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6·唐山

说不清的一代人

范震玲从不过生日。

她觉得尴尬：我出生，家里却死了三口人，是庆祝我还是纪念他们？

1976年7月28日，范震玲出生第19天，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7.8级地震，23秒钟后，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成废墟，24万余人遇难，包括范震玲的爷爷、奶奶及当年15岁的姑姑。

40年了，和当年所有新生儿一样，范震玲开启自己的“四张”岁月，成为家中的顶梁柱。

她不再向长辈追问劫后余生的故事，也不会刻意去给后辈讲述那些经历。大地震的记忆，随着时间而稀薄。

“老人都经历过，小孩儿又不懂。”他们，夹在中间，经历过却又说不清的一代人。

名字带“震”，被经常讲述的出生故事

“对，1976年生的，地震的时候我19天……”

“是震中，受灾了，爷爷、奶奶、姑姑没了……”

名字里带“震”，初中时有同学笃定地问范震玲：“你地震那年出生的吧？”

走出唐山，每见到一个外地人，范震玲都要讲一遍地震的事，“很多人印象中好像唐山只有大地震。”

后来到外地上大学。别人第一个问题是家里是不是市区，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家死人了么？”

范震玲会一股脑全告诉他们，省得一直问。这，几乎成了她大学几年的困扰。

江洋的名字里不带“震”，但也绕不过这一宿命。“外地人都会问地震的事儿，我就讲我怎么被救出去的。”

江洋出生于1976年5月16日，地震前73天。

那时，江洋和父母、哥哥住在唐山老九中的家属院内，现新华贸附近。

“当时我们都睡一炕上。地震刚一晃，我妈就醒了。”母亲抱起江洋就往外跑，跑到门口时，地晃得厉害，江洋被母亲一把顺到院里的木头椅子底下，椅子帮他挡下了几块石头。

起身过程中江洋的母亲一巴掌拍醒了身边的丈夫。

“我爸刚坐起来就被地震的纵波从炕上颠到缝纫机下面，捡了一条命。”5岁的哥哥不幸成为家中最小的亡者。

天亮时，江洋与父母被邻居先后救出。除了5岁的哥哥，江洋的姥爷与大舅妈不幸遇难。

江洋没有叫“震”，但从小班里就有很多叫“震”的同学。“叫‘震生’‘抗震’的特别多。”

自降生之日起，地震便成为他们身上无法摘下的标签。

“全村除了我俩，当年震前生的全死了”

当年在唐山活下来的孩子，震前出生的被叹命大，震后出生的被说幸运。

刘苗生于地震前101天，属于命大的一波。唐萧震生于震后40天，被归为幸运的一波，称为“震漏儿”。

整个岳各庄村，除了刘苗和二叔的孩子，当年震前出生的，都没有活下来的。

唐萧震所在的将军坨，当年震后全庄只有他和另外一名女童出生。

范震玲上学时，觉得那届学生普遍偏少。“初中时，我们这届4个班，上届6个、下届7个，很多学校都是。”

江洋当时所在的机场路小学，同届有6个班，而到后两届便多到了14个班，初高中也是如此。

江洋觉得震后两年的孩子多，跟唐山本地家庭“补漏儿”和外来支援建设人员有关。

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多半会在震后再生一个，这波孩子被称为“补漏儿”。江洋的妹妹便在这种情况下出生于1978年。

震后外来援建人员的子女也随行来到唐山上学。江洋记得自己同学中，四川、东北口音的都有。

在那一届中，同样常见的还有孤儿和伤残同学。江洋还记得班上有个同学姓“党”，是孤儿，老师会多关照些。

范震玲小学时，有个女孩左小臂缺失，“胳膊肘下面就剩一块肉，那时候觉得挺正常的，没个手、没个脚也不新鲜，都一起玩儿。”

他们都生在大地震的1976年。没人觉得有什么特殊，也没觉得地震有什么特殊。幼年的他们会用轻松的语气问起：“地震时你们家死人了没？”也会自然地回答：“死了，我姥姥姥爷”或者“我爷爷奶奶。”

对于他们，那只是一段没有记忆的过往而已。

就像江洋说的，自己从小知道哥哥地震死去的事情。家里偶尔说起，江洋听着，就像听大灰狼的故事一样平淡。

再遇“地震”，老师抱着话筒往下跑

唐山大地震最近一次余震发生在2012年，36年之后，4.8级。

直到现在，每年入夏，只要天气特别燥热，唐山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说：“是不是要地震啊？”唐萧震的母亲，在每个7•28前都觉得要“晃荡晃荡”。

刘苗读小学时，就记得唐山常有地震传言，每家每户都把值钱的东西放在身上。到晚上往街上一看，街坊邻居都睡在外面。

“全村只有我爸睡屋里”。刘苗的父亲曾是一名地理老师，常说一句话：“大的跑不了，小的倒不了，都是命”。

江洋的父母也是很害怕地震。每次有传言，他们就会跑到空旷的地方，和整个小区的人一起，坐那儿等着震。

“我才5、6岁，听到爸妈在说粮票什么的还在楼里，要不要拿出来。”江洋现在想起觉得很可笑。

小孩子们到处乱跑，家长们就嘱咐“离楼远点儿”。大人讨论要不要回去时，江洋也会想，会不会回去就震。

江洋小学时，一次开阳台门正好遇到地震。他撞到护栏上，胸口疼了好几天。

高中时，江洋记得刚下早操，突然地震了。他看到老师抱着话筒就从主席台上往下跑。而食堂里，盛豆浆的大师傅也是撇了豆浆就跑。没经历过大地震的学生，只是懵在那里。

有时走在路上也会震一下。江洋和同龄的孩子都麻木了，但有些大人依旧紧张。

范震玲觉得地震就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震起来也懒得往外跑。“唐山在地震带上，总那么震都习惯了，有时候看朋友圈才知道。”

刘苗不一样，每到一个新环境中，他会像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中的方达一样，注意屋里的灯泡，灯泡一动，往往就是地震，得赶紧躲。

被选择的幸存者，“我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2010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将1976年出生的唐山人割裂成两派。

一派为了追寻当年最直观的场景去看，把长辈讲述的大地震故事转换成立体的画面；一派则因不愿直面那段历史而坚决拒看。

范震玲是前者，江洋是后者。

“我完全不想看，很有抵触，我觉得心里会不舒服。”但他却看所有电影相关的新闻，也知道大概剧情。

曾有人在办公室看这个电影，江洋听到部分剧情。“尤其是在两个孩子间做选择时，我心里特别不舒服。”他会想起，地震时母亲毫不犹豫将他抱出去，5岁的哥哥却就此丧生，他成为幸存的那一个。

“当然我小，刚两个月，就睡在她旁边。但我哥就这么没了，心里特别难受。”电影的情节会让他难受。

江洋曾以为这件事对于他而言早已被平复，“可一旦电影摆在你面前，还是会产生反应。我这样经历地震还没有记忆的人，伤痛也一直鲜活。失去亲人的情感，不容易翻篇儿，不是时间就能轻易淡忘的。”

江洋的父母也没看过这个电影，吃饭时说起却比他还淡然。江洋通过照片知道哥哥，知道他特别灵，知道他看个电影回来学什么像什么。

父母很少再提起那段往事。但每当自己犯错时，母亲总会用“我给了你第二次生命”或者“当初要没把你救出来，你都没有了”来训他。

“我一直闹不清我在家是老大还是老二，如果有个哥哥，也许我的性格会更少爷羔子一点，父母可能也会更宠我一点。”

“其实挺享受有这么个哥哥的，就是没了。”

断层的记忆，“地震真有那么惨？”

时间过去40年，经历过大地震的人，正从衰老走向死亡。

江洋父母一代，会偶尔提起，当年被自己从房梁、瓦块下救出的某人还活着，现在好几十岁了。

而江洋这代，记忆都来自长辈口述。已被模糊的历史，他们很难再复述给下一代。况且，“也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

以前过年，家里的叔叔凑在一起吃饭还会聊起地震的事儿，范震玲觉得新鲜，“我说全都倒了？他们就讲那墙全都压在我爸身上了怎么怎么的。”

“我曾经问过我爸，‘爷爷奶奶没了，你不难受？’我爸瞪了我一眼，没搭理我。”越到后来家里说得越少。

江洋还留着当年那把救过自己一命的木头椅子。2002年，江洋结婚，他把椅子从父母房子里搬到自己家中。

“椅子上面还有石头砸的坑，对我来说有一些特殊意义。至少冯小刚说拍电影要捐当年的东西，我不舍得。”

儿子曾问起，他会说，“这椅子当年救了你爸一命。”但除了被救，以及看过的一点史料，江洋能讲给儿子的也不多。

与江洋同样经历的耿震，被儿子问起时则会直接说：“汶川地震网上有录像，你上网看看就知道。唐山地震，比汶川惨多了。”

耿震的孩子十五岁，去年去抗震纪念馆参观。回来后，儿子问耿震：“真有那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