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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瘦,他们到底是怎么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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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瘦,他们到底是怎么吃的?

作者:廖彬池 吕鹏等

来源:公众号“冰川思享库”

据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日本是全世界肥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并且是发达国家中肥胖率最低的国家,约是4%。

【小编的话】去过日本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共同发现,就是日本几乎没什么胖子。

据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日本是全世界肥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并且是发达国家中肥胖率最低的国家,约是4%。

从基因角度,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差不了多少,所以如果肥胖率由基因决定,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应该差不多。然而事实是,中国的肥胖率要远远高于日本。

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可知,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为30.1%,肥胖率为11.9%,比2002年上升了7.3和4.8个百分点;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9.6%,肥胖率为6.4%,比2002年上升了5.1和4.3个百分点。

显然,这不是什么偶然因素造成的。不过,小编最近在看日剧《深夜食堂》的时候,总算发现了原因:原来是日本人吃得少。相比于我们平时吃得小龙虾和撸串,日本人吃的那些可能连打牙祭都不够。

一方面,这当然是不同国别不同饮食习惯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日本政府早就采取了一种积极的社会治理方案。

为此,小编特地选编了一篇关于日本“食育”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作为日本国民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食育

食育,简言之就是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教育。

食育是日本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国策。2005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了《食育基本法》,并于当年7月施行。在这部《食育基本法》中,食育被定位为教育的三大支柱“智育、德育、体育”的基础。

该法的目的,就是综合性且计划性推进食育的相关措施,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国民学习饮食相关的知识及选择饮食的能力,培养可以实践健全饮食生活的人类,从而形成健康丰富的国民文化生活,打造一个活力社会。

除了行政之外,食育的主体还有教育、保育、社会福祉、医疗及保健相关者,农林渔业相关者,食品制造、加工、流通、贩卖、调理相关者,料理教室以及其他民间团体和志愿者。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日本的食育体系,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共治的治理模式。

具体来说,食育可以被划分为下面几个层次的内容:

(1)推进家庭的食育。培养儿童形成良好的基本生活习惯;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方面的科学指导;确保全体国民的身心健康。

(2)推进学校、保育所等的食育。健全学校和保育所的科学饮食指导体制;充实学校和保育所的科学饮食指导内容。

(3)推进地区的食育。实践营养均衡的日本式饮食生活;促进《食育指南》等的有效利用;培养并有效利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推进打造健康、预防及改善生活习惯病的活动;加强牙科保健活动中的食育;通过食品相关厂商等推进食育;通过志愿者活动推进食育;推进继承饮食文化。

(4)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流以及环境和谐的农林渔业活性化。通过城市与农村的共生与交流,促进城市居民与农林渔业者的交流与融合;推进地产地消;推进利用生物量和食品回收。

(5)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充实风险交流;提供食品的安全性相关的信息;推进食品标识的公正化。

(6)调查、研究及其他措施的推进。实施调查、研究等;介绍海外的Shokuiku(食育)相关状况,推进国际交流等。

总体来说,在社会上和食相关的各种信息泛滥的情况下,无论是从改善饮食生活方面,还是从确保食的安全方面来说,人们正在被要求自觉地学习有关食的各种各样的知识。

日本“食育” 政策的发展历程

食育这一理念公认地由明治时期食养医学家石冢左玄于1896年和1898年在其著作《化学的食养长寿论》与《通俗食物养生法》中提出(“体育、智育、才育,即是食育”),到2005年《食育基本法》出台上升成为“基本国策” 的高度,期间经历了109年。

日本的食育可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属于民间倡导阶段(1896年-1952年)。这一时期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民族主义崛起的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民间人士出于改良体质与营养的目的,成立民间社团,倡导食育,但效果有限。

在石冢左玄之后,《报知新闻》总编、评论家村井弦齑于1903年出版《食道乐》一书,提出了深入了解食物相关知识,通过给儿童好的食物培育其健全的心身的观点。

1905年,以《食养新闻》控制者菟道春千代为中心,一些学者和从业者成立了帝国食育会,普及石塬左玄的化学食养法,提倡饮食养生,倡导谷物和蔬菜为中心的日式饮食,批判乳制品和肉制品为中心的西洋饮食。

帝国食育会通过召开集会与增大《食养新闻》发行量,扩大其影响,但由于日本社会仅有极少的富裕阶层能够在经济上保证一日数餐均食用多种谷物与蔬菜,这些社团的努力效果不佳。1907年7月《食养新闻》停刊,帝国食育会解散。

第二阶段属于营养为本阶段(1952年一1997年)。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开始摆脱二战战败国阴影、经济开始腾飞的阶段。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国民营养,尤其是儿童营养,成为政府和民间共同关心的话题。

标志性事件是1952年日本以改善国民营养为目的,制定了《营养改善法》。该法规定了实施国民营养调查、由地方自治体指导营养、检查食品的营养成分以及营养成分标识等内容。1954年,以保障儿童及学生营养的摄取、帮助其身心健康成长等为目的,日本颁布了《学校给食法》。

20世纪80年代,儿科医生真弓定夫提出“通过考量饮食培育儿童”。大分大学教授饭野节夫提出“为让儿童养成自我保健的力量与习惯,应教授其食物的知识”。1988年,时任厚生省大臣的小泉纯一郎提出厚生省最重要的工作是“食”。

20世纪90年代,健康·饮食生活记者砂田登志子在向日本国内介绍国外饮食教育时,使用了食育的概念。之后,食育开始被用于对儿童的食的相关教育。1993年,厚生省监修的书籍《思考食育时代的食》出版。

第三阶段属于食育萌芽阶段(1997年一2005年)。这一阶段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中产阶层的发达经济体,国民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食品安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1997年,日本迎来了营养政策的重大转折,当时的厚生省在商讨如何推进第三次国民健康对策时,将l996年12月替代“成人病” 概念的“生活习惯病” (我们所说的慢性病)引入议案,提出通过确立健康的生活习惯,重视预防疾病发生的“一次预防”。

2000年以来,日本在食育健康方面颁布和进行了以“健康日本21”为代表的诸多政策及相应的活动,并且将摄取适当的食物、培养个人良好的饮食习惯与正确选择以及营造良好饮食习惯的社会氛围作为营养健康方面行动目标。同年,修订《营养士法》,将管理营养士由注册备案制修改为通过国家考试取得相应资格的制度,明确了管理营养士的业务。

2000年,文部科学省、厚生省和农林水产省修订了1985年由厚生省制定的《创造健康的食生活指针》,发布了《食生活指针》,内容不仅包含如何创造和维持健康,还包括了饮食文化、环境问题等更为广泛的内容。

2002年,日本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设置了食育调查会,主要目的是通过食育破解消费者对产地伪造与食品安全的不安与不信任感,将当时社会公众陌生的词汇“食育”作为施政口号。

2003年,时任日本总理的小泉纯一郎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多次强调食育,食育开始成为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词汇。2005年,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为简明科普适当适量的饮食,共同确定了《食事均衡指南》。

2002年将《营养改善法》修订为《健康增进法》,从营养改善为主导的营养与饮食生活目标,转变为促进健康为主导的营养与饮食生活目标,并成为推动“健康日本21”的法律依据。同时,随着《营养士法》内容的修订,培养管理营养士的机构在课程设置上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高度的知识与技能作为管理营养士课程设置的方向。

基于2003年颁布的《次世代育成支援对策推进法》,2004年以支援培育下一代和推进食育为目的,制定了包含食育推进目标在内的《儿童·育儿应援计划》。

同年,厚生劳动省等有关部门为推进儿童成长,召开了通过食的儿童健全育成研讨会,形成了《给快乐用餐的孩子——从食开始的健康指南》报告书。此后,根据此报告书的内容对《保育所的食育相关指针》中食育的目标进行了修订。

第四阶段是食育国策阶段(2005年至今)。食育成为日本的国策的标志,“食育推进基本计划”不断完善。

2005年6月《食育基本法》公布,该法规定由内阁府设置的食育推进委员会制定食育推进基本计划(第26条第2项第1号)。于是,食育推进委员会于2006年3月颁布了第一次“食育推进基本计划(2006年-2010年)。

食育推进基本计划细化为“食育的推进措施相关的基本方针”“食育的推进目标相关事项”“综合促进食育的相关事项”与“综合性有计划地推进食育相关措施的必要事项” 四个模块,每一个模块下都细化出具体的目标。

可见,食育推进计划从一开始就将食育放到了政府、企业、社会、家庭全面参与的国民运动的高度。

日本政府“食育”政策的组织架构

大体来说,日本政府推动和促进“食育”发展的架构,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

在国家层面设置食育推进委员会,会长由内阁总理大臣担当,设总务一名,委员包括食育担当大臣、相关阁僚和食育领域的专家。

食育推进委员会决定食育推进基本计划,并提交相关内阁部门实施。这些内阁部门包括食品安全委员会、消费者厅、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可以说,涵盖了生产、消费、教育、文化各个领域。

同时,为了将食育作为国民运动加以推进,委员会需要联动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的共同合作。与学校、保育所、农林渔业者、食品相关厂商、志愿者等各种各样立场上的相关人员的联系则成为必要。

食育推进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虚”的部门,担当着基本措施相关的企划、立案和综合调整事务,在推进食育政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食育推进计划从食育推进委员会转移到各职能部门之后,各职能部门需要制定自己的工作安排。

由于日本有着强大的地方自治的传统和制度,地方架构的推进也非常重要。由于从都、道、府、县、市、町、村各级都建有推进食育的机构,可以说做到了“广覆盖”。

比如,按照食育推进基本计划的要求,需在各都府县组成食育推进委员会,制定本级层面的食育推进计划并加以实施,并且在变更内容时迅速公布其要旨。各市町村组也要成立食育推进委员会,制定本层级食育推进计划并加以实施。

结语

日本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建立健全了一套食育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被证明,对于提高国民健康,乃至家庭和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来说,学习和借鉴并最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育体系,应该尽快成为政府的一项议题。

本文转载自《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第6期,原标题为《“舌尖上的教育"是如何成为国策的——对日本政府在“食育” 形成中角色的综论》,作者为廖彬池、吕鹏和杨嘉莹。

责任编辑:张颖倩 SN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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