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今天，是值得一再纪念的。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南方谈话，成为中国改革再出发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一份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发展才是硬道理。”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 能否取得有效的共识，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和未来。1992年邓小平开启的南方谈话，再一次凝聚全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 25年过去，享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红利，以及融入世界市场带来的新机遇，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突破了当时思想认识的障碍，破解了萦绕在心头的迷思，让“要敢闯”、“多干实事”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让突破者吃了定心丸，让改革者有了主心骨。 改革之初，妥协和选择性执行是一种必要的策略，这可以尽可能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如今的中国改革已然是水到中流，进入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法治规则的完善、阶层流动的打通、权力边界的厘清等等，都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加之社会矛盾和既得利益盘根错节，亟待解决的问题错综复杂。 我们感怀那个风云激荡的光荣岁月，更关注当下，因为当下的改革更加艰难而曲折，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25年前的今天，邓小平那些朴实的话语为“中国梦”夯下坚实的地基；25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南方谈话，是为了不忘“改革初心”！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改革不停步，改革不回头，站在25年前南方谈话的基石之上，当下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毅力，实施改革的攻坚克难。 注定漫长的中国转型历程，需要基本共识的维护，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在每个节点实现突破，坚定向前看，不走回头路，才能不断将中国发展向前推进。 文/澎湃社论

邓小平南巡的时代背景是：1990年代初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 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月，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 小平同志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

细节一：央媒没派记者 邓小平先是在武汉、长沙的火车站做了短暂停留，到达深圳火车站的时间是1月19日上午9点。10分钟后，他乘中巴到达深圳迎宾馆，住进了桂园别墅。考虑到他已经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本来安排他先好好休息，可他刚到桂园不久就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外边去看看。” 行前邓小平已经让工作人员传话，他这次来，不听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摄影，不报道，新闻单位不派记者跟访。结果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都没派记者。 在为他备车的间隙，广东和深圳的领导干部陪他在院子里散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告诉邓小平，一会儿参观深圳市容，邓小平笑着问：“这样会不会招摇过市？”谢非马上说：“不会，不会。广东、深圳的人民都想念您。有很多干部都等着您接见，排着队哩。”邓小平说：“不要见了。因为见了少数，得罪了多数。就是出去走走，看看市容。” 细节二：最重要讲话是意料之外 当时的深圳国贸大厦号称“神州第一楼”，在顶层49层的旋转餐厅里，邓小平得以看到深圳全貌。 1月20日上午，本来是安排邓小平在国贸大厦看看风景，听听汇报，没留多少时间，结果他滔滔不绝讲了近一个小时。 “国贸大厦谈话”是邓小平到深圳后第一次有系统、有重点的谈话，堪称南方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在他离开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人赶到国贸大厦一层大厅，争睹邓小平真容。尽管现场十分拥挤，但并不混乱，邓小平一出现，人们就自动给他让出了一条路。 细节三：被临时删去的两句话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作者陈锡添最近却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小平同志的两句重要讲话刊登出来。这两句重要讲话，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2011年9月，美国汉学家傅高义的新书《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因为，当邓小平1992年退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150年来中国政治人物一直致力的使命：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道路。中国最基本的变革是在邓的领导下完成的，并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也会进一步延续下去。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南风窗》推出封面报道《变革与重构》，详述了邓小平的遗产、“南方谈话”的发生逻辑、中国社会的解构与重构，以及大变化的启示。 《南风窗》：作为邓小平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即1992年的南方谈话，20年后再来看这一次行动，正如您说的一样，和毛泽东在1965年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是否预示着：未来中国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这种中央的领导人动员地方力量的方式？有这种可能性吗？ 傅高义：当然如此。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大得多的权力，但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上会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 《南风窗》：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魄力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往往会带来这样一种效果，当继承者碰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问一句：假如他仍在世，那么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上去您似乎认为现在最需要向他学习的首先是在反腐败上的魄力。但可能继承者与老一辈革命家那一代相比，更需要树立权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高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长的革命历史，获得过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自然比后来的领导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但我相信，现在的党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做出的反腐败的决定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决定仍是强有力的。 《南风窗》：对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邓小平的一个核心判断是共产党执政的保持要靠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很多人现在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公平正义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您怎么看？ 傅高义：在邓小平1978年领导中国的时候，整个国家非常贫穷，人民还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当几亿的民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过上宽裕的生活，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开始考虑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他们开始更关心像正义和公平这样的问题也就很自然。 《南风窗》：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指出了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的重要性。但邓小平最担忧的还是中国退回过去的道路。这就给共产党的领导层带来一个考验，就是沿着经济增长和追求社会公平，可能会产生不同官员之间的分歧。对于过去计划和市场的争论，邓小平在不争论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中国带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面对未来的可能的政策分歧，有没有可能产生好的解决办法？您在中国的考察中，对此是否观察到了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在重要事务上他也需要获得领导层其他成员的同意和支持。比如废除人民公社，允许和农户家庭签订承包合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邓小平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仔细和其他领导层成员磋商的时间。 《南风窗》：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人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领导力深深质疑和不满。人们可以从邓小平身上学到哪些有用的东西？ 傅高义：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并不完全在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之下。邓小平做的是领导一个劳动力成本很低、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对外开放；派出留学生向世界学习；引进国外的科学家、商业人士和教师；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避免高昂的军事支出；以及保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这些经验仍然有用处，但对于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问题不能就说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