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宇
来源；公号“IPP评论”
5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惊人的决议，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时常导致它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关系紧张。而这次欧洲的行动引发了更多对中欧关系前景的揣测。要知道，中欧关系原本刚因为数个欧洲国家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而得到加强。
政治博弈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自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来就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考虑到中国也许未能履行它对WTO承诺，许多成员国都拒绝马上给予中国该地位，而是提出以2016年12月为不具约束力的最后期限作出决定。超过30个国家早已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还有墨西哥，都在法律上将中国推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在何时取消这一推定上保留自由裁量权。随着最后期限的到来，所有这些国家都将面临抉择。而欧盟的行动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范例。市场经济地位有多重要？一国可以对任何进口商品提起反倾销调查，但非市场经济地位会让中国的出口商在面对反倾销调查时处于不利地位。
市场经济地位有多重要？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市场经济地位只在贸易法的一个领域具有实际意义，那就是反倾销法。一国可以对任何进口商品提起反倾销调查，但非市场经济地位会让中国的出口商在面对反倾销调查时处于不利地位。进口国会引用来自一个合适替代国的价格信息来评估进口商品的正常价值，而不是以中国的出口价格为基准。这通常会让算出的倾销利润高得离谱。
从1995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反倾销调查的首要目标，超过三分之一的新案件是针对中国的。在1995年至2014年间，欧盟共计提起119起反倾销诉讼，并对中国商品采取了85项反倾销措施。如果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意味着欧盟将更难以追究中国商品的倾销责任。因为那时中国进口商品必然会同其他WTO成员国的商品一样，成为对正常价值评估的决定因素之一。
尽管被其主要贸易伙伴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仍然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的贸易总额已经增长了8倍（从5100亿美元到43000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更是激增了15倍（从220亿美元到3840亿美元），同时均关税率也下降了一半（从15.39%降至7.74%）。非市场经济地位似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贸易没有丝毫影响。
如果市场经济地位真的像看起来那样对贸易关系没有影响，那欧盟为什么还要紧握这张牌？欧盟的决定究竟是基于经济理性还是受政治考虑左右？根据欧洲议会的说法，欧盟是基于以下5项标准来决定一个国家是市场经济的：（1）在资源再分配及企业决策方面没有明显的政府影响；（2）民营经济的运行没有受到扭曲；（3）在充分的公司治理法则下有效地贯彻公司法；（4）关于商业活动和自由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法律框架能发挥效力；（5）存在真正的金融领域。
基于特定标准来评估市场经济也许能为欧盟的决定提供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但如何解释这些标准却是非常主观的。根据欧盟最近的评估，中国目前仅仅符合了五条标准中的一条。欧盟这次的拒绝本质上反映了欧盟对中国缺乏透明度的担忧，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问题。
就所有的经济指标而言，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中已不再是主导者。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已经在过去的15年里大幅减弱。国有企业在经济中角色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其整体规模在绝对意义上的收缩，而只是私营部门的增长大幅超过了国营部门。从2000年到2012年，国有企业的总收入增长了3倍，同时期的私营部门却增长了58倍。实际上，财政补贴在国有企业的利润中仍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2011年，天则经济研究所预计，国有企业所接收的贴息贷款和财政补贴要比其总利润还多40%。
这些事实也许能部分证明欧盟决定的正当性，但欧洲内部对待与中国进一步进行经济整合的政治态度却存在很大分歧。欧洲各国政府在对待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上意见不一。英国支持与中国进行更加自由的贸易，法国则担忧中国进口商品对其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消极影响。
欧盟这次的拒绝本质上反映了欧盟对中国缺乏透明度的担忧，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问题。这次拒绝更多的是由政治因素推动，而不是经济动因。
中国是欧盟的最大进口来源国与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在2000年至2015年间，中欧贸易增长迅速，伴随着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488亿欧元增长到1822亿欧元。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已经让欧盟损失了数百万计的工作机会。欧洲企业联盟（Aegis Europe），一个由30个欧洲制造业组成的联盟预计，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会使欧洲丧失170万至350万个工作岗位。以钢铁行业为例，它极力游说欧洲各国政府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自2008年中国进口商品蜂拥而入以来，已有超过8.5万个工作岗位被裁撤。
鉴于欧洲制造业对中国出口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些数据也许是夸大了些。欧盟委员会给出了更加保守的估计：如果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丧失的工作岗位不超过21万个。此外，尽管贸易不平衡在加剧，但中欧间互补的生产结构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在2009年，中国进口为欧洲创造了110万个工作岗位，而欧盟出口也为中国创造了550万个工作岗位。这样，中欧双方都在紧密的贸易关系中享有既得利益。
显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长期利益要大于短期损失，但是各国与各行业间的争论使得欧盟内部难以达成共识。无论丧失多少个工作岗位，政客们都会认真对待，因为都可能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对。因此，这次对中国的拒绝更多的是由政治因素推动，而不是经济动因。
贸易不平衡与经济实力
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动因，欧盟的争议性决议都触及关于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冲突的经典辩论。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k Bastiat）曾经说过，“如果货物不能跨越国界，军队就会跨越。”其所蕴含的逻辑是，广泛的经济相互依存能抑制国家间冲突和减少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但是，这也同时带来了贸易冲突，尤其当贸易关系并不平衡的时候。
如今，后者正在成为现实。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实力使其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冲突不断增多。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发起了98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关税令，占到美国所有反倾销案的37%。印度同样频繁地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而日本，尽管在使用这项政策工具上更加克制，但也不怎么可能在2016年年底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仍然要其他国家来评判其贸易地位，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中国无法强迫其他国家做它们不愿意做的事。但中国能否运用其经济力量来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呢？
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过去数十年里由制造业和出口推动发展起来。中国希望把自己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含量车间转变为尖端行业的总部。从最初停留的全球价值链底层，中国已经逐渐向高端行进。多亏了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的结构转型，中国的出口商现在更多地购买国内中间投入品，减少了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在中国的加工出口中，国内部分已经从2000年的46%增长到2007年的55%。
中国在下游加工出口部门的主导作用对于“亚洲工厂”的快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但随着中国往全球价值链高端行进，亚洲的地区产业链逐渐失去了动力。由于区域产业链的缓慢扩张，亚洲的贸易增长已远远慢于全球贸易。尽管其他诸如越南和柬埔寨这些新兴经济体已经吸引了从中国迁移而来的跨国制造业公司，但它们并没有足够的经济体量和生产能力来填补由中国留下的空白。同时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15年激增了55%，达到5950亿美元，而这主要是进口锐减所带来的结果。
中国的诸如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以及“一带一路”计划等新倡议，都是为了出口过剩产能和获得更多政治支持。至少在短期来看，存在的一个趋势是中国关注于强化其区域供应链中的源头地位，而不是目的地。
这些倡议看起来与日本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为推动区域一体化而做的事情相似，当时日本也面临经济下行和工业产能过剩的压力。尽管完成了区域生产网络的扩张，但日本并没有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这是因为由日本主导的区域生产网络只帮助日本出口其产品到其他国家，而没有帮助其他亚洲国家把日本作为它们的出口目的地。结果，日本与亚洲国家间的贸易不平衡持续加剧，并导致了其与亚洲邻居的紧张关系。
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
为了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周期，不仅能让其他亚洲国家成为中国产品和资本的目的地，而且让它们在以中国为最终产品的初级市场的生产链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中国在贸易政策上需要一个需求侧改革，以解决其与主要贸易伙伴间不断增长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国倡导的区域一体化是否会继续激发其在亚洲的经济潜力，还是会在该地区导致更激烈的对抗并阻碍发展？推进经济一体化也许并不能促进政治互信，但构建平衡的贸易关系对于缓解经济关系紧张却是非常关键的。从短期来看，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对缓解贸易不平衡并没有多大作用，反而会遭到主要贸易伙伴的指责。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更好地在为其产品扩展国际市场，以及刺激国内需求以吸收更多的进口商品之间取得平衡。为了更好地发挥经济一体化的积极作用，中国不仅应该利用这些新倡议来转移过剩产能，而且应该让由中国投资生产的外国产品重新出口到中国。在国外投资中国资本应该为更平衡的贸易关系作出贡献，这样其他国家将能从一个更一体化的区域市场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