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小波离去竟然已经二十年了。午夜梦回，与他相濡以沫的日子历历在目，就像昨天。 想起苏轼记梦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自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读来真是令人一唱三叹，愁肠百结。我若与他相见，也会相顾无言泪千行吧。 小波真是幸运，斯人已去，却留下这些文字，令我们哭，令我们笑，令我们沉思，令我们反省。他的文学成就还是让文学史家去评论吧，我看重的只是他给我带来的当下的快乐。记得不久前翻看《2015》，数度狂笑，几乎引得哮喘旧病复发。在中国的文坛上，多有让人昏昏欲睡的文字，让人尴尬无比的文字，让人心境变得猥琐龌龊的文字，而小波的文字像一股清风，为人带来欢乐，带来纯粹，带来哲思。小波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绝对美好、绝对超凡脱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有古希腊的哲人在大街上徜徉；有古中国的佳绝人物神采飞扬地在古长安城的空中像大鸟一样掠过；有我们的同龄人在街道工厂听老师傅吟唱令人捧腹的咏叹调；有未来人类在白银时代的惊悚遭遇。小波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它是那么超凡脱俗，又跟我们所处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形似，而是神似。 自华夏出版社1995年首次在国内出版小波的《黄金时代》以来，20年过去了，小波的书有无数的版本，还有大量盗版书在市面流行。为了清理版权，自2016年起，小波的著作版权将陆续全部收回，交给新经典独家出版。现在，这个由新经典精心策划的小波逝世20周年的纪念版与读者见面了。希望有更多的年轻读者能够享受到王小波的文字之美，能够跟随他的笔，进入他用他的文学天才制造出来的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瑰丽无比的精神世界。 ​ 关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王小波在他的这篇小说得到台湾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黄金时代》是我的宠儿。此话表达了他对自己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 《黄金时代》的故事发生在云南农场知青生活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但是我并不同意因此将这篇小说定义为“知青文学”或者“文革文学”，因为它直指人性，所谓知青或文革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景、道具、素材，它完全可以被置换到唐代或者30世纪，被置换到欧洲或者非洲的某个社会，那里的人和人性是大同小异的。 性欲是《黄金时代》的主题之一。在那个反性禁欲的时代，《黄金时代》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沉沉的夜空。它把人的性欲按照它本真的样貌写了出来，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既不褒扬，也不贬损，既不道貌岸然，也不下流淫荡。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黄金时代》华夏版出版座谈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王小波写的性一出来，把以前所有写性的作品全毙了。 《黄金时代》的另一主题是爱情。男女主角之间难道只有性的吸引吗？虽然王二那时正是性欲勃发的岁数（21岁），而陈清扬面容姣好，身材袅娜，因丈夫缺席而独居，也自然会受到性的诱惑，但是两人的交往从“伟大友谊”到浪漫爱情，演变过程合情合理，精神交媾精妙无比。我一直在心中存着一个隐忧：他们俩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爱呢？小说写得含蓄，隐晦，没有直说。我猜测，作者对于被写滥了的爱情心存警惕，绝不肯陷入肤浅肉麻的爱情描写陷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这样的情节：当王二在陈清扬的屁股上狠狠打了两巴掌之后，“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爱的基调偶然泄露，像惊鸿一瞥。 把性与爱放在那个荒诞的背景之中，使得小说有了一种黑色幽默的色调：男女主角出“斗争差”，因为他们的健康性欲及其满足遭受捆绑、批斗；他们一遍遍地写检讨，而权力逼迫他们要写出所有的细节，以满足观淫的龌龊心理。最具喜剧效果的是，他们被权力饶恕的原因——因为逻辑上的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停止整个行动：“她说，她之所以要把这事最后写出来，是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这个逻辑演绎的结果是无懈可击的，小说的结局也因此达到了黑色幽默的巅峰。 无论我如何解读，如何欣赏，此文的意图还是让读者自己去读这篇小说。就像我不能替你们去吃饭一样，我也无法代替你们去品尝这餐精神的盛宴。还是留待你们自己去享用吧。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死于自己京郊的寓所。王小波的“非正常死亡”，就像一个导火索，一下引爆了所有关于“王小波”的各种“叙事”。海内外数百家媒体纷纷报道了王小波的死亡，而围绕着王小波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文坛外高手”、“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天才顽童”、“浪漫骑士”、“行吟诗人”等来自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坛、媒体、学术界、民间、李银河的多种信息源的“多重定义”，迅速将“作家死亡”事件由一个生理事件变成了文学事件、文化事件，最终被“集中”并“放大”为90年代最为重要的“媒体事件”之一，充分满足了大众传媒对名人之死的需求和饥渴，也让中国传媒在一种“对抗性信息的想象”中进一步完成了“媒体话语权”的建构。“王小波死亡事件”，实际上涉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结构，知识分子在社会文化空间中的身份定位以及文学当代文化中的功能意义等问题的反思。然而，毫无疑问，如果说，王小波生前还是一个有关文学和文化的话题，那么，“只是”在王小波死后，他才真正成为一个知识界、媒体、民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符号”，成为一个文化产业的不断增值的“知识产品”。正如戴锦华所说：“90年代文化英雄书写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一位文化英雄的产生，最初间或有着他的历史或学科建制内部的依据和诉求，但一经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的介入，便开始蜕变为某种公众偶像与流行时尚，而这类怪诞性的流行，却远为成功地负载着远离其初衷地、新主流仪式的表达与新主流文化的建构意义。”所有的“王小波叙事”都成了一种话语资源“冲撞”的“表演”，所有的“王小波叙事”都成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身份的人员“言说”的欲望被划分和规范的“话语生产”与“话语消费”――也包括我对王小波的言说。布尔迪厄曾就 “文学场域”做出重要阐释，他认为：“如果文学场像其他场一样，是权力关系的所在地，那么，加到进入这个场地所有的行动者身上的权力关系，就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形式：它们事实上是以资本的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做为基础的，这一资本同时是场内竞争性斗争的手段和对象，即作为认同或供奉资本的一种象征资本，不管是否制度化，不同的行动者或体制都以特别的活动和特别的策略作为代价，在以往的斗争过程中积累起这一象征资本”。可以说，这些有关王小波的“象征符号”在如此繁复的层面上被接受，以至于其中“文化资本”的求索和炒作、信仰和争夺、传承和利用，极为复杂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场域”对“知识精英”的一种新的“想象性图景”。 　　非正常死亡――一个“文坛受难者”的神话 　　勿庸置疑，王小波在生前已经成为了90年代的一个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但真正让王小波成为一个“话语神话”，还是开始于“作家非正常死亡”之时。正如90年代的顾城、海子等作家，王小波的英年早逝，让许多社会阶层迅速在媒体的号召下，找到了话语的着力点，并马上成为了一个“事件”。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回顾整个“事件”的表述方式，就会发现，“王小波之死”首先在“描述过程”中就被赋予了“孤独”和“悲壮”的文学意味，整个死亡过程便被描绘成一个神圣的、受难的象征符号：“王小波遗容安祥，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而“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就很自然地在文化上被归于“文坛排斥”：“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少部分是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要知道，王小波是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小说家，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其“智慧”、“天才”、“幽默”等因素也被凸现出来，并和“文坛外高手”、“中国最有潜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坛边缘者”等形象结合在了一起，使媒体充分调动了大众的“情绪”和“好奇心”。于是，在众多的悼念文章中，“文坛”和“王小波”就形成了一种鲜明对立，一方面，是对王小波文学才华的高度评价，例如，周国平的《自由的灵魂》中说：“正值创作盛年的王小波突然撒手人寰，人们为他的早逝而悲哀，更为文坛的损失惋惜。更令我难过的却是世上智慧的人本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这是比文坛的损失更使我感到惋惜的”。而这一过程，是由一些批评家和学者追认完成的，例如白烨、艾晓明、李静等；另一个方面，除了文学家的悼念文章，明显要少于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以此为文学丧失思想性的证据，而且，就是文学家的表述，也在一种“生疏”、“敬重”和“客气”之中，强化着“文坛”和“王小波”的一种“疏离状态”。于是，在众多描述中，王小波的死，成了反证文坛“衰落“与“麻木”的一个证据，并成为了一个沉默的“示威”事件。“文坛外高手”，这个几年前在《人民日报》上褒扬王小波的赞美之辞，在此时已经成了“文坛排斥”的证据，而在某些批评家浪漫化的表述中，王小波的小说拥有了一种庄严肃穆、又有些神秘的意味，例如艾晓明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心灵》中写道：“我无法预料未来的情形。我不能肯定，在下一个世纪的倒数第三年，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着一片黑压压的书架前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是王小波”。这种特征，在青年批评家李静的文章《王小波留给我们的：智慧与有趣》中表述的也非常充分：“1997年4月2日，我坐在王小波君的家里，翻看他刚办来不久的货车驾驶执照。“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他对我说。我看了看他黑铁塔似的身躯，又想了想他那些到处招惹麻烦的小说和杂文，觉得他这样安排自己的后半生很有道理。于是我对这位未来的货车司机表示了祝贺，然后，拿了他送我的《小说界》第二期（那上面有他的小说《红拂夜奔》），告辞出来。他提起一只旧塑料暖瓶，送我走到院门口。他说：“再见，我去打水。”然后，我向前走，他向回走。当我转身回望时，我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那是王小波君留给一个热爱智慧和有趣的年轻人的最后的背影，一个寥落、孤独而伤感的背影”。其中，“货车司机王小波”、“走路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孤独而伤感的背影”等等感性描述，与我们心目中“才华横溢却穷困潦倒的文人”原型形象（如曹雪芹）契合起来了，并与艾晓明对王小波的文学才华的激情推崇，形成了鲜明对立，再一次将矛头对准了“文坛”。 　　而这种将“王小波”和“文坛”对立的倾向，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例如，张彗敏就在2001年3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中，就对李银河所谓“谢冕没有发现王小波”一事做了澄清。我们看到，即使是张的这篇文章，也是温和的，并没有抹杀王小波的文学才华，而是将“谢冕”和“王小波”的疏离，归结为一种“道不同”的心态：“其实王小波的文字没能得到谢冕先生的特别赏荐，究其作品本身亦可寻得理由。这也是后来能得到人文学科各专业欣赏的原因。王小波作品的价值在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和自由主义的叙述姿态；他的知青一代的经验，及革命加性的前卫写作方式等，是作品成功的关键。但同时也是他不同于谢冕先生乃至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文艺批评主流的审美趣味之要点。笔者认为八十年代的写作与批评同九十年代的写作与批评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写作与批评，几乎是每一段都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质疑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同时，即便是一种微弱的质疑，也会被马上纳入“文坛对王小波排斥”的范围，强化这个排斥的情绪效果。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将“王小波”变成“文坛受难”者的努力，并不能推进对王小波文学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对王小波小说艺术的研究，反而使王小波在巨大的资本市场成为一种情绪化的“象征资本”。 　　但是，吊诡的是，所谓的“文坛”到底又指什么呢？到底是谁扼杀了、或者说导致了一个文学天才的早亡？这同样是一种暧昧的表述。因褒扬王小波而产生的对“文坛”的指责，是对中国文学体制的指责？还是对文学体制背后的国家体制的指责？是对某些文坛领袖的指责？还是对目前文学“利益分配”的指责？或者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指责？可以说，王小波的非正常死亡，不但让大家对其创作成绩重新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让许多对文坛“心怀不满”的人，得到了一个想象性的发泄途径。很快，这种把文坛和王小波对立起来的情绪，经由批评家和学者们发动，迅速在读者之间产生了共鸣，并使传媒看到了这个暧昧叙事空间里巨大的资本操作的可能，进而对其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比较典型的，是《南方周末》在2002年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纪念专号时的策划： 　　在王小波先生五周年忌辰的时候，我应约采访文坛大腕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看法。因为这一直是王小波评论中缺少的能“填补空白”的工作，我欣然答应，直到打了一圈电话以后才知道自己在自找麻烦。总结起来作家们的意见有如下二种：1.王小波的东西我没怎么看过，就别在他的忌辰胡说了吧。刘庆邦、梁晓声、刘震云、格非、毕飞宇等表示了这个意思。2、“出于对逝者的敬意，像‘我不喜欢他的东西’这种话，现在也是不宜说的。”其中的一位谨慎地说道；现在他已经这么热闹了，我就不说了吧！这是王朔的原话。（李静 文） 　　在这里，作家们“不宜说”、“没怎么看过”、“热闹而不说了”，一方面，的确表现了中国作家对王小波的文学资源的陌生化。因为，王小波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正在被经典化的文学叙事，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其学理性和文学性，对于不注重“学养”和思想型作家，而注重“才气型”的文人作家的培养方式而言，的确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另外一个方面，我认为，这种“不熟悉”的“疏远”，也包含着一种敬畏。而耐人寻味的是媒体的态度。《南方周末》以“沉默与狂欢”为标题，并在编者按中写道：“我们留意到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文学青年们”基于王小波文体的纸上狂欢，一方面是文学批评界持续的谨慎沉默。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对王小波的文体与文学成就进行适当的评价。我们惟有忠实记录这一现象，并期待有心人对王小波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无疑，这种做法在强化这种“对立”。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抹杀媒体对于王小波文学流传的功绩，也并非为中国文坛辩护，相反，我却认为，往往是媒体，而不是我们大学文学教授或专业的批评家，更能敏锐地摆脱专业的偏见，准确地捕捉到新兴的文学家所具有的最大的价值和禀赋，而王小波的遭遇也是为我们麻木的文坛敲响了警钟。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媒体的这种作法，一方面，对作家的传播具有良好的推广作用，但另外一个方面，却使作家的价值和文学品格，被简单化、抽象化和二元对立化。而这一点，对于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看到，王小波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在于其坚定的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在于其高超的文学领悟力，而并不是简单地“受中国文坛排斥”。真正的文学大师都是寂寞的。王小波的脱颖而出，不仅是其个人的才华，也是当代文坛的许多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推崇和鼓励的结果。而将王小波和当代文坛的关系归纳为一种单纯的对抗性关系，也是缺乏学理性的。因为，任何一种异质性的文化价值，都是文化语境本身的压抑化的产物，更是一个“文学场域”内部复杂的“话语交锋”的产物，而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怎是一个“对抗”可以概括的？王小波对鲁迅、胡适等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继承，即便是无意的，却也是一种文化悖论语境的必然宿命。同时，这种“对抗性”的强调，其实并没有让文坛真正地变的宽容而反省，并没有为真正有价值的小说的出现提供多大的话语空间，也并没有改变目前“文学场域”的利益游戏规则，反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甄别器官”更加敏锐，在增加媒体的“话语能量”的同时，增强了文学体制本身的警惕性。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作者或者读者，往往容易在媒体的引导下，陷入这种“对抗性的话语陷阱”中，从而走向对“自我的误读”和“对他者的误读”。我们需要“超越对抗情绪”，更需要许许多多能改变目前中国文学现状的更多的“王小波”的出现。这种“误读”的危害，从“先锋小说”到“新生代小说”、“80后小说”，都屡见不鲜。对王小波的“误读”，则再次由网络版的“王小波的走狗们”叛逆青春式的宣言所证明。郑宾就曾撰文指出，媒体对于王小波这样“能指”含混复杂的文化现象的策略调整和暧昧态度，他也指出“王小波身后受到了思想界极大的重视，他们反复凸现王小波的“自由撰稿人”、“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家”、“启蒙者”等等形象和身份，他作为小说家的身份被有意无意的遮蔽掉了”。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对一个“逝者”的推举，既不会让政府当局产生强烈反感，又能讨好读者和大众的隐秘的不满情绪，同时，对一个死去文学家的“悬置”，也有利于遮蔽那些真正的思想和文学的价值，利用这种阐释空间的暧昧性，从而使王小波成为一个媒体可以年年炒作的“象征资本”。传媒需要这样一个“受难者”，不时在适当机会出现，在文坛与王小波的对立性想象中，再次产生“衍生资本”，例如所谓“王小波门下走狗”、“北大的王小波--余杰”等等策划。于是，一个“文坛受难者”的王小波，其情绪化的影响和力量，甚至超过了作为“文学家”的王小波形象。而王小波式思想型作家在王小波死后成为一片“绝响”，不能不说多少拜媒体所赐。 　　特立独行――一个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 　　 “自由知识分子”是王小波死亡后第二个神话的符码。而这个代号是由“自由撰稿人”、“自由独立精神”等范畴界定的。然而，我们发现，王小波的文学作品，一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并得到认可，却并非是因为这些因素，而是其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性。王小波的第一本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其编辑加上的“秘传”二字，无疑符合90年代初期伴随着市民主义而兴起的“欲望叙事”。不但地摊上充斥着各种描写“性欲”的小册子，而且贾平凹的《废都》、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甚至到了90年代中期的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等小说都是从“性”上寻找到了文学和市场结合的卖点--且是在一种官方所“半允许”的状态下。无疑，当王小波在文坛上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文学市场和读者，大致也是把王小波归类为“性暴露文学”。但是，王小波笔下的“性”和贾平凹《废都》中的“性”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王小波写的“性”，是一种思想的力量，其中包涵着人在政治道德主义的状态下的一种尊严和反抗，而贾平凹写的“性”，大致是可以归为“文人趣味”，其思想框架总体并没有超过《金瓶梅》“讽喻世情”、“欲望窥视”的范畴。我们可以看到王小波早期的一些电视访谈节目（例如《三味书屋》节目，主持人刘为），也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此。但是，正是在王小波逝世以后，在不断经由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中非文学类知识分子的不断命名之后，“自由知识分子”的定位，开始超越“性暴露”的定位，成了王小波文学作品的首要质素。有意思的是“性描写”做为关注点的转移和重构，它已成为“知识分子叙事”的一部分了。可以说，王小波的小说不但满足了文学界和学术界寻找自由主义者的冲动，也满足了传媒、市场和读者寻找一种不同于“性叙事”的叙事形态的渴望。作为符号资本而言，“希缺”便是“增值”的潜力。于是，所有有关“独立”或“自由”的特质定义，与其说是在褒扬一种美好的知识分子品格，不如说是在暗示或者隐喻着这种品质的现实匮乏性，并抒发着评论者和读者之间一种共鸣式欲望。 　　这个符号再想象的过程，首先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一种谱系的寻找，其次是传媒紧跟其后的定义和传播。因为，只有将王小波安置于一个“抵抗的谱系“，才能在学理上为“符号资本”的再生产寻找一个“知识的原型”，从而为其增加“附加值”，正如第一个发明汽车的人固然可以因为资源的希缺而发财，但是，后人同样可以利用这种“历史传承”为新的“汽车型号”的出现作宣传，例如一些老牌汽车公司的“品牌效应”。于是，王小波、顾准和陈寅恪便成了9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化英雄想象的三个不同的“环节“，这个”自由主义的抵抗系列“的想象（从英雄时代走向凡人时代－中国人文精神的蜕变，王鹏令，99年3期，明报月刊），王小波的价值，第一次被赋予了时代的标高，并被放置在一个被80年代“悬置”的“文革”，其现实隐喻性则使这种“抵抗系列”成为“文化象征资本”的不同型号的“增值生产”，而更加丰富了一个被90年代所“消费”的“文革”的符号形象。可以说，在学术界和文学界之后，媒体不仅“篡夺”了它们对“王小波”的“定义权”，并“接过”了一个从陈寅恪、顾准到王小波的“抵抗系列”的“暗语式”的“意识形态权”，将之命名为一次中国媒体的“自由发言”。 　　其次，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加冕过程而言，王小波的一篇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这种命名的开始。“自由主义”成了王小波死后追封的第一个“头衔”，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无疑在强化着这种认同。同时，我们看到，就知识分子而言，王小波的“追封”，一开始来自两类知识分子的推崇，一类是90年代开始兴起的保守自由主义者，而另一类却是80年代已成名的知识分子。同是对一个“自由”，他们的认同又是不一样的。对于90年代的一些学者而言，王小波首先是一个保守自由主义的信徒，是9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的一个确证。朱学勤的表述耐人寻味：“因此，1998年言说王小波，不在于他作品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我看不出他已经到了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地步”），而在于他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呈现了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而80年代文人对王小波的想象，还是一个“反文革”的自由斗士的形象，比如王蒙的态度。王蒙在《难得明白》一文中写道：“这里的坏并不是说他写的内容多么堕落下流，而是他写的那样天真本色率性顽皮，还动不动撒点野，搞点恶作剧，不无一种‘痞味’”。无疑，王蒙将王小波定位在“躲避崇高“的”反文革“话语的位置，将王小波和王朔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王小波反犬儒的一面。虽然王小波在批判80年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情结，权力依附情结和学理的粗疏性，但毫无疑问，王小波是将80年代的启蒙主题深化了。而将鲁迅和王小波作比较分析，在某些论者看来，并不是一个“异中见同，同中见异”的复杂过程，不是从这两个点思考中国百年文学内部逻辑和悖论化生存语境的努力，而是停留在80年代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的形象想象上，即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上。自由/独立成为王小波文化想象的重要内涵，自由/独立既指逃离/反抗专制、自然本能、青春叙述的自恋，又指一种学术上的价值无涉/独立的态度。而无疑，这包含着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想象的一种延续，而这恰恰是王小波反对，“王小波”这个话语符号，再次被赋予了“反体制”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宏大叙事”意义，而吊诡的情况在于，王小波以反“文学精英”的“人文精神”宏大叙事为己任，却在死后被想象为一个抵抗的文化英雄。王小波的所谓“独立”与“自由”，从来都是一个西方化的公共空间的秩序产物，而在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它却恰恰以一个抽象的、类似80年代的、不去考虑生存基础的，道德化的政治“异见分子”的权力话语形象出现了，这无疑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话语圈。是中国的人文精神知识分子选错了对象？还是王小波的所谓“独立/自由”的言说本身就是80年代的精神产儿？或者说，是人文知识分子看到了做为知识分子精神复活的一种别样话语资源的“中国有效性”？或进一步说，是中国的文化市场经济的一种有意的整合文化话语资源的“象征资本的联姻”？ 　　 再次，我们同样看到，在这个“自由主义”的加冕仪式中，无疑传媒扮演着重要角色。应该说，正是由于媒体的命名，“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才真正成为一个公众话题。而同时，传媒借“自由主义作家”的塑造，也在不断完成“自我定位”。正是在对王小波的定义过程中，有关“自由”代言人的身份，被媒体在不知不觉中“偷梁换柱”到了自己的身上，从而在9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传媒、知识分子多元并立的话语空间中，进一步定义并凸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当然，这个代言人的身份，仅仅局限于“死者”而言――一个有文化份量、有不会惹麻烦的死者，正如“死去”的王小波。对于王小波之于“自由”的言说，《三联生活周刊》无疑具有代表意义。在2002年，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三联生活周刊》纪念的标题是“王小波和自由分子们”，共登载八篇文章，而以“自由”为命名的，就有《一个自由分子》、《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又附录了一篇《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文章，分别从学者、自由撰稿人、网络知识青年等多重受众角度和文化身份，详细阐释了王小波的自由主义的来源、内涵、意义和影响。在《一个自由分子》中，论述者从自由撰稿人的角度定位和评价王小波的自由品质：“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他避免与既有制度发生关系，即便他对这个世界有所妥协”。而在《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这三篇文章中，宋光辉、刘品良、张华、贾布、连岳、李红旗五个人，作为王小波自由主义的受众和继承者出现了。但是，除了“走狗”的“命名”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外，我实在很少能看出，王小波和这些网络青年之间的艺术上、思想上的关联。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对王小波的“追认”，不如说，这是新一代“网络作家”的一种“自我命名”的企图。尽管，在这些继承者的言辞中，不乏叛逆的色彩和大胆的言辞：“只要足够胆大，足够“没心没肺”，作为对传统体制故意反叛的‘特立独行’完全可以转向张扬与任性的‘随心所欲’。”（引自《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连岳极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他几乎感觉是自由的：‘所谓的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要挟你了。这是我认为的自由。”（引自《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尽管这几年干了许多蠢事，但我仍然很高兴能经历这些。只是再也不打算受什么东西迷惑或者控制了，尽管这样会感到很快活。我会按自己想法搞点什么，但是既不想再听到别人道理，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道理，更不会像王小波一样跟自己的妻子调查同性恋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我想使自己的生活在百分之九十的程度上与任何人无关。”（引自《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 　　然而，在这期策划中，我所关注的，却不仅仅是《三联生活周刊》对“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的命名，更是这个“加冕”所引发的学者和媒体之间的“不和谐”的杂音。《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作为该策划论述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由四个人的评述组成，除朱正琳（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策划人）外，陈嘉映、邓正来、盛洪都是相应领域的知名学者。相对于一浪高过一浪的王小波热，他们的声音是冷静的，甚至有点泼冷水：“不要把王小波评价的过高”（邓正来）；“王小波的杂文在常识层面上谈的很好，在更深的问题层面上就没有讨论”（陈嘉映）；“他表达的很多思想内容其实是已成套路的，并无创意”（盛洪）。而这种谨慎和持重的作法，一方面是学者们的学养使然，另外一个方面，无疑是学者们对王小波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神话”的忧虑所致。这也与1998年由国林风书店策划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中学者的姿态有所差异。在这本书中，朱正琳、许纪霖、汪丁丁、秦晖等学者都给了王小波高调的评价：“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王小波，是一个对评论家智慧的挑战，一个罗素的信徒、热爱理性和思考的主义者、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作为思想家的王小波，留给后人的，就是这样的形象”（《他思故他在》－－许纪霖）；“所以，蹈海是可以唤醒民众的”（《王小波的说与思》――汪丁丁）；“但无论如何，在反乌托邦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两个方向上，小波仍然走在文坛诸公的前头，他作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应当载入史册”（《流水前波唤后波》――秦晖）。我们看到，正是在传媒不断将王小波塑造为“神话”的过程中，学者们对其作法的不满，恰可以看做传媒力量强大的一个反证。于是，“自由”便成了传媒和市场的“自由”，而“自由”恰是从“自由主义者”的死亡开始的。 　　 　　共谋和反抗―― 一个悖论时代的自由神话 　　 　　我们看到，在 “王小波神话”的塑造中，媒体的目的并非是做学术性的探讨和文学性的研究，而是在人为地塑造一种“象征资本”的“增值过程”。可以说，这里的“传媒想象”，非常耐人寻味，是一个与资本、符号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动态增值过程。王小波死后，不仅《新华文摘》、《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予以郑重报道，而且《北京文学》、《小说界》、《花城》等纯文学刊物也都刊登了纪念专号。但是更令人注意的，是出版界和先锋性纸面媒体的反应。王小波死后，不仅花城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而且台湾的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等境外出版机构，也加入了以“纪念王小波”为由头的出版界盛会之中。王小波的第一本小说集名为《唐人秘传故事》，山东文艺版，1989年出版。所谓《唐人秘传故事》，“秘传”两字为编辑所加。王小波从美国匹兹堡寄到山东烟台的是《唐人故事》，这部书稿后来变成了一本民间故事模样的小册子。这本错字连篇的小册子定价2元，印数4000册，没有一分钱的稿费，算是自费出版物。而1996年秋，花城出版社与王小波签约出版“时代三部曲”时（稿费千字50元），还认为这套书的销售前景堪忧。与之相比，王小波死后，花城版的“时代三部曲”到2002年为止最少销售了15万套（58元一套），中国青年版的《王小波文集》，4卷本，1999年版印行1.5万套，其中精装2000套。2002年“文集”改为“王小波作品系列”，单本定价，各印了1万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小波并没有淡出出版商的视野，而是继续以各种版本在重复出版，而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大众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特力独立的人――王小波画传》，和北京朝华出版社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则从不同学术价值、个人历史、个人爱情等角度丰富着对王小波的阐释。而就报纸而言，《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纸面媒体，对于王小波持续的宣传，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中国传媒成功地塑造“文坛受难的王小波”、“自由知识分子的王小波”，其秘密何在呢？在以上两个章节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如果说，一件商品的“增值”是依靠其技术含量和资源希缺性，而“象征资本”的“增值”则是依靠其“话语”资源希缺性和“公众聚焦度”。有了“话语希缺性”，才具有升值的潜力；而具有了“公众聚集度”，才具有了“眼球知识经济”的不同社会阶层“意识形态消费”的“欲望驱动力”。所谓“话语”的资源希缺性，是指该话语对于其所处的文化语境的稀少程度，例如媒体所赋予的王小波的“自由知识分子”、“最有潜力获诺贝尔奖的作家”、“浪漫骑士”等等西方化的，中国作家所少有的称号。而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种称号本身就增加了王小波的“公众聚焦度”。同时，为了达到“公众聚集度”，除了话语资源希缺性策略外，“话语对抗性”，则是媒体的另一个通常做法，即想象出一个“高度对抗”的“话语谱系”，诸如对有关陈寅恪、顾准、王小波、王小波门下走狗的谱系联接；又比如说，《三联生活周刊》是通过所谓“自由/专制”的话语对立来实现这种“想象的对抗性”的，那么《南方周末》则是通过“王小波/中国文坛”的话语对立来实现“对抗性想象”的。王小波被媒体塑造成为一个被主流文坛排斥的、孤独而寂寞的早逝的文学天才，从而通过针砭当代文坛，引发争论或者共鸣，进而达到一种增殖性的话语资源的占有和生产。而与纸面媒体相关的出版业和网络媒体，也在纸媒的这种操作思路下，迅速加入“共谋”的合唱，让王小波成为一个持续火热的关注点。 　　同时，我们看到，王小波作为一个话语神话的出现，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心理模式也很有关系。在今天的消费文化中，消费不仅具有物质形态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且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和“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消费对象不能从任何具体的需求之类的概念出发予以理解，而只能从不断变动的符号象征关系体系中作出解释，这种变换不定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激发人们欲望的能量。也就是说，“消费社会的商品所体现的沟通交流结构与传统上对符号的理解已分道扬镳，在商品中，信息、形象、意义与所指的关系业已破裂并被重构，所以它的力量不是指向商品的使用价值或它的实用性，而是直接指向欲望，从而使消费社会不幸陷入商品世界自我参照、自组织的符码体系的迷宫之中”。隐藏在消费背后的是欲望，所谓开拓无限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就是去开拓人们对消费的无限欲望。学者心中的王小波，网络中的王小波，文学中的王小波，纠缠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浪漫骑士种种欲望化的能指之间，已经不具有统一的可能，而日益成为一个传媒利益和多重话语争夺的“笆比娃娃”。 　　那么，媒体和知识界、网络青年又是如何完成共谋的呢？那就是将其改造为适合自己的能指――在有限的反抗想象之中。例如，去其反道德主义的深刻思想，而保留其“反道德”的个性姿态，为网络消费的颓废主义遮丑。例如，去其反对的坚定，而保留其智力因素和强调公共秩序的“精英意识”，以适应中产阶级“有智慧”、“有教养”的形象需要，去其高超的小说才华，而将之抽象为政治变革的思想符号。而更有害者，如媒体去其复杂性，而将之抽象为一个“对抗者”。去其强者的强悍人生的悲剧感，而保留其悒郁的心理体验和对弱者的同情，为自我的软弱辩护。 　　在这种多重话语的“众声喧哗”之中，网络青年对王小波的阐释和解读，无疑是理解这种共谋和反抗关系的重要注脚。王小波死后，许多网站建立了专门的论坛赖纪念和王小波其文和其人，还有一些海内和文友的戏仿之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络王小波》（葛涛主编，2002年12月版）选编了小波文学论坛、王小波世界网站，王小波在线，清韵书院等大批网站、BBS上的网友评论，再次证明了王小波的民间立场和传奇性的个性魅力。可以说，网络对于王小波而言，一方面，成为纸面媒体一种“民间王小波”想象的代表，一个合谋的伙伴，另外一个方面，则在扩大王小波影响的同时，使王小波形象迅速消费化了。所谓的“民间想象”，其实就是“网络想象”，不过是为了给王小波之后寻找下一个“抵抗谱系”的必要的程序，而且通过“门下走狗”的符号定义，通过“王小波的崇拜者”的符号定义，一方面强化了王小波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并利用网络“强化”了想象中的“读者群”――知识青年们的意义定位。无疑，媒体要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个现代青年，一个有思想、有深度、有个性的现代青年――请阅读王小波。另外一个方面，则更有利于媒体的收编、改造和话语的再生产。 　　而《王小波门下走狗》一书的出现，已经预示着关于王小波的讨论走向了邪路。“门下走狗”的说法，具有很强的传统意味，出自郑板桥，又有很强的话语符号的刺激增殖性，所以，它得以在一个人民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欢乐宋”和书商共同操作下，连续得以面世，并获得了一定成功（2）。李银河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声称：“总之，看到有一群人如此喜欢王小波，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令我感到欣慰。我早知道，小波没有死，他仍然活在一些同周围的人群相比生命力最旺盛、最有创造力、最富于幽默感的人们心中”。而对于“门下走狗”的称呼，胡笳则在《为了告别的纪念》中说：“一直以来，总有些朋友，特别年纪稍长的存有异议，对此，我的理解似，自称“走狗”似向自己内心崇敬的人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我们愿意似他精神的追随者，但这并不表示要成为一个盲目的崇拜者、模仿者。――与其我们继续以一种最虔诚的方式实施着对他的背叛，不如我们以“背叛”的方式来表达对小波最大的崇敬。所以，在纪念之后，我们选择告别，告别小波，离他远远的，让我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这些作品，除了一些很粗疏的之外，大都写了一些年轻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对消费时代和网络时代的感受，主人公和王小波类似，都是一些有着旺盛生命力，但不为人重视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在单调的机关《玷污》、或待业在家写作（《作家刘二》），或为考研拼搏（《范小进考研》），或是一些游戏化的历史人物（《欢乐宋定伯》、《杨家将》、《孔子丑寅卯》）他们的生活中有着好莱坞和港台电影，有着网络，但同样有着无处不在的青春压抑，特别是有关性的狂想。也许，这些作品还很肤浅，但20来岁青年人和王小波在小说主题、意象和趣味上的重合，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语境延续性的一个暗喻。 　　而令人担忧的，并不是这些网络青年学养的缺乏，和文学才华的浅薄，而是这种“走狗”的心态，无疑又是在预示着一个悖论时代中新的消费泡沫的诞生。门下走狗们虽然有着继承和超越的愿望，却总是在“狗”的命名的特立独行的自傲中透着一份自卑，在“门下”的光荣中却透出一种旧文人的圈子化的心态。对此，有的论者精辟地指出：“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无疑充当了他们成长/长大的“镜像”，于是，经过“镜像阶段”的他们就成为自由一代/自由分子/自由主义分子，而“镜像”在拉康的意义上，意味着主体与他者的多种误读，同样，把王小波的“特立独行”的话语转化成或内化成这种青春成长的叙述，也必将是一个误认的过程。其说他们选择了“特立独行”的自由之路，不如说他们为自己的青春的反叛/玩世不恭/对未来的恐惧找到了华丽而时尚的借口，不管这里的文章是他们有意在自己的青春成长史中建立一种与王小波的关联，还是他们对王小波的阅读建构了他们自身的青春叙述，这里“特立独行”成为充当“自由”的托词，不仅是一种混淆了自我与他者、真实与虚构的误读，还是一种忽略和消平了叙述的历史背景与深度的简约，这恰恰是王小波能够嵌入他们个人生命成长史的原因所在”。 　　更有意思的是，李银河的王小波话语权问题。李银河不但把她和王小波的同性恋研究继续下去，而且在一系列的悼念文章中，将“浪漫骑士”、“行吟诗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等一系列称号给了王小波，而且李银河也参与了《王小波门下走狗》、《爱你就像爱生命》等一系列图书的策划和编写，但是，李银河的这种姿态，也引起了人们的非议。许多人认为，让王小波永远处于媒体热点的做法，实际上是违背王小波的遗愿的，以高调的宣传和炒作，对低调的宽容的理性主义，这是否是一种反讽？或是外打正着了中国文坛的某些内在症候？我们看到，客观的说，李银河所说的一些品质，正是中国文坛上所缺乏的，而且是一些西方化的代称。正如李银河所说：“我觉得我的评价恐怕不会太客观，反正他是我偏爱的一个作家，比如他在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世界文学史中有什么地位，我觉得恐怕得由历史最后来确定。这个东西我说什么都不是至关重要，因为我也是一个文学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我是他的一些书的第一读者，如果说给他一个客观的评价，我觉得我不够格”。在这里，李银河一再声称自己是个“业余”、“不够客观”的评论者，却在同时用“第一读者”、“王小波遗孀身份”在强调着一种亲历者的无可辩驳的“在场性”和“真实性”。这样，“偏爱”、“不够客观”，在此都成了一些意义微妙的语词。李银河无疑在持续地表达着一种非常情绪化、却又十分坚定的意见――那就是她拥有着别人无法具备的王小波的话语阐释权。同时，她对于“历史”来决定王小波文学地位的预言，无疑也有着一个重要的潜台词，那就是王小波的经典作家地位，目前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质疑。对此，批评家李美皆提出了尖锐的指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是李银河的王小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王小波，是商业化的王小波。王小波在自己的时代很寂寞，在李银河的时代却又有点过于繁荣，他的身后繁荣几乎和生前寂寞同样不正常。王小波是一个拙于面对媒体的人，而李银河恰恰在媒体面前风云叱咤、大放异彩……王小波无意于当教父，李银河却堂而皇之地当起教母来了。情书集把王小波由神话变成了童话，所以连带着让人对王小波都有点起腻了”。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却发现问题也并非像李美皆说得这么简单。李银河对王小波死后持续的宣传和炒作，背后既有媒体的利润企图、李银河本人的虚荣心和女人对爱情的非理性，但是，如果我们将之放置在悖论化的文化语境中去考虑，却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因素背后，还有一层潜在的意思，那就是拒绝遗忘的焦虑。这是一种不厌其烦的提醒，又是一种不厌其烦的暗示，不但是传媒和李银河，而且是许许多多怀念王小波的人们，都希望将王小波的纪念变成一种仪式，一种内心升华的渠道。这是在“共谋”之中的一种“反抗”，无疑也是在“反抗”之中的一种“共谋”。在李银河的背后，虽然站着许多媒体，但毫无疑问，也有着许多读者大众的支持。否则，这种持续的炒作，是不会有市场升值潜力的。在这种拒绝遗忘的背后，是一种持续无法发现大师的文坛心理恐慌，是对麻木现状延续的愤恨，是对压抑的灰色现实人生的绝望，更是文化悖论导致中国文化错位的无法启蒙的怆痛、无地自由的感慨。 　　 　　 选自:06年9期《山东社会科学》，08年1期《新华文摘》 　　 　　 房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生，山东作协会员，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