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迎来关键节点。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今日上午9时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陈文辉、郑金锋、黄进春、熊超、陈宝生、郑贤聪、陈福地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被告人陈文辉、郑金锋、黄进春、熊超、陈宝生、郑贤聪、陈福地等人交叉结伙，通过网络购买学生信息和公民购房信息，分别在海南省海口市、江西省新余市等地，冒充教育局、财政局、房产局工作人员，以发放贫困学生助学金、购房补贴为名，以高考学生为主要诈骗对象，拨打电话，骗取他人钱款，金额共计人民币56万余元，通话次数共计2.3万余次，并造成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高考学生徐玉玉死亡。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还指控，2016年6月至8月，被告人陈文辉通过腾讯QQ、支付宝等工具从杜天禹处购买非法获取的山东省高考学生信息10万余条，并使用上述信息实施电信诈骗活动。 2016年8月27日，被告人陈文辉、郑贤聪通过新闻媒体得知徐玉玉被骗死亡后，分别到福建省安溪县公安局、永春县公安局投案。同年10月29日，被告人陈宝生到安溪县公安局投案。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文辉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电信诈骗，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文辉以非法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诉讼各方的焦点是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与徐玉玉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公诉机关出示的徐玉玉死亡原因分析意见书证实，徐玉玉系被诈骗后出现忧伤、焦虑、情绪压抑等不良精神和心理因素的情况下发生心源性休克；行心肺复苏后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而辩护人则认为，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徐玉玉的死亡与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有因果关系，即便有因果关系，徐玉玉的死亡也是多因一果，不能将责任全部算在被告人身上。临沂市公安局法医和两名法医学专家就徐玉玉死亡原因出庭结合徐玉玉被骗前身体状况，被骗后的异常情绪及医院的抢救病历等综合分析，认为徐玉玉死于心源性猝死，与徐玉玉被诈骗之间有因果关系。 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就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与徐玉玉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7名被告人在整个共同诈骗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诈骗数额和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等焦点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 法庭辩论结束后，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均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亲属、新闻记者、群众代表、高校学生旁听了此次庭审。

澎湃新闻 通过OpenLaw 及无讼网站下载了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的判决书，时间跨度为2010年至2017年4月。经过一定的文本筛选和去重，从判决书中提取到了法官对2055位被告所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判决，其中只处罚金的情况占5%，被判拘役或有期徒刑、但可以缓刑的人员占39%。未获缓刑的有1153人，其中处拘役（六个月及以下）的占22%，两年及以下有期徒刑的占77%。 总的来说，2055人次的判决中，仅有18人被判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未获缓刑。约80%的犯罪者被罚金额小于或等于两万元。 高于两万元的处罚中，被罚五万元以下的有104人，五万以上10万元以下的54人，10-20万的14人。数额最高的被判100万罚金，是一起单位犯罪刑事案件，（2012）闸刑初字第997号，于2012年12月由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审结。涉案单位“罗维邓白氏营销服务有限公司”，花费了250万从十多家公司手里购买9000多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包括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家庭住址、银行帐户、消费记录、婴幼儿情况等，用于其营销推广等服务。 看到这样的结果，有人可能会觉得犯罪者的违法成本过低，判罚起不到威慑作用，陷入个人信息价值被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低估的阴云之中。虽然公民信息保护早在2009年被加入刑法，但其最高刑期定在三年。直到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施行，构成此罪、且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标准才被提高到“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最高法、最高检于5月9日进一步发布司法解释，明确了针对此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最新的司法解释将于6月1日起施行，增加了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数量数额标准。根据信息类型不同，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五万条以上”，或者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即属“情节特别严重”。 二是严重后果。《解释》将“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规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澎湃新闻 ( thepaper.cn ) 通过OpenLaw 及无讼网站下载了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的判决书，尝试从文本出发“管中窥豹”，以下分析基于1239份判决书，时间跨度为2010年至2017年4月。 ＊＊＊“内鬼”作案：涉及面广、信息量巨大＊＊＊ 5月9日，公安部网络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许剑卓表示，行业内部人员已经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重要主体。并且，此类犯罪已经形成完整的利益链。 内部人员泄密是上游操作，下游则“各显神通”，或进行精准诈骗、行迹追踪，或投放广告以求业绩增长。以驾驶员身份信息为例，在（2013）温苍刑初字第893号 刑事判决书中，“内鬼”被告人利用协警的职务便利，泄露了4000多条驾驶员信息，并篡改驾驶员联系方式，以供下游买家套取违章免积分处罚权益。 澎湃新闻搜索了判决书中庭审过程的内容，提取出80多起“内鬼”案件。与公安部提供的信息相符，此类犯罪涉及银行、教育、电信、快递、证券、电商、医疗等行业，涉及面广，每起案件的信息泄露数量从数十条到几千万条不等，危害较大。 不同行业的“内鬼”作案也有一定规律： 1.公安系统。公安系统内部的泄密高发处为基层派出所和交警大队，偶有消防支队、特警大队涉案。公民户籍信息、驾驶证信息、住宿记录成为主要作案目标。 违法者中，超过半数为辅警、协警等“临时工作人员”。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庭审记录，“临时工”往往会通过“正式工”的数字证书来获得信息，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安系统内部的信息管控、流程规范都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2.金融行业。从可提取的信息来看，不同程度“中招”的金融机构包括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工商银行和成都农商银行，也有泰康人寿、易贷公司等。储户信息、存单记录、投保信息为犯罪主要目标。 尤为引人瞩目的为（2014）浦刑初字第1923号 刑事判决书，展示了对公民信息进行立法保护的必要性。2008年，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的信息技术管理部职员借工作之便，共获得800余万条客户信息。彼时，刑法尚未对公民个人信息立法保护， 其行为不构成犯罪。2009年3月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罪名经由《刑法修正案（七）》被加入《刑法》，该“内鬼”离职后的出售信息行为构成犯罪，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15000元。 3.快递、电商行业。随着越来越多的购物行为通过网络完成，一张面单上有着我们的太多信息。在业务量大的公司，“内鬼”泄露的信息量能达到几十万条。作案者的职位包括统计员、数据库工程师，也有助理总经理、网店管家，总体而言，或偏技术岗位，或有管理职能。 ＊＊＊犯罪门槛低，违法者有年轻化趋势＊＊＊ 从这一千两百多份判决书的被告人中，可以提取出年龄信息的有1100多位，占被告人总数的一半左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今年计算，则提取样本中，80%以上的违法者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25周岁及以下的占到19%，最年轻的为1998年出生。 除去“内鬼”作案，通过QQ、论坛等方式获取公民信息，再转手倒卖是许多案件中的“经典”案情。这种方式操作门槛相当低，侦察难度却很高。已经泄露的公民信息经过无数次转手，几乎不可能消失在犯罪网络中。 从地区分布来看，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被写入刑法后，越来越多的地方法院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沿海省市是此类犯罪多发的地区。近年来，福建逐渐超过上海成为审结案件最多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