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信息报讯(记者 曹红蕾)13岁的小工人李有斌死了，在2014年11月17日的凌晨。这一天是世界学生日。
一年前，云南中缅边境的一所小学校门口，四年级学生李有斌，以每人1块钱的香瓜子作为礼物，与几个小伙伴挥手道别：“十年后再见！”一年后，他死在了他做工的东莞某制鞋厂门口。
边境少年本应是灿烂的读书年华，终结在了世界工厂的流水线上。人们说他是“过劳亡”。
在此之前，他曾吸毒的父亲死了、爷爷死了、外公死了、舅舅死了、姨妈死了。这个饱经创伤的家庭，数十年前去到缅甸，几年前为避战乱，又逃回中国，依旧难逃厄运，几乎丧失了所有男丁。
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能得到明确的身份认同——没有中国户口，也没有缅甸户籍，像无名的孤魂游走在漫长的边境线上。
“反正没有户口也不能一直上学！”李有斌说，“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应该撑起这个家。”于是幼小的肩膀背上行囊出发了，在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莞，承受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
不能上高中、不能分土地、不能自由来去、不能享受中国公民的所有社会福利……像李有斌这样因为“跨国婚姻”等问题带来的黑户孩子，在德宏州就有上万人。在云南长达4060公里、充斥着贫穷、毒品、流行性疾病的边境线上，户口和教育问题显得更加棘手。而许多这样的孩子，为了生存，正通过一条应运而生的童工产业链，走向异样的人生。
死亡阴影下的边境家族
去缅甸、回中国，数十年的奔波后。2013年，李有斌父亲、爷爷先后去世。在另一个寨子的外婆家，舅舅死在深山，姨妈死于肺结核；外公跌入水库；舅母跑了，外婆耳聋神昏
“为什么不让我替他去死？！”70岁的老妇人刚听到我们说出李有斌的名字，就开始恸哭，她那患有白内障的眼睛，泪已经干了。因为家和堂屋都没有大门，我们从外面的盘山公路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杵着拐杖张望的佝偻的身躯。就在几个月前，儿子死了、老伴死了，最后一根稻草、孙子李有斌的死，几乎已将她击垮。
这个家刚“建”好不久，用的都是空心砖。两间屋，一间厨房，仔细看，所有桌子都是由两堆空心砖和一块木板搭成的，窗玻璃是坏的，窗帘是几块破布。家徒四壁。“锅碗瓢盆行李铺盖都是邻居施舍的”。
这个家位于德宏州盈江县铜壁关乡和平村委会的麻刀寨子。只要再驱车30公里，就可以到达缅甸克钦邦第二特区的拉咱。几年前，他们一家还住在那里。
这是一个饱经流离失所苦痛的家庭。数十年前，身为“富农”的李有斌的太爷爷，带着一家人渡过拉咱河，跑到缅甸。在吞噬过无数中国远征军战士的缅甸密林中，李有斌的两个姑姑因为“打摆子”(疟疾)死了。此后，李有斌的父亲帮中国老板开大车，在边境附近作些木材生意，勉强度日。
平静于2011年6月被打破。李有斌的家在战乱中成了一片灰烬，爷爷奶奶带着一家人仓皇出逃，和4万多克钦人一起逃到中国避难。回到麻刀，先是借助在村委会活动室，然后四处借钱盖了几间简易的房子。
即便这样，命运并没有庇护这个受难的家庭。今年春节前一个月，李有斌40岁的父亲死于肺癌晚期；8个月后，李有斌的爷爷突发脑血栓死亡；又3个月后，传来13岁少年李有斌的死讯。一年之内，家里的男丁尽皆逝去，只剩下奶奶杨兰芝(音)、妈妈岳轻轻和一对小姐妹。
不仅如此。死亡的阴影还笼罩在李有斌位于另一个寨子南岭的外婆家，舅舅在缅甸帮人砍木材、死在深山，老板说他是毒瘾发作死的，只赔了1000元钱；姨妈死于肺结核；外公跌入水库；舅母跑了，外婆聋了、精神恍惚了。一个家只剩下外婆和年幼的表弟，母亲岳轻轻要经常去照顾。
就是这样一个边境家族，“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境地”，好心的邻居说，“我们这里有不少死人的家庭，但不像他们家那么多。”
没有户籍的跨国婴儿
李有斌没有出生证明，没有户口。他所在的寨子，很多孩子就像他一样，到处转学，没办法好好念书，很多孩子上两年就辍学打工了。
2001年，一个男婴在铜壁关乡南岭寨子的家中出生。接生的是当地的一个产婆。这个叫李有斌的男孩，从一出生起，就没有出生证明、没有户口。因为他的爷爷和父亲都说不清楚自己是缅甸人还是中国人，所以他的身份也变得模糊了。
事情回到几年前。17岁女孩岳轻轻结识了长期往来边境开大车运木材的李兴强，两人开始恋爱，一起在盈江县城打工，租了个房子。后来在岳轻轻家的南岭寨子办了酒席。“李兴强他们家去缅甸后，中国户口已经被注销了，听说他们在缅甸上过户口，但一直也没有身份证，所以即便我有户口，我们也领不到结婚证。”岳轻轻说。
几年后，他们的大女儿阿云和一对龙凤胎阿萍、有斌先后在南岭出生了，“当时也没有意识要去落户口。”
像有斌这样的“边境黑户孩子”，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德宏州就有上万人。和平村委会支部书记宋如富告诉记者，以前政策相对宽松，边民们却没有户籍意识，认为落不落都一样。
事实上，边民们不但没户籍意识，对国籍的意识，也没那么鲜明。盈江县内国境线长214.6公里，有33条通道通往缅甸，没任何天然屏障。人们长期混居杂处，婚嫁相通。在德宏还有“一寨两国”的景象，界碑就在寨子中央，两国人民共饮一口水井。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缅甸的纷乱，不少缅甸姑娘、小伙子都希望通过婚姻来到中国。“往往三四千元钱就能领回一个缅甸新娘”，而这些新娘都领不了结婚证、落不了户，她们生育的孩子想要落户也异常艰难。宋如富说。单是和平村委会，总人口1700多人，就有80个小孩没有户口。
从整个云南来说，截至2012年5月，与越南、缅甸、老挝边民通婚人数约67542，其中入境通婚外籍边民33771人；已办理合法登记手续的仅为8531对，不到通婚人数的三成。
庞大的边境黑户人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让基层村官宋如富倍感焦虑。他曾经作为人大代表多次反映，主张“以前生的放宽落户政策，以后的再缩紧”，希望“上面”尽快研究解决。
尽管父亲李兴强没户口和身份证，还是在李有斌很小的时候，就和妻子双双外出打工去了。开始是在盈江县城，后来跟着老乡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大城市东莞。通过老乡介绍的劳务公司进行身份“操作”，进到一家床垫厂，妻子在一家玩具厂。开始那几年，两人只能拿1000多元的工资。
李有斌和姐姐、妹妹成了经常转学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童年不停流转于南岭外婆家和缅甸南三央的奶奶家。李有斌一年级在外婆家这边上，因为调皮捣蛋，一年后被送到了缅甸让爷爷奶奶管教，就读于当地的一所汉族学校，重读一年级。
不料二年级刚上了一学期，奶奶就意外摔断了腿。李兴强夫妇没办法，将李有斌接到东莞和他们在一起，就读于当地的一所民工小学。此时的李有斌已经9岁了，还得重读二年级。一家三口，花100元钱租住在东莞一间民房里。条件虽然艰苦，但李有斌似乎渡过了最为幸福的一年，他后来对同学说，喜欢东莞，喜欢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这时的李有斌成了“流动儿童”。 父母像“候鸟”一样，奔波在落后的边境和繁华的城市之间。李有斌是他们背后稚弱的“小小鸟”，享受着温暖的呵护。在东莞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他和爸妈穿着3件大红的冲锋衣亲子装，胖胖的笑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好景不长。2011年，李兴强回到南三央将家产尽毁的父母和一对女儿接到盈江，在亲戚家避难。“要供逃难的父母、女儿，又要供李有斌，我们的工资不够，只能把李有斌送回去，在铜壁关的缅华小学上学。”岳轻轻说。
南岭寨子几个村民告诉我们，寨子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没有几个人愿意呆在家里种田，“太累了、没有钱”。且因铜壁关旅游开发，村民的山地被大量征用，无田可种。小到10多岁，大到40多岁，“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很多孩子就像李有斌这样，到处转学，没办法好好念书。很多孩子出去上两年就辍学打工了。
毒品、艾滋、特困县、特困镇、特困村
因为毒品，因为贫穷，很多人选择出去。遥远陌生的大城市、工厂的流水线，成为很多边境少年们度过童年的地方。
出去打工的人群中还有吸毒人员，李有斌的父亲李兴强就是一个。“他们这些早年在缅甸呆过、特别开过大车的人，几乎都沾过毒品。”麻刀寨子一位村官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戒不了毒的，因为吸毒的人太多、毒品便宜、易得。”所以，很多人选择出去。
李有斌一家经常活动的铜壁关、那邦、拉咱一带，是毒品猖獗之地。而从口岸再出去90公里，就能到达缅北军事重镇密支那。李兴强的父亲、两个哥哥都吸食过毒品。2012年，李兴强被检查出肺癌，自知命不久矣，才拍板建房子，“要给儿子留个住处”。“他带病还在外面打工”，岳轻轻说，“我们东拼西凑建起了这个简陋的家，实在没有钱盖大门。”
事实上，盈江乃至德宏是全国遭受毒品危害最早、最为严重之地。多年来，德宏州缴获毒品数量占到了全省缴获量的三分之一，占全国缴获量的四分之一。吸毒人员数万，在全省16个州市中最多，农村、城市、农民、机关干部、未成年学生无所不包。就在前几天，德宏州纪委还通报了对41名吸毒党员予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其中9名国家公职人员被开除公职。
“因为吸毒的人太多，当地的小姑娘都不愿留在本地，大部分出去了”，宋如富说，这样就有很多光棍、特别吸毒的男人不得不去缅甸找媳妇。所以说，边境上的跨国婚姻群体又是特别穷困的群体。“不少家庭，男的吸毒，女的也不会赚钱，天天只会去天主教堂(中缅景颇族多信天主教)祈祷，孩子也没人管。”
在南岭寨子还有一个5岁的小孩，父亲吸毒后外出打工，母亲跑回缅甸了，孩子没人管，只能放在幼儿园里寄宿，父亲几个月回来一次才去看下孩子。“幼儿园完全变成了孤儿院。”村民说。
伴随毒品的是贫困。盈江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以前，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近年来，人均年收入也不过3000多元。李有斌家所在的铜壁关镇是国家级特困乡镇，而他家和外婆家所在的两个村子都是云南省“特困村”。
家住南岭寨子的小学教师岳成跃告诉我们，铜壁关镇旅游开发，大规模征地，但是旅游又没发展起来，许多到旅游公司干活的农民都被辞退了。这些失地农民，过两年把低廉的征地费花完，以后就没有收入了。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县城里一碗米线涨到了五六元，更显出农民的贫困和无奈。
这些赤贫家庭，若有人吸毒或者感染艾滋病，那么整个家将陷入深渊。
德宏州是最早发现艾滋病病毒的地方。目前，艾滋病感染人数和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所占比例为全国同级地区第一。而据权威报道，早在1989年，德宏州瑞丽市就检测出146例艾滋病感染者。但地方政府直到10年前才开始正视毒品和艾滋病，这时，盈江县有艾滋病遗孤51人，而德宏全州的艾滋病孤儿达500多名。
如今吸毒和感染艾滋病的新增人群越来越少了，但是也到了吸毒和艾滋死亡的高发期。李有斌家的村子里目前就有一个6岁的艾滋孤儿，父亲死了，母亲跑了，留下一个毫无指望的生命。
孩子往往是贫困和毒品艾滋病这三大厄运最直接的受害者。生存的艰难，让他们过早告别童年，直面人生的残酷和不堪。不少孩子为了生存，也为了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离开家乡，去到遥远陌生的大城市，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和成年人一起劳作。
“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的少年
李有斌告别了奶奶、姐姐和妹妹。跟着几个老乡，坐车到了盈江县城，再坐班车到了保山，最后从保山坐硬座大巴，整整两天两夜后，到达东莞。
从东莞重新回到和平村那一年，李有斌11岁，似乎有些不适应故乡的环境了。
看过了外面的世界，那间小教室再也装不下他的心。他最要好的同寝室同学阿顺说，李有斌比一般同学年龄大、个子也高，爱面子、爱漂亮，“发型剪了帅帅的”。他很讲义气，不爱读书，学习成绩却不差，在中上。而老师认为李有斌“拉帮结伙”、谈恋爱，不怎么喜欢他。
姐姐阿云认为，李有斌读书最大的敌人是那潜意识的绝望：没有户口，不能上高中，不能上大学。铜壁关乡一所小学的老师告诉记者，学校里有300多个学生，有50多个没有户口。意味着这些孩子不能上高中，不少孩子小学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李有斌肯定也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当读书之路被堵死，当贫困让孩子在童年时期便成为家庭劳动力之一，外出打工成为这些孩子改变生活的最直接选择。这种趋势在2007年经济危机后更加明显。制造业受到冲击，农民工回流，作为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的江西、四川、湖南等省放慢了劳务输出的步子。“民工荒”的出现和不景气时代对降低人力成本的诉求，让招不到人的长三角、珠三角将目光转向了川西、云南等地。
2013年，当一家人中，爸爸检查出肺病、爷爷脑血栓、奶奶腿瘸眼疾、妈妈血小板减少，所有大人都检查出疾病时，12岁的李有斌终于决定放下书包，去打工养家。
“开始我和他爸爸不同意，再怎么苦也想让他把书读完”，岳轻轻说，“但是他爸爸宠他，想着要是他实在读不下去，把他接来东莞上个职业学校。”
随后，李有斌告别了奶奶、姐姐和妹妹。跟着几个老乡，坐车到了盈江县城，再坐班车到了保山，最后从保山坐硬座大巴，整整两天两夜后，到达东莞。
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到东莞没多久，父亲病情就加重了。承受不住大城市的住院费，妈妈陪他回盈江去治疗。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噩耗：2013年腊月，在寒冷的日子里，传来了父亲的死讯；几个月后，传来了爷爷的死讯。而这期间，李有斌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些零工。
没有人知道独自在东莞出租屋里的李有斌如何接受这些事实。只知道过了几天，他给妈妈打电话说自己不回去参加葬礼了，把来去1000多元的路费省下来给妹妹当学费：“我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我要赚钱养家，已经找了一家工厂了，一天有95块钱呢。”妈妈说：“你太小了，做不得。”“跟我一样大的都做得，我怎么做不得。”他说。
就这样，今年8月28日，13岁的李有斌退了出租屋，搬到了位于东莞道滘南丫村的日晖鞋厂。
“太累，熬不住，想辞职”
李有斌通过和父亲类似的身份运作方式，进入了一个鞋厂。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工作，让他觉得太累、熬不住、想辞职，可公司说至少要工作满3个月，不然工资将被扣除70%
李有斌是通过云南老乡开办的劳务派遣公司，以临时工身份进入日晖鞋厂的。鞋厂资料显示，李有斌冒用一个名叫“陶富华”的四川籍成年男子的身份，登记入职。他并不直接对接鞋厂，而是对接派遣公司，工资由派遣公司来发。至于派遣公司从每个孩子每小时的劳务费中提取多少，“一般是保密的，临时工老板不会告诉我们。”工人说。
李有斌跟母亲说过，他们的工资是以天来计算，每天95元，不管上几个小时。有时候不连班，就是早上8点上班，中午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大多时候都连班，中午饭急急忙忙吃了后就接着上工，一直到晚上9点、10点，有时候会做到11点。
鞋厂内部员工受访时透露，日晖鞋厂主营女装鞋。因工艺扎实，该鞋厂在鞋业市场整体萎缩的大环境下，仍保持充足订单，开工稳定，员工日均工作10到12个小时。
杨兰芝说，李有斌来东莞后，分两次给家里寄了500元钱，说让奶奶去买糖吃。“我问他工作是不是好累呀？他说累是累，但睡一觉就没事了。”实际上，李有斌也曾打电话跟妈妈说工作太累了，有些熬不住，想要辞职，可劳务派遣公司说至少要工作满3个月，不然之前所有的工资都将被扣除70%。
在东莞打工的几名知情人士告诉我们，像李有斌这样的童工，东莞还有不少。他们大多来自云南的德宏、怒江等地和四川的大凉山。十二三岁的年龄，还没有进入青春期，遑论成年，但他们肩膀上却压着和成年人一样的劳动量。
早在2008年，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东莞的凉山童工，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最让人震惊的是，有的童工被诱拐、虐待。而这背后已经形成了一条童工产业链：有人负责在凉山当地招工，运到东莞；有人负责在东莞接待；另有人负责联系当地一些劳动力中介或者用工工厂，保证将这些童工送进厂里。产业链并以东莞为圆心，向深圳、广州、惠州、江门等四周发散。
2013年底，南都披露深圳一电子厂涉嫌使用数十童工，舆论再次聚焦四川凉山。5年过去，问题仍在，而许多被“解救”的孩子依旧不想回去。
我们在德宏调查过程中，尚未发现有拐骗童工的现象。然而，在东莞，来自云南的有户口或者没有户口的孩子们，确实通过了一条有临时工工头、有中介、有接收工厂组成的童工产业链，进入到机器轰鸣的“世界工厂”，消耗他们的童年。
200元和最后的3小时
“因过度劳累”，李有斌躺在床上昏迷过去。身上只有几十元的叔公向鞋厂求助3个小时后，拿到了200元钱准备送他去医院。这时，躺在墙脚的13岁少年，已经浑身僵硬、手脚冰冷。
李有斌稚嫩的生命终结于11月17日凌晨。同寝室的成年人工友何少华说，16日晚10点，他下班回到出租屋，发现李有斌躺在床上处半昏迷状态，怎么都摇不醒。他担心出事，赶紧通知李有斌在东城务工的叔公。
这位叔公是景颇族，从盈江的南岭寨子来莞务工两年，用岳轻轻的话说，叔公“普通话都有些说不清楚”。他赶到时，李有斌已鼻孔渗血，无法言语。遗憾的是，叔公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而是背起李有斌，走到距离出租屋五六分钟路程的鞋厂大门，央求鞋厂帮忙解决。叔公事后解释，听说医院收费向来很高，他当时身上只剩几十块钱，不敢去。
这个求助过程持续近3个小时。其间，李有斌的叔公通过鞋厂保安先后联系劳务派遣方负责人及鞋厂老板，可是都没能取得联系。直到第二天凌晨2时许，鞋厂办公室一管理人员出现在鞋厂大门，通过一番长时间的交涉，最终掏出两百元，让叔公赶紧送李有斌去医院。
可惜，此时的13岁少年已浑身僵硬、手脚冰凉，躺在鞋厂大门附近的墙角再无声息。随即赶至的医护人员证实李有斌已死亡。多名工友怀疑，李有斌死于过度劳累，“不管死于什么原因，他们用童工，就是违法！”
接到噩耗的岳轻轻坐着大巴从盈江赶来。她无法相信自己那懂事的、给自己唯一希望的儿子已经死去。全靠老乡和工友的帮助，她通过当地劳动部门，与鞋厂进行交涉，而劳务派遣公司的临时工老板已经“消失”。鞋厂一方认为李有斌没有户口，无法证明他与岳轻轻的关系，急得这位母亲大哭。
“没户口也是人啊！没户口他就不是一条命了吗？！”麻刀寨子的村组长岳明华说。
如今，赔偿事宜基本已协调完，厂方愿意出一笔费用作为赔偿。而家属也先将躺在冰冷殡仪馆里的幼小身体火化，带回云南安葬。
几千公里外的中缅边境山林间，李有斌的寨子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中，树木苍翠，蓝天高远。人们为他的离去哀叹、哭泣或者麻木，这些他都不会知道了。
阿顺说，李有斌喜欢打乒乓球，喜欢戴着耳机听歌，梦想是当兵。“如果他没去打工，今年就跟我一样考初中，以后就可以去当兵了。”他记得，李有斌走那天，在学校端着饭吃了几口，就把饭碗扔掉了。请了他们几个同学每人1块钱的香瓜子或鸡脚，然后说：“10年后再见！”没想到这一转身就成了永别。
妈妈说，有斌是个孝顺的孩子，每个月都陪她去看病，排长长的队，帮她去菜市场抬菜；奶奶说，有斌说过要赚钱回家盖大门、装修家；妹妹说，哥哥让她好好学习，只要考到前三名，“想要什么给买什么”。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
就在有斌死前一天，他给姐姐发了信息：“我怎么了你们不用管，你帮我好好孝敬妈妈。”随后还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少年新染了红色的头发，眼神飞扬，问姐姐：“帅不帅？”“帅死了！”姐姐说，原来这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
(云南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