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没有人敢于设想新加坡独立后一直铁腕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民行动党会在9月11日的大选中被反对党拉下马来，但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预料到这次大选的结果。
在这场第一次没有了“建国国父”参与的政治角逐中，近年来受到越来越严峻挑战的执政党获得了国会89个议席中的83个，以总得票率近70%的巨大优势赢得选战。这一得票率不仅远高于2011年上一届大选时的60%，甚至令人吃惊地高于2006年时的67%。而对手不进反退，主要反对党工人党虽然勉强保住了已有的一个集选区和一个单选区，但在选民总数比上届增加近5%、国会总议席也由87席增加到89席的情况下，反而丢掉了一个国会席位。
1954年在李光耀参与下成立的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独立以来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每一场选举。选举前唯一不确定的问题是：反对党在议会中能够赢得一个还是两个或三个席位（2011年前反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从来没有超过4席）？不过，2011年5月7日的那场大选被普遍称为“分水岭选举”：工人党创纪录地拿到了87个国会席位中的6席，还首次赢得一个集选区，并在之后进行的另一个单选区补选中如愿拿到了第7个国会议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则下跌到历史最低记录。某种意义上说，这在以往波澜不惊的新加坡政坛已经构成一次“政治海啸”。
当时工人党成功地捕捉到了普通市民的心，也把握到了年轻人对改变的追求。他们描绘的“第一世界国会”的诱人愿景，吸引了许多年轻选民。这也唤起了人们对新加坡民主政治的诸多遐想。
新加坡共和国的国土面积700平方公里多一点，目前有常住人口540多万，整个国家的规模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一个中等城市。作为一个被淹没在充满敌意的穆斯林汪洋大海中的华人小社会，自1965年被马来亚联邦“开除”，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来，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在这片弹丸岛屿创造了一个当之无愧“新加坡奇迹”。
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的人均GDP从600美元（相当于非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上升至5.6万美元（比美国高出1万多美元）。她还像个优等生，保有着数不清的荣誉头衔：全球“最富竞争力城市”、“营商环境最佳地区”、“基础设施最好城市”、“最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城市”、“地区金融中心”、世界“最清廉的国家”、世界“最宜居城市”……不仅如此，新加坡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治安良好、清洁优美、秩序竟然。因此，在许多人——特别是中国人——看来，新加坡简直就是一个理想社会。
“精英主义”和“专家治国”历来是所谓“新加坡模式”的首要特征，但这幅理想图景也让新加坡及新加坡人付出了代价：为了得到这样一个繁荣稳定、干净整洁、光彩照人的“天堂”，新加坡人必须放弃相当一部分个人自由，无条件接受人民行动党政府指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这就是政治评论者经常用“威权”来形容“新加坡模式”的理由。按照西方一些机构的评价，新加坡的媒体自由度与非洲的莫桑比克不相上下。理论上，新加坡是一个多党制国家，政党登记是自由合法的。然而在现实中，50年来的每一次选举莫不以人民行动党毫无悬念的大获全胜而告终。选举在新加坡不同与在其他大部分民主国家，它并不意味着选择，而是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每隔5年重新确认一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第二，每隔5年提醒一次执政党，它是需要得到选民评判的。
不过，近年来虽然新加坡越来越富有，但普通百姓却感觉日子过得越来越艰辛。经济增长的减慢甚至停滞、水涨船高的生活成本和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压得普通百姓喘不过气来。而短期内大量移民涌入所必然造成的房价上涨、公共设施不堪重负、就业压力和国家认同危机更是成为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新一代新加坡人的自我意志和政治参与意识也比他们的上一辈高涨得多，他们有着更多独特和多元的诉求，正如世界上最称职的严父慈母也不可能包办一个已成年子女的人生。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则大大降低了政治动员的门槛，放大了意见分歧，提升了年轻人对政治的参与度。
新加坡已经过了这样一个临界点，新一代领路人不但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延续新加坡的经济繁，还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经济上的成功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谁？
2011年的大选显然令人民行动党和李显龙政府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为了“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李显龙语），它作出了许多改变，以试图回应人民的诉求，例如公务员降薪、楼市降温、限制外籍劳工、对高收入群体加税，提高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等等。
从9月11日的本次大选结果来看，执政党的上述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新加坡民众的务实性格，事实上，这是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此外，“国父”离世给新加坡民众带来的回忆和缅怀，可能也有一部分转化成了对执政党的同情票。
然而，民主政治意识一旦被唤醒，就像密不通风的高墙上打开了一扇小门，再也不可能重新关上。“后李光耀时代”与过去的罪根本区别在于，人民行动党已经失去了绝对正确的光环，现在和今后，它所长期享有的能干、廉洁的口碑需要它自己不断地用执政绩效来证明。
2015年对这个城市国家来说是多事之秋：3月23日，“国父”李光耀辞世，用李显龙的话来说，“这些年来指引我们的明灯熄灭了”；8月9日，新加坡刚刚庆祝了建国50周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在李光耀眼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的确，“政治上、经济上和地理位置上都不合理的……（新加坡）本不应该存在，而且也无法存在……”（李光耀语）。世界历史还告诉我们，很少有一个小型城邦国家能够生存一个世纪以上。这使得李光耀时刻保持着警觉和危机意识，他已经把这一特性深植于新加坡社会中。过去半个世纪里，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取得了一般人不敢想象的巨大成功，但现在，它进入了从青春期成长为成年人的瓶颈。作为一种人治成分很浓的特殊政治形态，本来就不是一种稳定状态的所谓“新加坡模式”正在走向转轨的最后阶段。它必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是主动的，就是被迫的。
新加坡需要一份具有更加广泛合法性的新的社会契约。与世界上其他许多令人绝望的地方相比，新加坡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而在这份民众前所未有地充分参与的契约的签订过程中，高瞻远瞩、精明能干、灵活务实的精英阶层依然可以并且应该承担无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就像他们在50年前勇敢地做的那样。
现在看起来，它做得不错。
责任编辑：黄睿 SN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