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十二种危机

伊斯坦布尔 —— 2016年，中东地区矛盾持续发酵，远超长期主导区域政治的以巴问题。在即将进入2017年之际，四个关键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都爆发了内战，陷入分裂。

这些矛盾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其它地方，输出恐怖主义和难民——这些因素导致西方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复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未来一年，世界将迫于更大的压力，着力解决中东问题及其危险的溢出效应。

首先，复活以巴和平进程必须作为重中之重。尽管这一冲突在近几年已不像从前那样广受关注，但结束巴勒斯坦领土被占——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道危机——仍然至关重要。

基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社会支持的和解条款将确保以色列安全，促成它与区域内其他各方特别是阿拉伯邻国的关系正常化。这可为地区和全球合作创造机会，并重塑国际体系急需的公信力。

我们只能希望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恢复调解政策，也不把他关于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地位的竞选言论转化为政策方案。所幸法国已经表现出重启和平进程的兴趣，尽管它饱受“伊斯兰国”支持的恐怖袭击困扰。俄罗斯最近也尝试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到莫斯科谈判，尽管它在叙利亚内战中支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这些国家的姿态表明国际社会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解决中东这一由来已久、尚未解决的冲突，从而遏制恐怖主义浪潮和其他源于该地区的全球性问题。为了促进2017年调解进程，国际社会应该接受沙特已故国王阿卜杜拉2002年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API）。这一倡议已被冲突所有各方广泛接受，并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恐怖主义据点进行联合军事打击。但解决这些冲突需要政治方案。尽管已经提出方案隔离这些国家，但必须等到各方取得一致才能落实。事实上，组成新国家是否比合并已有国家更加容易仍未可知。

海外各方和不负责任的前中东领导人打开了该地区的潘多拉魔盒，首先就是伊拉克战争。世界本应从这场大溃败中汲取教训，分裂国家可能造成影响深远、难以预见的地缘政治后果。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些派系仍然在利用国家权力真空，追求最大化目标，煽动冤冤相报和民族统一运动在当地盛行。任何试图让其交出他们认为属于民族遗产的领土或资源的和解都将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

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战争常常被描述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宗派冲突。但宗派斗争背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不信任。如能弥合这两个地区强权的分歧，将顺势给区域内诸多斗争带来积极影响。

因此，宗派冲突应该通过高层政治途径解决，效仿诸如 “伊斯兰睦邻倡议”（Islamic Proximity Initiative）这样的模式，这一模式今年4月由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第13次峰会上提出。诚然，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十分紧张；但两国过去在很多问题上有过一致，历史上也有很多什叶派和逊尼派和平共处的例子。

如果没有雄心勃勃的和解，内战和恐怖主义将继续给中东造成巨大的破坏。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大部份地区，贸易、工业和交通已经陷入瘫痪，让更大范围的地区经济遭殃。最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描述了武装冲突如何妨碍中东地区的增长、推高通胀，并警告说，尽管政策干预能够遏制这些问题，但除了结束暴力以外没有其他它“特效药”。

中东冲突不但破坏经济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也导致医疗体系、教育服务、文化遗产和其他许多社会制度废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警示，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儿童和年轻人得不到教育，无事可做，身无所长，给未来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社会损失。

在未来一年中，任何措施要想成功结束中东冲突，必须辅之以大规模重建工程——基于二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防止各国重新陷入战争。中东地区的政治改革家必须将人权、法治、透明度和良好的治理等原则列为地区最重要日程。2017年，成功避免武装冲突、保持相对稳定，因而能够帮助重塑整个地区的稳定的国家需要担起重任。未来一年，任何要想成功结束中东冲突的努力必须辅之以大规模重建工程——以二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为原型——以防止各国重新陷入战争。中东地区的政治改革家必须将人权、法治、透明度和良好的治理等原则列为地区最重要日程。2017年，成功避免武装冲突、保持相对稳定，重塑整个地区稳定是这些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华盛顿 —— 如果将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出比作一次地震，那么他在1月20日就职典礼之前的过渡期就可以比作一次海啸预警。整个世界都在猜测将会发生什么，而且，根据当天将前往特朗普大厦赴约的人员，外界的情绪在担忧和恐慌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发生最坏情况，而不是沉迷于宿命论。

情况无疑看起来很不乐观。就像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支撑了全球合作一样，美国对盟国的承诺一直发挥着二战后安全基石的作用。尽管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有所削弱，但与50年前相比，这一点没有太大改变。

而特朗普似乎认为美国对盟国的承诺应当有附加条件，美国只保护那些“付账”的北约盟国，煽动性竞选声明证实了这一点。而且，特朗普准备全面放弃以规则为基础的合作关系，包括贸易方面（他已经表态拒绝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和气候变化（他威胁退出去年历史性的巴黎协定）。总而言之，可以预见美国一切形式的全球承诺都将遭受重大影响，从而严重挑战自由国际秩序。

这标志着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政策的大逆转，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美国不断根据变化的全球环境调整自身所扮演的国际角色。在权力日益分散和组织困难的时刻，奥巴马开始提倡更加灵活的政策回应。

非正式与正式并存。复杂制度取代了稳定关系，由此创造出成百上千个（往往是低水平的）弱联系，而不是若干个稳固的高级别连接。巴黎协定是这种做法最明确也最全面的实例；治病救人到互联网治理等领域的工作也反映出类似的理念。

这绝非要颂扬奥巴马政府；也不是要吹捧奥巴马本人。事实上，奥巴马在某些领域的缄默导致了他任职期间世界秩序特定部分的崩溃，其中最明显的是中东地区。尽管如此，在他的领导下，如何在新时代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的线索开始浮现——但这些线索特朗普似乎决意忽视。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似乎很有可能成为独行侠，只关注自身的短期利益。失去了美国这位司机，全球合作的新型灵活基础至少在未来几年将会陷入停顿。这对世界而言是个坏消息，但目前人们似乎束手无策。

同时，我们还应争取避免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另外一个潜在恶果：即现有全球体系结构的完整性不复存在。无法取得进步是一回事；但摧毁七十年来业已支撑了相对和平与繁荣的规则秩序则完全不同。

美国不仅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也是联系广泛的大国。它是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从美元到安全，到法律，到科研，再到创新。虽然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将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一个未能保持上述联系的美国，真正孤立内向的美国，将会造成更大损失。

当然，从理论上看，另一股力量可以介入以取代美国的位置。 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具备这样的素质。欧洲距离承担重要全球角色所需的团结水平还相去甚远。俄罗斯扮演搅局的角色绰绰有余，缺乏作为世界领袖的眼光和权威。印度无疑也还没有做好准备。

也许最显而易见的候选者是中国。中国政府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大声呼吁继续进行气候合作，并迅速行动填补放弃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所留下的空白，这表明其愿意在全球合作中承担核心角色。

但因为中国也面临自己的问题，它离美国式的领导还有很长一段路。强化区域领导力再加上逐步扩大全球参与度，能够成就中国目前所需的积极名誉和影响力。

如果美国真的奉行孤立主义政策，那么区域霸权可能有一天会成为新秩序。中、俄、美、德各国将各自领导各自的领域。这可能诱发上述区域沿线的冲突：俄国将在中亚与中国较量，而其东欧的竞争对手则是德国。

在非洲和拉美等不具备明确霸权优势的领域，区域对手可能在其他地区霸主的支持下，像冷战时期那样以代理形式就霸权优势展开竞争。我们都知道虽然影响力可能看似稳定，但背后其实酝酿着巨大的权力冲突。

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理，允许这样的未来成为现实。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将过于惨重。相反，我们必须在特朗普政府仍处于酝酿期的时候挺身而出，与美国建立联系，确保其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从短期看，这需要本着相互的、非原则性的态度；特朗普毕竟是个商人。以此低姿态出发，但却有可能实很现高的目标。虽然很多人不愿承认，但特朗普在拯救世界时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我们必须保证大幕拉开时，他能够做好准备。

普林斯顿 —— 2017年，沙特阿拉伯将继续追寻萨勒曼国王在2015年1月即位时所制定的两个关键目标：降低经济对石油收入的依赖，缩减政府支出；以及将王国定位为能抵挡一切威胁的地区霸权，特别是来自伊朗的威胁。

萨勒曼31岁的儿子、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负责沙特的改革事宜，他同时兼任国防大臣、经济和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王子魅力超凡、精力过人，他明确承诺要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这让沙特的年轻人（70%的沙特人不足30岁）和许多外国观察家眼前一亮。他承诺加强政府问责和透明度，并要给沙特王国公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

但改革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因为国家雇用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并且几十年来的福利制度创造了一种依赖文化。让沙特人戒除政府施舍和福利、适应国家不再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万分困难。

要实现目标，政府必须降低医疗、教育、能源开支，削减公用事业补贴；实行新税制，如增值税、“罪恶”税和土地税；并为私营企业打造竞争环境，以此创造未来大部分就业岗位。因此，统治者沙特王族必须更新其与臣民的社会契约。而从社交媒体判断——社交媒体是沙特人公开表达自我的主要空间——王国臣民要求参与治理，要求更多的话语权。

油价持续低迷，预算赤字到2015年已上涨到GDP的16%，外汇储备从2014年的7,450亿美元下降到现在的5,450亿美元，这都让沙特阿拉伯的改革日益紧迫。有两份文件阐释了穆罕默德王子的改革计划：2016年4月发布的《2030年愿景》（Vision 2030），以及两个月后发布的《国家转型计划》（National Transformational Plan，NTP），后者列明了2020年前的政策目标。

两份文件都可谓雄心勃勃——意欲激发活力，愿意打破某些禁忌。NTP制定了财政目标，列明了新的政府责任，并提出多项措施和方法来测评表现；但它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方案如何实现。合理的执行是计划成功的关键，但许多观察家表示，怀疑现任沙特政府是否有能力有效实施计划。

毫无疑问的是，沙特阿拉伯当前的经济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其主要收入源是石油，这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并且现在已经有了替代供给（如页岩储备）和替代能源技术（如风能和太阳能）；其预算支出——50%用于政府薪水和福利——也难以控制。

平心而论，穆罕默德王子已经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他削减了能源补贴，政府雇员降薪16%，并在讨论将医疗、水和电力等经济部门私有化。更重要的是，沙特政府正在考虑将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至多5%的股份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的方式向公众出售。

政府希望从股票发行中获得1,000亿美元——这笔钱再加上其它资金源将用于成立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然后投资于各类资产，以实现收入多样化。当然，该计划也有风险，因为沙特阿美的资产负债表和已探明石油储量必须接受审计，并且不再能够享受主权地位。

这种审计将披露有多少收入目前为皇室和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宗教精英所有。这反过来又让政治改革成为必要，后者《2030年远景》和NTP都未提及。政治制度毫无疑问必须有所变化，因为如果沙特人看到皇室仍然能够享受国家福利，肯定会对失去政府福利不满。

尽管政治改革对于皇室来说是极其敏感的话题，萨勒曼国王仍然采取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步骤。比如，他取消了宗教警察在公共场合以违反伊斯兰传统为由打人和抓人的权力；并且他还表示皇室犯法与庶民同罪，允许一位王子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另一位王子因未知罪名而被执行鞭刑。

至于穆罕默德王子，他表示妇女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驾驶汽车，因为他的经济改革需要增加劳动力参与率。但是，他的改革肯定会受到阻力。改变一个食租大国已是万分艰难，改革专制王权更是难上加难。毫不奇怪，许多沙特官僚系统成员对改革很不满，不仅因为变革本身的难度，也因为麦肯锡、波士顿咨询集团这类外国管理咨询机构参与其中帮助制定新政策。

但是，不论由谁负责，沙特阿拉伯必须实现经济多样化。改革政治制度，否则现有制度迟早崩溃。对沙特领导层来说，即将到来的一年可能是实施破坏性变革千载难逢的良机——石油价格已经很低，中东地区日益动荡，其与伊朗仍处于敌对关系。

沙特人民可能将继续忠于沙特王族，因为没有其他领导层可选。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生产中起着主要作用，其未竟的转型风险不可低估。转型的成败不但将影响到该地区，也将影响全球稳定。

布鲁塞尔 —— 2016年在欧洲历史中将是竭力维护欧盟政治、制度和社会统一的一年，也是维护国家、人民和价值观统一的一年。这是不确定性频发、失败的教训触目惊心的一年。但这也是有着真正成就的一年。

尽管6月英国投票脱离欧盟令人无比失望，但旨在保护欧盟外部边界的新泛欧洲共识，以及与加拿大的综合经济与自由贸易协定（CETA），足以令人保持谨慎乐观。

欧洲已应付多时的大部分问题如今仍然悬而未决。移民危机、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对立，以及其它外部和内部安全威胁继续考验着我们的统一和效率——明年，考验还将继续。

2016年教会了我们，重大变革即将出现——变革令人担心，尚不明朗，但已明显可以察觉。事实上，变革一直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发生，不断困扰着政治预言家。现实一直毫不留情地扇着专家和民调的耳光，即使是针对即将发生的选举或公投这样的短期预测也不能幸免。政治变得和布鲁塞尔的天气一样难以琢磨。同样的，类似天气预报，被证实的预测往往是坏消息。

目前正在发生的政治构造变化（一个巨大的岛屿突然脱离大陆，除了称之为“构造变化”还能称为什么？）不仅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它们的来源和本质要比失业青年的愤怒或欧美中产阶级对经济停滞的失望更加深刻，这些情绪不应被低估。我们都感到，这些震动可能预示着更深远的变化：一个时代结束了。在欧洲，这个时代可称为大稳定时代。

这个时代持续了70年，由三大支柱支撑。第一大支柱是国际秩序，由西方对规则和协定的遵重定义，这套秩序让欧洲免于卷入全球冲突。第二个支柱是自由民主。第三个支柱是欧洲社会的相对繁荣。

未来中的变革不应该震慑住我们，更不应该吓瘫我们。历史学家都知道，稳定，而不是危机，才是过渡的、短暂的。正如阻止危机非我们力所能及（危机天然不可避免），安于现状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稳定迟早要步入停滞阶段，变革为人所公知。这未必会导致灾难。但有这种可能。

所有事情都取决于我们风雨同行的能力。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保持欧盟的基本统一。我得像念咒语一样反复强调这一点：一个从内部崩溃的欧盟将无法面对任何挑战，它的成员国亦然，包括其中最大的成员国。

欧盟团结的基础仍然薄弱，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不团结，欧盟就无法影响未来变革的方向，从而成为变革的受害者而不是共创者。为了避免这一悲惨情景，我们必须再次寻找最大公约数，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准备以最大的决心捍卫什么——就像我们的反对者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必须再次定义自己的领地——不是地理上的领土，而是文明、文化乃至象征意义上的领土。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人民、民族和国家正在发现传说的力量。这也许预示着一种更加残酷的政治——更接近于本能而不是文化。最重要的是准确区分欧洲传统中的浅薄次要的东西与耐久宝贵的东西——即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谓的自由精神。

我们重新发现欧洲的本质在文化和自由。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必须准备迎接变革，但它不能限制作为核心价值的自由。在我们改善欧盟结构之前，在我们开始解决一体化的根本性难题之前，我们必须一致同意，欧洲作为自由大陆的理想将从过去延伸到未来。

当今世界充满了野蛮人，对他们来说，自由和文化已经成为攻击目标。只有当我们一致同意不能在这条战线妥协时，欧洲人才能战胜当前的挑战。野蛮化的症候已经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中间、我们内部。

如果我们屈从于外部压力和内部的脆弱，即将到来的变革有可能阻挠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实现：多数规则、依法治国和有限政府一起——也只有当他们一起时——能够确保人的自由和公民权利。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勇敢地断然拒绝阻挡我们追求自由的人，不管他来自内部还是外部。

华盛顿 —— 这不是一个洋溢着假日喜庆心情的城市。美国国会议员们纷纷回家过节，而一种不祥之兆正在浮现。人们也许在试图避免讨论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月20日的就职仪式，但长时间以来，这个话题很难不被提及。

上周的白宫媒体圣诞派对上，记者们纷纷猜测这兴许是未来几年内最后一次这样的派对了。很难想象不喜欢媒体的特朗普会主持这样的场合，更不用说与夫人梅拉尼娅（Melania）一起笔挺地站着迎候每一位访客、就像巴拉克和米歇尔·奥巴马八年来所做的那样了。一位记者打趣道，下一次媒体圣诞派对将会在全新开张的特朗普国际饭店（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召开，它与白宫位于同一条街道，还能顺带着做做与会者的酒水生意。

当然，如果媒体圣诞派对是唯一一个特朗普及其团队准备打破的先例的话，没人会为此心神不宁。但迄今为止，特朗普表现出对规范准则如此的漠视，对界限如此的轻视，如此的反复无常，以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被不确定和不安的情绪笼罩。担忧也绝不仅限于华盛顿：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公众也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忧心忡忡。

从特朗普的“任性”出发，人们试图从他的内阁寻找指引美国未来四年方向的线索。到目前为止，结果并不令人放心，这不仅是因为他似乎偏爱选择将军来管理民用机构——目前已有三位将军入阁——更多的是因为特朗普提名的一些人选，如果参议院批准的话，将主管他们一贯反对的工作。

特朗普的教育部长人选贝琪·德沃斯（Betsy DeVos）是一位富豪女继承人，她的履历表上赫然记录着灾难性的密歇根州学校私有化政策。特朗普的劳工部长人选安迪·帕兹德（Andy Puzder）是一家连锁快餐公司所有者，他反对将最低工资提高到足以维持生计的水平，也反对提高加班工资；事实上，他的公司就违反了加班法。特朗普的司法部长人选、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对民权法律和移民等闲视之。

再来看特朗普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人选。本·卡森（Ben Carson）——在共和党初选落败后力挺特朗普的退休外科医生——很不喜欢社会保障计划或公平住房计划。也许特朗普认为任命一位黑人主导取消公屋是很好的掩护。公屋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是非洲裔美国人。

至于环境保护署（EPA），特朗普认命了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这位来自石油天然气产出地俄克拉荷马州的检察长，也是一位顽固的气候变化否认者，曾经对EPA发动多次诉讼。普鲁伊特的提名在特朗普过渡团队对能源部雇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后很快就公布了，调查内容是他们是否出席过讨论气候变化的会议。

最近令人震惊的消息是，漫长的物色后，特朗普选定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任国务卿。在蒂勒森漫长的国际交易经验中——这和外交并不是一回事——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而特朗普对普京的态度相当“软”。更令人担心的是，在特朗普准备提名蒂勒森的消息曝出的同一天，《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中央情报局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帮助特朗普获胜。特朗普还有可能会任命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为蒂勒森的副手，这是一位夸夸其谈的新保守派，至今仍在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并认为美国应该轰炸伊朗。

特朗普高度保守的内阁人选——其中的亿万富翁数量超乎寻常地多——与他的竞选纲领格格不入。竞选期间，他将自己包装成蓝领工人的领袖、一位能让政府正常运转的没有意识形态立场的商人。但他的提名人选坐实了他丝毫不顾工人和中产阶级的财阀身份。

特朗普似乎认为，只要能给足小恩小惠，就可以让支持者不再关心其政府所采取的真正方针。他没有将时间用于管理过渡期，而是用于举办集会——显然和治国的杂务比起来，他更享受这样的场合。或者搞点小噱头，比如吹嘘他跟锅炉和空调制造商开利（Carrier）集团达成协议，把就业岗位留在了美国。

不出几日，公众就看穿特朗普留下的岗位远远少于他吹嘘的数字。当地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公开抱怨时，著名的薄脸皮特朗普用Twitter吐槽的方式回应，指责工会主席要为岗位流失负责。这样的做法在许多白人蓝领工人那里可不讨好，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是腆着脸讨好这些工人的。何况，他不受约束地利用Twitter在口头上逞能，其效果也每况愈下。

在其他领域，特朗普也有可能遇到比预想更多的反对。他的政府正在着力于废除环保规则，而他可能会发现，清洁空气和干净水源的拥趸可能要比他显然认为的要多得多。

在参议院处于少数地位的民主党将严厉盘问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选，并有可能驳回一到两人。但共和党才是关键所在。共和党领袖已经不满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威胁。如果他在这些政策上走得太远，就可能沦为光杆司令。

如果——现在看起来颇有可能——特朗普的私人利益不能与公共责任充分剥离，共和党的不满有可能加剧，这将让特朗普陷入难堪。要让已经失去热情的追随者“反水”，没有比一两条丑闻更好的了。特朗普与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战应该已经教会了他这一点。

堪培拉 —— 不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执政后的行为是否会比竞选期间好，美国的全球权威已遭打击，尤其是在其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眼中。

对特朗普而言，运用软实力，借助民主和道德楷模彰显领导力绝非易事。这体现在他对真理、理性观点、人的基本尊严，以及种族、宗教、性别差异等的不屑一顾，更不要提他实际上并未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然而，在运用较硬的实力方面——比如全力应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人们对特朗普的判断力可谓毫无信心。他在选战期间各种说法，不是自相矛盾，就是彻底的危言耸听。

维护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亚洲需要齐心协力的环境。各国通过伙伴关系——而非对手关系——以及彼此自由贸易保护国家利益。特朗普胜选后，这一方面唯一的希望是他说过的话也许一句都不会兑现，比如和中国打贸易战、不再履行对盟友的承诺、支持日本和韩国拥有核武器等。

特朗普在国际事务方面没什么真材实料，只是靠直觉，全面开炮。他兼备孤立主义的话术，鼓吹“美国第一”，也懂 “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的强力宣言。主张不可思议的极端立场，却又随意丢弃，这在房产交易中可能有效；但对外交政策而言，绝不是稳妥的基础。

如能组建一支经验丰富、成熟稳重的外交顾问团，特朗普危险的天性就可以受到约束。但这仍有待观察，美国宪法授予他统帅地位，拥有无与伦比的个人权力，如果他选择行使这一权力的话。

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是一柄双刃剑。叫嚣着要保持主导地位可能适得其反。中国要求共同制定规则而非仅仅遵守规则，是应当予以认可的合理诉求。在这方面，沉默而坚定的美国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和广受欢迎的角色。

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卸任后不久，我听说他私下里说（从未公开说过）美国可以选择利用其“巨大的、无敌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永远充当全球领头羊。”但更好的选择是“试着建立一个即便我们不再是领头羊也能自在生活的世界。”这样的话任何美国高官都不愿说出口，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但这正是亚洲想听到的。

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该地区的美国盟友而言，这场总统选举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再能够——假设我们曾经能够——把美国持续不断的睿智领导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更多地自力更生、更多地精诚合作，更少地依赖美国。

相比其他许多美国盟友，特朗普可能从本能上同情澳大利亚。我们被视为履行了我们的联盟职责，比如，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的每一场对外战争中都站在它这边——不论结果是好是坏。我们都说英语，在特朗普的文化舒适区中。但如果区域大环境失去控制，澳洲绝不可能感觉良好。

那些乍看之下比特朗普更有公信力的美国政府也照样会犯各种可怕的错误，比如发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对此我们深有体会。现在，我们必须准备好美国犯下和过去一样大、甚至更加糟糕的错误。我们必须基于我国利益，独立判断，有所应对。

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应该与美国渐行渐远。但我们需要比过去几十年更多地怀疑美国的政策和行为。澳大利亚应该更有自我意识，更独立，着重与日本、韩国、印度、尤其是是毗邻的大国印尼，构建更加紧密的贸易伙伴和安全关系。

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作为新超级大国，其雄心有合理性，然后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同它打交道。我们都将受益于一个共同地区安全框架，这个框架建立在彼此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面对朝核问题这类地区威胁时。

我们只能希望特朗普就职后能打消我们最大的担忧。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和其他区域决策者应该坚守一个简单原则——更独立自主。多点亚洲、少点美国。

华盛顿 —— 众多应该从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剔除的糟粕里，有一个是“女性选票”的概念。

看起来好像很奇怪，只有54%的女选民把票投给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的主要政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然而，尽管性别是美国人看待某些问题的重要标记，但它并非最好的选票预言家。看起来，女候选人面临的并不是单一性别差异，而是多重性别差异。

诚然，表面看起来，历次总统选举的结果都显示出男性和女性选民之间巨大而持久的差异。皮尤研究公司（Pew Research）认为，最近一次男性和女性选民意见一致的总统选举是1976年吉米·卡特与杰拉德·福特之间的竞争。在今年的选举中，女性以12个百分点的优势更支持克林顿，而男性以同样的优势更支持特朗普。2000年，男性支持小布什的优势为11个百分点，2008年和2012年，女性支持奥巴马的优势分别为13和11个百分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发现两个方向同时出现两位数差距。

但这仍然不意味着性别差异是头等因素，特别是当我们还考虑群体间的其他其它差异的话。如果我们用种族或民族分类，就会发现美国白人支持特朗普的优势为21个百分点，而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支持克林顿的优势分别为36和80个点。

与此同时，在不同教育水平的选民之间，分歧已为1980年来最大。具有大学文化的选民以九个点的优势支持克林顿，而没有大学文凭的选民支持特朗普的优势为八个点。

《纽约时报》的出口民调分析发现，年收入50,000美元以下的选民以十个点的优势支持克林顿，而年收入50,000美元以上的选民对两位候选人的支持不分伯仲。这表明，至少在今年的选举中，种族和教育水平比收入更有预测意义。

没错，它们也比性别预测得更准。百分之九十三的非洲裔女性和80%的非洲裔男性把票投给了克林顿。但53%的白人女性和63%的白人男性支持特朗普，只有43%的白人女性和31%的白人男性把票投给了克林顿。

类似地，克林顿以六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的支持，但她在未上过大学的白人女性里输掉了28个百分点，在未上过大学的白人男性里输掉了49个百分点。而如果我们只看共和党选民，性别差距几乎完全消失：91%的共和党女性和92%的共和党男性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所有这些都不指向单一的性别论，而指向社会、经济等多重滤镜下的深度折射。比如，CBS新闻指出，克林顿没有取得奥巴马总统在非洲裔选民中的表现“完全可以归因于黑人男性”没有投票给她——尽管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得到解释。此外，尽管她在提名竞争中取得空前大胜，但克林顿在白人女选民中的表现并未优于2012年的奥巴马。

我们知道，共和党女性投票是根据政党属性，而不是性别。但特朗普似乎也赢得了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的白人女性，也许因为他的竞选策略直击炒作了女性焦虑。

这一策略的成功表明，性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投票者的决策。回溯50年来的选民数据，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环境变化和外部威胁的焦虑所影响。

比如，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林登·约翰逊竞选班子制作了如今大名鼎鼎的“黛西”广告，暗示他的对手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将把美国拖入核战争；一周后，民调显示45%的男性表示感同身受，而女性的这一比例达到了53%。类似地，小布什在2004年的连任选举中比2000年多收获30%的女选民支持，许多政治分析家将此归因于白人中产阶级“安全妈妈”因为2001年911恐怖袭击而引发焦虑。

更近一些的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强调美国的弱点，并制作广告暗示“伊斯兰国”派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特工杀死美国人。专家对这样的宣传嗤之以鼻，但民调显示这些广告是有效的，那一年，许多寻求连任的民主党人——特别是女性——败走麦城。民主党对生育权的强调几乎都无法动摇已经开始担忧“伊斯兰国”和埃博拉的女性。当时我警告说，2014年选举是2016年击败女性候选人策略的试验场。

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这一策略对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根本不起作用：他暗示电视辩论主持人来“大姨妈”、拿约会自己女儿开玩笑、吹嘘“咸猪手”时被拍下、受到多位女性公开指责性骚扰。

但是，一如2014年选举，2016年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更加担心的是恐怖主义、犯罪、非法移民和经济安全，而不是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不平等性等问题。

这对美国女性意味着什么？一位女性美国总统候选人赢得了多数女性选票，总票数也多于她的男性对手，但她的策略没有吸引足够选票以保证胜利。在分化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吸引一个群体等于疏远其他群体。只要女性候选人仍被强迫实现多样化的、自相矛盾的性别期待，美国就永远无法跨过这条显眼的鸿沟：即美国与其他已由女性领导的国家之间的差距。

斯坦福 —— 2010年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时，阿拉伯世界的变革曾让提倡者有理由相信变更可以带来希望。但是，一直等到2016年，极权主义却卷土重来，特别是埃及，现在正被军方背景的独裁者所统治。

同时，叙利亚惨遭内战蹂躏，大量难民外逃，战争罪行和人权侵犯行为严重肢解了这个国家和社会，如果有重建的可能的话，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也门正因为内部冲突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军事干预陷入分裂；而利比亚，自从2011年卡扎菲被推翻以来，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当然，没人会忽视“伊斯兰国”的崛起。

突尼斯常常被视为阿拉伯之春的一个“成功”案例。尽管其民主神奇地存活下来，没有像地区内的其它国家那样因为种种失败而夭折，但突尼斯并未免于受到地缘政治力量影响，其安全部门不堪重负，经济也受到威胁。突尼斯政府采取高压式反恐紧急情况法，让人对这个国家民主实验的未来产生怀疑。

随着2017年的到来，我们应该思考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以及这个地区滑向极权的趋势能否逆转。首先，我们知道，国家引导的改革常常难有善终。尽管阿拉伯独裁者往往依靠“大棒”式压迫来巩固权力，同时他们也会利用有限的政治改革这样的“胡萝卜”来伪装。这一选择之所以对独裁者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受监管的政治空间，从而削弱和拉拢反对者，同时还能让愤愤不满的社会群体找到“宣泄”的口子。

这解释了为何如今一些政权结合了极权主义和民主的特征。比如，摩洛哥和约旦的君主制允许组建“反对党”，但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和严密的监视。类似地，在某些事件上，媒体可以批评政府，只要不跨越“红线”批评统治者本人。

许多活动家和学者认为，国家管控的政治尽管不完美，但确实为民主改革提供了真正的机会。根据这一观点，参与有限民主进程的反对派活动家可以扩大政治异见的边界，使之超过独裁者一开始圈定的范围。这样，随着时间累积，活动家能从内部推动真正的改革实现民主变革。

如今，“阿拉伯之春”大多已失败，害怕风险的活动家和反对党，倾向于这种渐进主义。尽管这一路径具有战略意义，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国家领导的改革带来了真正的民主变革。事实上，近几年来的群众起义就是对国家管控的政治陷入停滞和失能作出的反应。

阿拉伯独裁者国家控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起到释放社会压力的效果，长期以来反而成为公共愤怒的来源，因为它们没有解决社会基层对于面包（这里的面包既指字面意义，也指引申义）、经济机会及公平获取，以及法治等基本需求。“阿拉伯之春”期间，人民放弃了有组织的正规政治，转而依靠示威、罢工和静坐表达需求：变革的动力不是来自国家，也不是正规政治，而是来自人民。

因此，近几年来的另一个教训，同时也符合阿拉伯领导人利益的，那就是他们必须走在公众疏离感前面，允许渐进但真正的制度改革，而不是波将金式的逢场作戏。摩洛哥、约旦、科威特和其它海湾国家的君主如能启动从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制转型，将深受其益。

在这些地区，形成新的共识取代旧有社会契约还没有成为趋势。旧的契约下，国家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安全，换取公民尊严和政治自由。而任何新的共识都必须允许更多的言论自由、更多的政治经济竞争和权利，以及法律的真正执行——所有这些都必须解决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顽疾。

到目前为止，埃及和巴林已经成功地通过野蛮镇压令异见分子噤声；但它们的长期前景是黯淡的。如果没有打造——哪怕是逐渐打造——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新共识，这些政权的合法性将会减弱、流失、日益虚幻。

最后一个教训是，外来干预者总是从外部对阿拉伯政权以及民主传播施加影响。不幸的是，历史上这一影响是消极的：美国，以及在它之前的欧洲殖民列强，保护并武装了许多阿拉伯独裁者，即使他们犯下了破坏人权的罪行。许多“阿拉伯之春”导致的暴力冲突背后都有国际和地区干预者火上浇油，尤其是2016年的俄罗斯。

饱受战乱摧残摧残的阿拉伯国家，其和平政治变革的前景，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行为密切相关，它们正在叙利亚和其它国家进行代理人战争。事实上，2011年以来，沙特阿拉伯非常明显地在影响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以防溢出效应。

与此同时，美国、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已成为地区冲突中同等重要的力量，和平变革也将取决于它们彼此之间利益冲突互相妥协的能力。除了地区和国际竞争对手之间的妥协，人民本身也必须找到新的和平方式，向统治者释放出明确信号——旧秩序不可维持，民主变革迟早到来。

布达佩斯 —— 如同苏联崛起和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自由秩序在2016年令人瞩目地衰落可能再次演变成一场始于东欧的历史剧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打出了“非自由民主”的大旗，迅速被波兰的实际统治者卡钦斯基接纳后，正向西方的心脏狂飙突进——先是英国“退欧”公投，再是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民主雏形已经让位于埃尔多安的强人统治，菲律宾现在也处在民粹的极权分子杜特尔特的领导下。即将步入2017年之际，民主的一些成分显然已经腐败。

欧尔班和卡钦斯基——他们都是苏东时期培养的律师——尚无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但他们的政治活动完全具备了管理学上创新策略的成功要素。和许多颠覆性的产品或流行品牌一样，非自由民主没有试图取悦每一个人；相反，它以精心挑选的 “选民消费者”为目标，准确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希拉里说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群可悲之人”，这一说法相当正确地描述了欧尔班的新策略所针对的政治市场。非自由民主派不仅能影响那些渴望重建旧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反动分子，也能影响害怕失业或降低社会层次的工薪选民。反对派则由社会其他成员构成——少数族裔、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少数派，如城市“创新阶级”等。

非自由民主要推翻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美国民主党自民权时代以来所持有的思想：工人阶级和少数族群选民应该联合起来，结成进步联盟对抗保守派。理论上，这一“强强联合”是有效的；但欧尔班和卡钦斯基利用了其中三大缺陷。

首先，白人（或土著）工人阶级选民的经济利益和少数族群的经济利益常常并不一致，因为他们彼此竞争就业岗位和社会福利。当增长放缓，分割经济的蛋糕成为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分歧尤甚。当资金有限时，匈牙利政府应该花钱为吉普赛儿童提供教育，还是应该为失业的匈牙利族工人提供再培训？

其次，工人阶级选民常常信奉传统保守的价值观。尽管你或许可以说服波兰东部的某位农民或密歇根州的某位工人支持同性恋权利或妇女赋权，以换取经济再分配，但工人阶级选民不会大规模支持这样的信条。

非自由民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将所欲之物与不想要的附加条件分离，而这正是现代商业创新的精髓。正如Airbnb让我们免于华而不实的饭店装潢，同时获得栖身之所，非自由民主为工人阶级提供经济帮助，而不捆绑民权作为约束条件。

第三，在许多地方，多数派成员似乎认为中伤少数族群是一种美德（intrinsic good），无关于财富转移。耶鲁大学的蔡美儿（Amy Chua）等指出，针对少数族群可能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

在商界，成功的产品不但要有用，还必须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体验。对非自由民主而言，成功取决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贬低 “他人”。事实上，许多企业，如制作打打杀杀的电脑游戏和电视真人秀的公司，也以类似的方式利用我们的本能。特朗普的真人秀《学徒》（The Apprentice）可能教会了他煽动分歧也是有效的政治营销。

欧尔班和卡钦斯基都认同的想法是，让工人阶级和社会反动分子组成反自由联盟，也许比开展传统的进步活动更具可行性。而且，匈牙利和波兰作为较早接纳了这一理念的国家，拥有类似的民族构成，少数派族群都特别脆弱和弱势。

但非自由民主政治也可以在美国这样多样化的社会中赢得选举。和许多成功的产品一样，非自由民主为选民提供非常直观的价值主张。与进步主义的主张相反，反自由的理念很容易理解，这种简单是捏造出来的，它两大目标群体的保守派价值观也天然一致。

此外，非自由民主可以忽略它认为不重要的问题，比如人权和法治：其唯一的重点是让消费者满意。更令人吃惊的是，非自由民主似乎也不十分关心经济增长。匈牙利在2008年衰退之后复苏相对强劲，但如今其经济正在放缓；在波兰和退欧后的英国，非自由民主高昂的经济成本已经暴露无疑。如果特朗普在2017年寻求兑现其所承诺的贸易保护主义，他可能将整个世界都推向衰退。

这大概就是非自由民主的致命缺陷，也可能是其最大胆的政治赌注。在一个封闭社会构建一个有活力的创新性经济也许根本不可能，但这无关紧要，只要中高收入地区的选民不再把增长看得那么重要。

就像廉价航空上的座位不会太好，组装宜家家具总是让人生气一样，非自由民主下的选民可以把经济停滞视作可接受的代价，只要他们还能继续生活在比较熟悉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国家牺牲“他人”，保证主要团体的归属感和尊严。

生活在欧尔班和卡钦斯基的世界中的我们明白，非自由民主不是暂时性的偏离。它具有精心设计的新型政治策略的所有特征，极有可能是可持续的。事实上，不出几十年，我们回首往事时可能就会惊讶，非自由民主这种复杂紧张的制度设计为何能延续如此之久。除非，进步派把2016年视为警钟，最终也走上创新之路。

新德里 —— 11月8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当日午夜，价值14万亿卢比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面额钞票——占所有流通中货币的86%——不再是法定货币。印度经济应声陷入混乱。

据称莫迪的目标是兑现其打击“黑钱”的竞选承诺，即那些来自逃税、犯罪和腐败的非法所得，通常为现金形式。他还想让据称是巴基斯坦印刷、用于资助对付印度的恐怖主义的伪钞变成废纸。但是，近一个月之后，废钞行动的全部成果是一场经济灾难。莫迪这个决定一点都不高明，是一个大大的误算。

宣布废钞立刻引起了一场疯狂，人们竞相兑换即将作废的钞票。尽管印度人到今年年底之前都可以将钞票存入银行，但大量存钱将让他们承担高额税金和罚款。因此他们涌向加油站、珠宝店和贷款商归还贷款。银行、外汇兑换点和ATM机门口的长龙见首不见尾——在一切人们可以换掉这些即将作废的钞票的地方，无不人头攒动。

但是，好不容易排到了最前面，人们又往往面临严格的提款限制，因为政府的无能令人发指，在宣布决定之前根本没有印好足够的新钞。更糟糕的是，由于设计问题，新钞无法与现有ATM机兼容，新钞面额2,000卢比，对于大多数人的用途来说也太大了，特别是考虑到政府无法印制足够的小面额钞票应对找零。

此前欣欣向荣的印度经济戛然而止。所有指标——销售、贸易者收入、产量和就业——纷纷下降。前总理辛格估计当前财年印度GDP将萎缩1%—2%。

但是，如往常一样，这一影响并不是人人相同。印度富人较少依赖现金，较多持有信用卡，影响相对较小。但穷人和较低收入阶级日常活动都依赖现金，因此成为这一初衷是“有利于穷人”的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小生产者由于缺少维持的资金，已经开始纷纷倒闭。印度为数巨大的日薪工人无法找到能用现金支付工资的雇主。地方工业因为缺钱而暂停。非正式银行部门也几近崩溃，印度40%的贷款总量在这里产生，主要是在农村地区。

印度捕鱼业依靠现金交易，也遭重创。贸易业因为易腐库存损失惨重。农民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甩货，因为没人能拿出钱来购买，而冬粮无法及时下种，因为没人能拿出现金买种子。

尽管如此，普通印度人仍然选择了默默忍受，心甘情愿地响应莫迪等待50天的号召，即使重建正常货币供应可能耗时要长得多——大约需要四个月到一年。政府苦心经营的公共关系——将人民的困难描述成为了国家利益做出一些小牺牲——似乎收到了成效。“既然我们的战士们每天都可以为捍卫边疆站岗数小时”，一位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账号问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银行门前排几个小时队？”

但牺牲绝不仅限于排队。医院不接收只有旧钞的病人；家庭无法购买食物；中产阶级工人无法买到需要的药品。据报道，多达82人死在换现队伍或相关事件。此外，废钞的短期效应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并有可能加剧，关门的企业可能无法重新开张。废钞有可能对印度金融机构造成持久伤害，特别是印度储备银行，它的声誉已经受到影响。

也许最糟糕的部分是，这些牺牲也未必能达到政府声称的目标。并非所有的黑钱都是现金，也并非所有的现金都是黑钱。持有大量黑钱的人似乎已经找到了洗白的方法，而不是如政府所预期的那样，销毁这些钱以避免吸引税务人员的注意。因此，大部分据信已处于流通状态的黑钱现在已经进入了银行，导致政府无法获得预期中的红利。

除了所有这些，政府的计划根本不能控制黑钱的源头。要不了多久，不开发票、假订单和支票、记入不存在的交易，以及明目张胆的贿赂等就恶习——就会产生新的黑钱储藏方式。

许多莫迪支持者声称，废钞政策的问题是执行不力造成的。但真相是其设计存在根本性漏洞。没有“政策框架”，没有成本收益分析，也没有证据表明曾经考虑过其他政策选择。从发布后的剧烈政策调整风暴看，显然也没有进行过影响分析。

但是，莫迪不承认他所造成的不透明的政策环境带来了日益上升的风险，而是一直在讨论更进一步，要让印度步入“无现金社会”。他难道不知道印度90%的金融交易是用现金进行，或者90%以上的零售商店根本不能刷卡消费？他难道不清楚85%的工人用现金支付工资、一大半印度人口没有银行账户？

2014年，莫迪带着提振增长、为印度年轻人创造就业岗位和鼓励投资的承诺上台执政。他设计拙劣的废钞政策让这些目标成为笑柄，同时也葬送了他高效率、能力强的名声。印度需要多久才能从当前的乱局中恢复，我们只能猜测。

牛津 —— 进入2017年，一个古老的话题走到台前。宗教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问题的核心是，宗教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执政合法性、社会参照系和个人身份。

宗教的社会作用问题在中东地区非常显著。但现在，它在欧洲也制造了局势紧张，穆斯林为主的难民大量涌入欧洲大陆。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活动煽动了民众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恐惧。随着激进伊斯兰主义在过去十年中的兴起，众多西方民众都在质疑是否伊斯兰教本质上就与多样性相冲突——是否它必然拒绝“他人”——无法与现代社会相融合。

这个问题对欧美的穆斯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数西方观察家、尤其是欧洲学者认为，政教（或政府和清真寺）分离对于确保宗教在社会中发挥健康作用至关重要。在这样的观点下，宗教是一种存在于公共领域之外的哲学和伦理框架、是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再造无关而仅仅取决于个人选择的私事。

但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演化，主要集中在西方某些地区。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亚洲社会内部大多对此并不买账，他们对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

在绝大多数民众信奉某种特定信仰的社会，秩序源于多数人认可的神圣法则，以及手握大量资源且受人尊敬的社会机构。比方说比牛津早几十年成立的开罗阿兹哈尔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曾在800多年里作为整个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学习圣地。

对上述国家社会的信徒而言，宗教在他们恐惧、悲伤、困惑时提供身份基础和精神慰藉。因此，它在以中东为代表的社会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社会都曾经历多年动荡的洗礼。

但就像历史一再表明的那样，当宗教势力在社会中根深蒂固，政治势力就可以操纵宗教机构为自身私利服务并压制反对派。伊斯兰世界长久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与多数西方国家历史不同，宗教当局很少直接统治，而是充当国家政府的臂膀，政治精英可以通过宗教来行使权力。

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构架往往对变革和创新不那么适应。美国很多地方对学校是否应当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教授某种形式的神创论争议不断，这表明，即便在最发达的社会中，宗教意识形态也可以僵化到某种程度。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说明宗教虽然可以提供情感支持，但其作为身份来源的功效却可能造成社会问题。纵观整个一神论或亚洲宗教史，追随者常常排斥和妖魔化社会少数群体，在逃避多元化的同时追求达成一致。特别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以及今天部分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表明，宗教可以推动好战情绪，并将限制言论自由合法化。

在由外国势力强制划分边界的国家，具有复杂历史关系的群体被迫共同生活，恶化了这些问题。在现代化经历毁誉参半的国家情况更加严重，这些国家的不同社会群体往往对宗教如何影响立法、政治、身份以及什么才应当被视为神圣抱有截然相反的见解。年轻人占据人口主体时，一旦出现并非由他们造成的严重政治经济问题，就可能引爆动荡，造成严重的后果。

不出所料，上述所有可能导致局势再次恶化的动力在当前困扰中东的众多战争中共存。七十年来支撑政治参与度的体制陷入崩溃，该地区至今还在经历痛苦的宣泄。长期遭压制的原则性问题浮出水面——如宗教的社会作用——而且是通过暴力的形式。

2017年以后，上述进程不断演变，长期困扰地区局势的更多恶魔可能会被释放。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地区将会更加落后，而其他许多国家正在探索科技的新高度。上述截然不同的轨迹只会使中东茁壮的年轻一代更加难以摆脱那些束缚他们手脚的遗产。

但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未来。中东的青年人有机会从自身社会过去两百多年的成就和失败中学习。他们可以反思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与世俗现代社会的首次相遇，反思西方过去400年来的宗教与政治实验。这种反思最终使该地区有望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当然，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在得不到任何潜在好处的情况下，继续为宗教付出昂贵的代价。

伦敦 —— 不满与愤怒的浪潮无疑正在席卷西方政坛。英国公投脱欧，四十年成员国关系塑造出复杂的贸易和政治关联，而今岌岌可危。出乎所有政治专家预料，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政治界而言几乎不可思议。纵观欧洲，新政党正在涌现，主旋律都由同一个主题演变而来：政治建制派忽视了我们，我们要通过反抗推翻它们。

这场反抗有一突出特征，即推动变革远比变革实际意味着什么重要。站在风口浪尖的领袖言辞与政治行为的常规相去甚远；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反抗正在发生，不论是谁恰巧立于涛头，都能横空出世。

相反，持传统理性观点的政客只能激怒叛逆的选民，导致匆忙去职，甚至被轻蔑对待或冷嘲热讽。

对民粹主义崛起背后的原因已有大量分析：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收入陷入停滞；勉强糊口的人感到被边缘化；社会因经济变革而遭破坏；对贸易和移民等看似无情的全球化力量奋起抵制。

社交媒体是这一潮流的主要部分。它让运动迅速形成规模，促进大众传播媒介碎片化，形成一个新的信息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客观性规则不再适用，各种阴谋论践踏碾压不堪一击的真相以及试图澄清真相的人。

约20年前，我在英国首次竞选领导人时，BBC核心的晚间新闻大概有一千万观众；如今，这个数字是250万多。曾经只有一场会话，现在有了许多——通常是在观点相似的人之间进行。

信息接收与辩论方式的变化本身即是一种革命性现象。传统媒体虽然可以重申自己是新闻信源，却也下决心不去质疑观众，采取更轻松、从商业角度来看更可行的方式巩固受众忠诚度。

当然，有人通过蔑视传统、动摇旧秩序获得了权力感。但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制度重组可以带来必要的变革；但它也制造了出乎意料的恶果。

我们正步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政治时代。最新民调表明，法国有不少人不再相信民主对法国是合适的制度。对极权领导模式的支持正在各地兴起。

民粹主义并不新鲜。经济变革并不新鲜。移民焦虑并不新鲜。利用人们的不满并不新鲜。

但背景是新的，并且政治中间派无法有效应对也是新的。

事实是中左翼和中右翼力量流于自满，不了解公众。我们（我在这里有意识地使用“我们”，因为我完全认同务实的中间派政治观）已经成为现状的消极管理者，而不是变革的催化剂。

在欧洲，欧盟奋力重塑经济增长，改革也是在紧缩的背景下推进，紧缩的效果往往十分严苛。在美国，中西部工业衰落区的白人工人阶级显然感到被忽视、被落下了。

移民正在改变社会，虽然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新活力无疑对一国有利，但他们的即期影响可能是破坏性的，会引起很多麻烦。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贸易创造更多就业，而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就业减少，但在短期，高薪高技能岗位常常会消失，技术还将强化这些变化。

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2001年以来极端主义主导了安全问题并派生出移民关切，使当前政治环境中的混乱不但不足为奇，甚至是难以避免。

于是，左翼开始反对商业，右翼开始反对移民，而中间派在姑息和警告之间艰难地摇摆。

这绝非中间派过去的制胜之道。主动出击、主导言论、提出彻底且明智的方案才是中间派——特别是进步中间派——的制胜之道。唯有强大的、复兴的中间派能够抵御民粹主义崛起。

这就是眼下的迫切需要。诋毁选民的愤怒无济于事。中间派必须有策略的应对。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公共部门的变革（如利用技术改进教育卫生事物）、亦或是出台既照顾公众关切又维护价值观的安全与移民政策，中间派都必须重新找回一套面向未来的施政纲领，一套基于解决办法，而非愤怒的纲领。

如果中间派做到了这一点，就能赢回被忽视后感到沮丧才加入反动的理性选民。这已经足够了：不论是英国退欧公投还是特朗普的胜选，优势都绝非一边倒。

人们在混乱和动荡中损失很多，因此自然倾向于避免任何让他们接近混乱和动荡的东西。但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了。然后，我们才能让当前的政治环境朝着更好的、更有希望的未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