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自媒体成为业务流失的背锅侠

• 马立明 别把调查记者流失栽赃给自媒体“兔子” “当每个自媒体都想从帽子里变出兔子，已经没有记者在赶往新闻现场的路上了！” 这是李方先生的标题，也是他的观点。他成功地变出了“兔子”，这篇文章今日刷屏。 我承认这篇文章的价值，因为它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在这个时代，引发思考是一件很高技术含量的事情，因为作者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这也是优秀评论能起到的效果。李方先生作为老评论员，这一点值得称道。 但是，李方先生做了一个概念上的偷换。没有记者赶往新闻现场，这与自媒体想“变出兔子”，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新闻行业中人都知道，调查记者与评论员是两个不同的行当，前者是要奔向新闻现场的，是要掌握一手资讯的，而评论员呢，是要多读书、多思考、找角度、拼文笔的。调查记者看重的是寻求真相的能力，而评论员需要的是观点、理论。总不能深度部完成不了任务，就怪评论部太出色吧？这完全就是找错了对象。 因此，很多评论类自媒体说，“这个锅，老子不背。 可能说得有点晦涩，我这里再打个比喻。好比你要出镜，要找两个人，一个是化妆师，一个是发型师。妆没化好，却由发型师背了锅，那是因为他把你的发型吹得太好了，显得妆更差了。这个逻辑，是不是很奇怪？ 或者，李方先生其实想说，那些本该是调查记者的，都去搞公号去了，开始干起了评论员的活。换言之，他们不再去现场，是因为转行啦。 评论市场的活跃，应该是件好事。每个人都有表达思想的自由。以前，评论员是一个专业门槛非常高的活，需要有极佳的文字功底与丰厚的知识储备。不少知名评论员都有博士学位或者海外留学经验。因为分寸一旦把握不准，很容易误导舆论。 但是今天，这个门槛大大降低，很多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也杀入了舆论场。泥沙俱下，既有精品文章惊现，也有不少雷人的言论诞生。至于某些调查记者“变兔子”这一点，确实显得有点荒唐。第一，他们的专长并不在评论，而是调查、寻求真相。当他们干起了评论员的活，那自然是力不从心的。有些人还会出洋相。 第二，调查记者转写评论，还是少数，大多数成为了企业公关、软文写手，哪怕参与新闻事件，貌似一篇评论，实际上是蹭热点、卖产品。这让人感到很失望。 第三，善于挖掘真相的人没有挖掘真相，信息市场上就失去了重要一环。那评论就失去了标靶，所有人都空对空。就好像你明明是化妆师，偏偏要干发型师的活，导致没人化妆，这是失职啊。 这个社会将要失去“赶往新闻路上”的记者了吗？这才是李方言论的核心。 在武汉精神病人斩首事件之中，我们看到了调查记者的缺位，或者说调查并不专业。至于调查记者为什么会缺位，这是一个结构转型问题，是因为在目前的信息生产链条上，调查记者的身份显得比较尴尬。 有行业中人评价道，“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调查记者是奢侈品。”确实如此，作为社会公义的守望者，虽然很高尚，但在市场中难以变现，远远低于编剧、漫画家、段子手。以前尚有传统媒体机构成为其最大金主，江湖中曾传说南都编委会为2007年一篇深度报道《彭水诗案》奖励数十万元的佳话。但今天，传统媒体日子难过，自然没有那样的手笔，同时因为宣传口径的原因，深度版大量压缩，在这个没稿发就没收入的工作体制中，很多调查记者不得不选择离开。 有前调查记者在微博上说，“李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调查记者也要吃饭，也要养家。没有那样的从业条件，转型也是不得已之事。”这话说得实在，说得彻骨！ 其实，最伤害调查记者的，还是网友们的反应。失去了真相、只剩下口水的舆论市场，中国网友并没有觉得少了什么。 因为，这已经是“后真相时代”了！ 大家将混社交网络当成了一种运动，一种消遣，热衷于参与，或者评议，或者打趣，或者恶搞。人们需要每天出现各种话题、谈资，以便在各自的朋友圈中刷存在感。在王宝强事件中，大家一味批判马蓉，于是便有人说，“人们需要一个荡妇”；在罗尔事件中，人们发力批判罗尔，这时“人们需要一个伪君子”；在宁波动物园老虎吃人事件中，人们将矛头对准了那个倒霉的受害者，可解读为“人们需要一位遭遇厄运的规则破坏者”；在武汉砍首事件中，批判的对象又换成了那位胡某，“人们需要的又是一位亡命之徒”。总之，人们通过各种网络事件，成功地找到了对立面，从而开始口诛笔伐。 每一场战役，都要秀自己的聪明。 在这样的逻辑下，真相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为什么记者都不愿意赶向新闻现场，是因为他们的想法已经“升华”了。因为，他们不再笃信新闻专业主义。在今天这个玩法下，新闻专业主义没有市场了。 调查报道到底还有没有重新振作的机会，现在不得而知。但我相信，“真相”是每个人的必须品之一，就像光一样。 人们在雾霾中呆久了，就会渴望阳光。 总有一天，人们会忍受不了这样的如同雾霾的言论市场，届时，就是阳光照进来之时。
• 宋志标 自媒体不该是背锅侠,如何度过事实枯竭的时代 在传统媒体独大的时候，以及崩解的前期，都出现过一种说法，叫做：内容为王。意思是，做好内容从而占据优势地位，进而能与技术型媒体获得更多议价的权力。以公众号为名义收编自媒体，已经是现有媒体的通行做法。自媒体看似成了香饽饽，被各家平台许诺名利，争相博取好感。但是在这些机构媒体的平台规划中，对自媒体无非是“别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态。将自媒体做成一个标配，以维持竞争的新陈代谢。自媒体其实处于被利用的状态，无非是“内容”这趟浑水流经了“自媒体”这段河面而已。尽管平台都在口头上承诺扶持自媒体，讲出来的时候都是数以亿计，但实际上也都是讲好听话，是标配之后的公关话语，当不得真。若自媒体以为洗白了流寇色彩，那太天真。换句话说，自媒体在整个媒体生态中，它既在趋势之下成为一时之选，新的选择项，但是也无可避免地带着媒体生态的既有缺陷。我们需要理解的是，随着目前某些形势的逐渐明朗，自媒体、新媒体、媒体融合等都有了非常具体的、明确的指向性，不像从前那样含含糊糊了。定义、概念及范畴的明确界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媒体的转型因为有了势力划分，变得清晰起来，生死昭然。自媒体问世当初，颇有些自负，以为可以一战成王，哪知很快就只能落草为寇。这让自媒体不是沿着新闻化的方向演变，而是顺着情绪化的路子狂奔。在媒体对事实整体产能断崖式下降的时候，自媒体没有也不该承担这份谴责。与此同时，在舆论的养成上，除了上述结构性的改造之外，还主动出击，制造舆论声音，更是自媒体所不能避免。这种作业手法，体现为对声音类型的压制与放纵。整个媒体结构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之一的事实少、议论多——实际上就是我说的新闻已死、舆论僭越——是结构性短缺，不是自媒体造成的。相反，自媒体在整体不振的情况下，已经屡有贡献；对比之下，机构媒体的保守与老迈反倒被忽视了，像是理所当然。内容这两年变得吃香，这个判断有真有假。真的部分是，内容的同质化成了媒介技术进步后的一个现象，在过去媒体稀少的时候也有，这是历史性的恶性循环，所以需要更多不一样的“内容”。假的部分在于，媒体对事实的追求已经是叶公好龙，不是真心敢，而是姿势上的咸鱼维新。自媒体早早被从现场隔离出去，就需要其他媒体去到现场。如果双方都不能，讽刺自媒体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是不合适的，实因真正负有猎取事实职责的那些人、那些总编辑已经变成了温顺的兔子。太监的左手不会去嘲笑右手，一个从狩猎场上被驱逐的猎人也不会嘲笑失地农民的。面对一个事实匮乏、声音诡谲的舆论场，今天的国人最需要的是提高媒体素养，最最重要的是，尽力在事实稀缺的情况下维持认知、心神的不坠。所以，讲究逻辑、恪守逻辑、保卫逻辑就成了应付事实稀少、舆论趁机作怪的不二之法，亦是乱世安身心法。
• 曹林 武昌血案：评论家一思考，精神病人就发笑 评论家评点时事，最怕遇到的就是精神病人――怕自己的评论被精神病人“打脸”。面对一件无法理解的事，评论家绞尽脑汁故弄玄虚在那里得啵得啵分析大半天，搞得自己像洞悉一切把握真理的上帝一样，又是深入剖析心理，又是挖掘深刻原因，结果其实很简单，是精神病人干的。一堆貌似高深的分析，不过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近来的武昌火车站惊悚血案就是如此，一碗热干面多收一元钱引发的惊天血案，自媒体评论故弄玄虚飞了一整天，什么订立规则的破坏规则，什么底层互害、底层之恶、底层沦陷，什么“菜刀教你讲道理”，什么“一切道理都失效的时代”，各种奇特刁钻的角度，各种牛逼闪闪的分析，让本就不理解的事变得更加无法理解。媒体最新调查显示，杀人嫌犯原来是精神二级残疾，被曝去亲戚家拜年都带着菜刀！这再次说明，一事当前，自媒体太多记者太少事实不够用，当下不缺观点，缺的是事实。一篇新闻调查就能让人明白的事，让无数玩弄深沉的自媒体评论弄得云山雾罩。想起一个段子，用在这里好像挺合适：一舍友常年逃课蹲宿舍。一天，我和下铺的一起回来，发现他不在。我看了一眼桌子，坚定而深沉地说：烟头还未完全灭，应该没走远。下铺的摸了一下显示器，很有把握地说：还有余温，应该刚走。这时候就听那哥们躺在床上喊了一句：傻逼，躺床上连看都不看，还特么装福尔摩斯！评论家一思考，精神病人就发笑。这不是第一次了，已经有过多次教训，比如某次校园惨案，评论家分析了大半天深刻的体制原因，分析了各种报复社会的原因，各种深刻的归咎，很快报道称是精神病人制造的惨案。还有邵东杀师案，调查显示是一个身上有着极端反社会人格的病人疯狂杀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原因、体制根源或教育症结。评论家似乎特别不愿意面对“杀人者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现实――如果事实那么简单，就没评论家什么事了。可很多时候事实本身就是那么简单，就是一个有着较严重精神障碍的人受到刺激后精神失控疯狂杀人，“一碗热干面”只是一个诱因。我特别不能理解有些评论，只要某个案件跟穷人相关，立刻会往什么底层之恶、底层沦陷、底层互害的分析框架上靠，可很多恶其实跟身份没有什么关系。搜索一下，富人类似的恶并不罕见，比如这条新闻：宝马男打死收费员，几块钱停车费引发惊天血案。心理学家津巴多有著名的“路西法效应”理论，他通过监狱实验证明，人的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没有暴力的天性，只有暴力的环境，你觉得衣冠楚楚的人，在某种环境诱因下一样能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越是极端而让人用常识无法理解的案件，可能需要“越多的事实”才能理解――甚至很多事情就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因为那是精神不正常的“病人”干的。不去耐心等待事实，不把分析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是靠脑补去判断、靠冥想去推理、靠抖机灵式思维去解析背后的极端，只会陷入种种逻辑误区，主要有以下一些思维谬误：其一，深刻归因。总认为一个看起来挺极端的事件背后，一定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可以复制到其他个案分析上的“体制性因素”。很多人脑子里积累了很多这种“深刻社会原因”，看到一个事情，就把这些“深刻社会原因”往上面生拉硬扯生搬硬套。就像一个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是烟囱太窄，其实只要他一转过身来，就会看见房门一直开着。其二，“现象归纳癖”和“规律强迫症”。总想把某一件事归纳为一种社会现象，从一件事里演绎出某种规律。其实，很多事件就是个案，非常极端的个案，并没有某一类现象与之对应，更无法上升到某种可复制、可把握的规律――但纯粹以个案来观，似乎就凸显不出分析者的高深。有些分析家热衷于将简单事情复杂化、专业化、学理化，不好好说人话，无非凸显一种优越感和存在感。其三，单一归因。也就是努力寻找到一个单一、强大、简单、清晰的原因去解释，指向一个矛头，得出一个简单粗暴、易于传播的结论――其实很多事情的发生是多原因共用作用的结果。手持单一原因，排斥其他原因，坐井观天，作茧自缚，关进了自设的逻辑牢笼，陷入了思维的盲区，越想越有道理，也离复杂的事实越来越远。其四，迫切归因。事实并非一次性呈现，完全浮出水面会有个过程，需要完整事实才能作出靠谱的因果分析，而很多人特别急躁，事情刚发生，事实还在调查之中，就进行迫切归因。
• 苏少鑫 新闻生产能力不足怪自媒体是个流氓逻辑 因武汉面店店主被杀血案的多次反转，据说导致许多时评作者“被打脸”。时评家从某个案，然后总结出社会有病，这是他们驾轻就熟的套路，这种套路尽管结论先行，但不会经常被打脸。毕竟“社会有病”是事实，要反驳时评家们说得“不正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不幸运，这一次血案刚好碰到了一位精神疾病的患者。这让时评家们的立论失去了事实和逻辑前提，正如搜狐评论所言的，我们无法从一个极端事件去看出社会疾病；而新京报的评论则认为，时评家应该节制自己的表达欲，“面对真相未明的悲剧，节制我们旺盛的表达欲就是最好的表达”。 这本是非常必要的提醒，或者说来自时评圈内部必要的自省。但腾讯网总编辑李方似乎不是太认同，他引用了同为时评作者的曹林的话认为原因是“自媒体太多，记者太少，事实不够用了”。 换句话说，不是时评家们考虑不周全，更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国内媒体生态的结构性问题：评论过剩，二手信息过剩，新闻事实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具有一锤定音的专业能力与公信力的新闻机构严重不足”，“武汉店主斩首血案，本来就是一条简单的社会新闻，但弄到一唱三叹多次反转，也证明了新闻生产能力的窘境”。 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知名网站的总编，居然期待新闻生产市场、言论市场上有“一锤定音”的新闻机构，说实话，李方的这个逻辑本身就足够让人惊讶。作为腾讯网总编，李方有没有“野心”让腾讯网做到一锤定音？那么，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行不行？ 新闻生产市场、言论市场真伪共存，这才是常态。哪个机构、哪个人敢保证自己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自己的报道就一定是真相事实？在正常的状态下，只要信息自由流通，它是能够去伪存真的。而且，武汉店主被杀血案之所以反转，它证明的恰恰是这个领域还是自我纠偏的能力，怎么就成为了新闻生产能力窘境的证明了呢？ 而有太多“不简单”的新闻之所以没法纠偏，就因为有新闻机构“一锤定音”，只是像李承鹏说的，它们不太合适看合订本。 自媒体也许虚浮、急功近利。之前曹林甚至劝青年学生不要去“新媒体”，因为他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容易滋生虚浮的风气”。不过在看到新媒体蓬勃迅猛发展后，他“创造性”重新定义了把媒体分为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与新媒体，并向“网络媒体”示好。谁能告诉我网络媒体与新媒体的区别吗？ 在专业或道德上对包括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进行“污名化”，无论是有意无意，曹林曾连续写了9篇评论文章为网络立法鼓与呼就有了事实的依据。只是，曹林与李方恐怕要回答如下诘问：大多数自媒体、网络媒体没有新闻采编的法律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去质疑他们虚浮、不专业，甚至将新闻生产能力不足的帽子扣在它们身上，对它们公平吗？还有比这更流氓的逻辑吗？ 当年发布传播柴静那个环保纪录片，属于什么媒体？它虚浮不专业吗？它新闻生产能力不足吗？我一直认为，柴静的纪录片几乎是一次完美的策划：以母亲的名义向雾霾宣战，击中国人那几近麻木的心引发最广泛的共鸣；没有比全国两会前夕更好的发布时机；而以演讲而非直接的新闻调查方式，是规避管理审查的高明手段。而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所创造的传播神话及巨大影响，必将刺激互联网资本更愿意把重金投入到类似的专业优质内容生产中，甚至会因此加大政策游说力度都，放开网络的新闻生产权。 现在看起来，它只是昙花一现。之所以没有被广泛复制，恐怕并非是因为专业能力，更不可能因为市场、商业风险。 传统媒体曾在权力的荫护下，有过很长的好时光，尽管那些所谓的市场化媒体也曾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但荫护至今仍然存在，导致其衰败的，是技术进步及市场力量。也许正是因为它们的衰败，给了李方们新闻生产能力不足的观感；而包括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它们的新闻生产能力不足，则是压制的结果，而非原因。 而且，考量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有时代的视野，正如有媒体同行所说的，美国媒体同样大幅度萎缩，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主流媒体的话，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轻易能俘获大量对现实不满的人，而人们也更愿意接受自己想看到的事实，天生有很强倾向性的自媒体更能迎合人们的这种需求，世界已经进入一个“post-truth”时代。 我认为，这是互联网传播带来的阵痛，这种局面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除非人们不需要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