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县委得知后，主动承担树碑工作。1990年8月22日，孙文龙纪念碑在阳城县蚕桑中心落成。
本报记者 李吉毅
燕居谦为史志事业拼尽生命
虽然燕居谦已离开人世20多年，但交城人提起他来，依然赞不绝口：“老燕是个好人呐！”“老燕吃饭不讲究，能吃饱就行。穿得也很普通，干净整洁就好。”
翻开他的履历表，也是朴实无华——燕居谦（1933年—1991年），交城县天宁镇东街人。1949年参加工作，从小学教师、县文化馆馆员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志编纂办公室主任，1984年担任交城县县志办公室主任。
1988年6月，燕居谦被检查为胃癌初期，三分之二的胃被切除，但他只在医院待了半个月，就又投入到县志编纂工作；两年后，胃癌转移为食道癌晚期，他仍不肯休息，带病坚持修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燕居谦的一生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可那朴朴实实的话语感人至深，平平凡凡的小事不胜枚举。
人们说，燕居谦住的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已有300年历史的一套一明两暗的旧房。因为多年失修，阴暗潮湿，大家都戏称那房子白天黑夜一样，冬天夏天一样。
燕居谦的同事们说，老燕工作四十多年，没坐过一张像样的办公桌，很多材料是在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写出来的。他没有用过一个像样的公文包，下乡、开会总是用一块布包袱，将文件材料一包背上就走。去太原出差，常是吃住在姐姐家，即使到外面出差，住的也是最便宜的房间……
1956年，23岁的燕居谦被吸收入党，他说：“要时刻记着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人一事，一点一滴都要为这个称号争光。”
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燕居谦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县委宣传部主办报纸期间，他既是主编，又是编辑，组稿、写稿、排版设计、标题插图都靠他，一万多字的内容，都要用高粱粒大的小楷一丝不苟地写在特制的药纸上，再上石印版印刷。只要一个字写错，整版都得重写。不管是隆冬时节，还是炎炎盛夏，燕居谦昼夜加班是家常便饭。即使家门近在咫尺，他也住机关、睡铺板、啃干粮，宁肯苦点累点，也要保质保量按时出版。从1952年到1958年报纸改成铅印版前，整整6个年头，寒来暑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燕居谦踏实肯干的工作劲头，十分让人折服。村里开社员会不好召集，只要老燕对着喇叭唱一段，社员们便纷纷到会。宣传贯彻党的农村政策，他现编现唱，通俗易懂，在田间地头，闲聊家常中，就把精神贯彻下去了。
1974年，燕居谦母亲病故，儿女只戴黑袖章不穿孝，不雇吹鼓手，也不摆宴席不收礼，只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便安葬了。他的大儿子、二儿子结婚，也没收礼钱，没请客，连亲近的亲戚也没有告知，只是全家人吃一桌饭简朴地办了。三儿子订婚后，有些朋友说：“老燕，大小、二小结婚都没告我们，最小的儿子可得热闹一下，要不你就看不起我们。”可一转身，老燕竟对未过门的三媳妇说：“结婚那天就骑自行车来吧，我是个老干部、老党员，该起个带头作用。其实，办喜事送礼请客，既铺张浪费，又劳心费神，何苦呢？现在好多人也乐意简单些办，只是受世俗影响，怕人笑话，咱就树个样子吧。”
得病后，燕居谦名义上是在太原姐姐家“休养”，可他一天也没停下工作。三个月时间，他写完14万字的《工业志》、3.5万字的《政权志》、3万字的《政法志》，审定了7万字的《人物志》，4万字的《城乡建设志》。
燕居谦以他最宝贵的心血和生命，践行着入党誓言。1990年9月20日凌晨1时许，一部拥有140万字的交城县志总纂送审稿。而此时的燕居谦，肿瘤已堵塞了食道，连水也难以下咽。1991年1月22日，燕居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为史志事业拼尽了最后的生命。
1990年12月中共吕梁地委、吕梁行政公署授予燕居谦同志“当代吕梁英雄”称号；1991年3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修志系统宣传燕居谦事迹，开展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通知》。1991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作出《关于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决定》。
本报记者 王晓娟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原标题：追忆楷模往事 平凡朴实亦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