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评论家一思考，精神病人就发笑 摘要：很多人脑子里积累了很多这种“深刻社会原因”，看到一个事情，就把这些“深刻社会原因”往上面生拉硬扯生搬硬套。就像一个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是烟囱太窄，其实只要他一转过身来，就会看见房门一直开着。 　　评论家评点时事，最怕遇到的就是精神病人――怕自己的评论被精神病人“打脸”。面对一件无法理解的事，评论家绞尽脑汁故弄玄虚在那里得啵得啵分析大半天，搞得自己像洞悉一切把握真理的上帝一样，又是深入剖析心理，又是挖掘深刻原因，结果其实很简单，是精神病人干的。一堆貌似高深的分析，不过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近来的武昌火车站惊悚血案就是如此，一碗热干面多收一元钱引发的惊天血案，自媒体评论故弄玄虚飞了一整天，什么订立规则的破坏规则，什么底层互害、底层之恶、底层沦陷，什么“菜刀教你讲道理”，什么“一切道理都失效的时代”，各种奇特刁钻的角度，各种牛逼闪闪的分析，让本就不理解的事变得更加无法理解。媒体最新调查显示，杀人嫌犯原来是精神二级残疾，被曝去亲戚家拜年都带着菜刀！这再次说明，一事当前，自媒体太多记者太少事实不够用，当下不缺观点，缺的是事实。一篇新闻调查就能让人明白的事，让无数玩弄深沉的自媒体评论弄得云山雾罩。 　　想起一个段子，用在这里好像挺合适：一舍友常年逃课蹲宿舍。一天，我和下铺的一起回来，发现他不在。我看了一眼桌子，坚定而深沉地说：烟头还未完全灭，应该没走远。下铺的摸了一下显示器，很有把握地说：还有余温，应该刚走。这时候就听那哥们躺在床上喊了一句：傻逼，躺床上连看都不看，还特么装福尔摩斯！ 　　评论家一思考，精神病人就发笑。这不是第一次了，已经有过多次教训，比如某次校园惨案，评论家分析了大半天深刻的体制原因，分析了各种报复社会的原因，各种深刻的归咎，很快报道称是精神病人制造的惨案。还有邵东杀师案，调查显示是一个身上有着极端反社会人格的病人疯狂杀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原因、体制根源或教育症结。评论家似乎特别不愿意面对“杀人者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现实――如果事实那么简单，就没评论家什么事了。可很多时候事实本身就是那么简单，就是一个有着较严重精神障碍的人受到刺激后精神失控疯狂杀人，“一碗热干面”只是一个诱因。 　　我特别不能理解有些评论，只要某个案件跟穷人相关，立刻会往什么底层之恶、底层沦陷、底层互害的分析框架上靠，可很多恶其实跟身份没有什么关系。搜索一下，富人类似的恶并不罕见，比如这条新闻：宝马男打死收费员，几块钱停车费引发惊天血案。心理学家津巴多有著名的“路西法效应”理论，他通过监狱实验证明，人的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没有暴力的天性，只有暴力的环境，你觉得衣冠楚楚的人，在某种环境诱因下一样能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 　　越是极端而让人用常识无法理解的案件，可能需要“越多的事实”才能理解――甚至很多事情就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因为那是精神不正常的“病人”干的。不去耐心等待事实，不把分析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是靠脑补去判断、靠冥想去推理、靠抖机灵式思维去解析背后的极端，只会陷入种种逻辑误区，主要有以下一些思维谬误： 　　其一，深刻归因。总认为一个看起来挺极端的事件背后，一定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可以复制到其他个案分析上的“体制性因素”。很多人脑子里积累了很多这种“深刻社会原因”，看到一个事情，就把这些“深刻社会原因”往上面生拉硬扯生搬硬套。就像一个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是烟囱太窄，其实只要他一转过身来，就会看见房门一直开着。 　　其二，“现象归纳癖”和“规律强迫症”。总想把某一件事归纳为一种社会现象，从一件事里演绎出某种规律。其实，很多事件就是个案，非常极端的个案，并没有某一类现象与之对应，更无法上升到某种可复制、可把握的规律――但纯粹以个案来观，似乎就凸显不出分析者的高深。有些分析家热衷于将简单事情复杂化、专业化、学理化，不好好说人话，无非凸显一种优越感和存在感。 　　其三，单一归因。也就是努力寻找到一个单一、强大、简单、清晰的原因去解释，指向一个矛头，得出一个简单粗暴、易于传播的结论――其实很多事情的发生是多原因共用作用的结果。手持单一原因，排斥其他原因，坐井观天，作茧自缚，关进了自设的逻辑牢笼，陷入了思维的盲区，越想越有道理，也离复杂的事实越来越远。 　　其四，迫切归因。事实并非一次性呈现，完全浮出水面会有个过程，需要完整事实才能作出靠谱的因果分析，而很多人特别急躁，事情刚发生，事实还在调查之中，就进行迫切归因。

这起血案发生后引发舆论关注，极其血腥的图片刺痛网友，警方在网络呼吁不要再转发血腥图片。事件本身也引发了许多讨论，在知乎一篇《218武昌火车站因价格口角发生割头惨案，如何能阻止\避免此类事件？类似案件法律上如何量刑制裁？》的文章中，一名网友表示事件引起他对“武昌火车站”的回忆，该网友的评论获得了130个赞。以下是评论内容： 几年以前，我从济南站下车，出站台到广场，看到门廊下有个百货店，就进去买了一包济南本地产的将军牌香烟，白红盒的，济南人叫“白将”。付钱拿烟，边走边拆。 我是济南本地人，这个牌子的烟一直在吸。我拿到烟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因为烟盒的颜色光泽度很假，拆塑料薄膜的时候，也颇费了一点功夫，因为我找不到那个开启口。 我烟瘾蛮大的，就胡乱撕开了，抽出一根一摸，我的手感告诉我，我可能买到假烟了。烟卷明显很硬，硬的像一根芝麻糖棍。那时候，假烟还是有的，但多数假烟是一些比较名贵的牌子或者外国烟。济南本地很久没有买到过假“白将”了。我还是不能确定，于是拿出打火机想点上抽一口看看。 竟然点不着。 我的火气可是被点着了。我性格是比较温和的，很少有怒火冲天的时候。只是那天，刚去千里以外和女友闹了场分手，在火车上站了7个小时才回来。我觉得我的头盖骨都要被火气冲到屋顶上去了。 到了卖烟的柜台前，我把烟往柜上一丢，牙缝里咬出来仨字：“假的，退！” 售货员是个操东北口音的男子。济南站附近的摊位，多数都被东北人承包了，卖烟卖水的，卖报卖卡的，拉人住宿的，东北口音的吆喝此起彼伏。他们相比同时期占领广州火车站的东北帮来讲，温和了许多，并没有作下什么惊天大案，但同样也是威名远扬的。来来往往的旅客，都不敢招惹他们。我一个戴眼镜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也是不放在眼里。 “你XX在哪里买的，跑我这里来退？你X了个X的，找揍啊？” 说实话，我不是江湖人士。成长的环境里，也没几个混混，所以，被人当面骂妈逼，当面威胁要揍，真的没有过。请原谅我的脆弱的自尊心和我那天焦躁的心情。 那天济南还在下雨。我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柜台上放着一大堆伞，各种颜色都有，我抓起了一把长柄黑色尖头的雨伞，直接冲着售货员脑袋轮了过去。 他显然没想到一个弱鸡竟然也有如此迅捷的身手，售货员大叫一声，往后退，可能是他脚下有马扎之类东西，哐啷一下，他就向后仰倒了。身子倚在货架上，嘴里大声叫骂：“操你妈的，操你妈的！”。真没人这样骂过我，我特别反感骂娘。火继续大。我把雨伞掷过去，没有戳中他的嘴，我又继续抓起另一把，继续投掷。就这样大概投掷了五六把，他开始反击了。拿起柜台上的东西向我扔，因为柜台是玻璃的，又比较高，我们俩近不了身。如果我能靠近他，我相信我绝对会把伞柄插进他嘴里去的。 如果他卖的是刀，那么武昌的事儿就不算新闻。 火车站内外，保安很多，我很快就被俩保安架住。售货员从柜台里转了出来，隔着保安踢我。我的头脑稍微清醒些了，没打算再还击。但那厮，继续骂“操你妈，操你妈了个逼的……”。我再说一遍，没人那样骂过我。我讨厌骂娘。这样一骂，俩保安根本就架不住我，我扑过去和那售货员扭打在一起，我没别的目的，我就想揍烂他的嘴。 毕竟，我和售货员都不算职业格斗家。现在回想起来，场面一定是很难看很滑稽的。细想起来，也是很恐怖的，或许第二天济南的新闻应该是：乘客因一句话激情杀人，店老板撇下未成年儿女撒手西去。 我写这么点经历，是给各位一点参考。武昌的事儿，和我的经历，肯定不同，不能由此及彼的推断什么。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人在社会上走，说话和气一点，是没坏处的。 那么你问我，后悔不后悔当初投掷那些雨伞？我不后悔。我至今觉得，那是我正常的应有的反应。 但是，我后怕。真的。

来长沙上学的妹子：暑期回家惨骗“鬼点钞” 暑假放假回家，为赶车早上没有吃早餐，到了火车站，取票就拖着行李走到附近的一家小商店买点吃的。我选了袋饼干又买了瓶水，一共是五块钱。结账的时候先给了老板10块，结果他告诉我钱缺了角不收。我一看，真的缺了一角，但是破损不是很严重。又给老板一张20的。结果老板又还给我说：“还是缺了角，不收！”这个时候我就纳闷了，怎么可能两张钱都同时缺角呢？但我要赶车，想快点回候车室去，于是又掏了100元递给老板。这次终于没有缺角，老板找了我一堆的零钱。我长了个心眼数了数，发现只有93块，少找了两块钱。就问他：“怎么少了两块？”那个老板很无所谓地“哦”了一声，把我手里的钱一把抓了回去数了数说：“不小心数错了。”然后将钱折了一下还给我，又补了两块钱。我拿了钱就走了。等上了车才发现那一堆零钱里的50元不见了！ 武汉滑姓同学： 火车站“走散的路人” 前年，我去天津玩回唐山，天津站广场，有一个穿得人模狗样的大叔，给我看他身份证，告诉我他是唐山人来天津开会，跟同事走散了，手机钱包都在同事那里，跟我要19块钱买回唐山的火车票。我给了他20，他又多跟我要5块钱，说买碗面吃，然后说回家以后给我充话费，要了我手机号，还非要我QQ号，我没给，后来，直到现在，也没给我充话费，同样的骗术，在武汉昙华林也被骗过。也是说跟别人走散了，要不多钱，就要10块钱。穿的人模狗样的，说自己是公务员。 江西网友何先生：饭店吃饭，说价随便 半个月前，我去北京的路上，在火车站旁边的饭店吃饭，点了一份盖浇饭和一份瓦罐汤，那个瓦罐汤叫墨鱼肉饼汤，具体价格给忘了，最后结账的时候我忘了这个瓦罐汤叫啥名，店家随便一看就说是墨鱼排骨汤，价格应该是12元，然后我们就付钱了。后来跟我同学一说，才知道被坑了，墨鱼肉饼汤也就4块钱，墨鱼排骨就贵了，明显是随便说价了。关键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啊，吃完付钱就走了。

武汉警方通报称，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犯罪嫌疑人胡某因口角纠纷，持面馆菜刀在武昌区武南一村71号一面馆门口，将面馆业主姚某砍死。 这份通报的表述非常严谨，案发原因为“口角纠纷”，凶器为面馆菜刀，杀人地点在面馆门口。基本上，这可以定为一起激情杀人，而非谋杀。在接下来的审判中，杀人者胡某与被杀者姚某因何发生纠纷，期间姚某有无过错，在纠纷中是否先行肢体攻击胡某，都将决定胡某的量刑。 我刚看到朋友圈在转载一份据说来自现场的探访，称胡某因质疑姚某要的每碗面价，超出店面公示1元，招致姚某言语讥讽，然后事情不断激化，直到胡某抄起店里菜刀，先砍姚某手脚再斩首。 目前，尚未有更权威的媒体核实这些细节。不过，这个解释比较符合我的生活经验，也为了方便讨论，我就姑且认为基本属实。那么，此案就并非杀人狂魔当街作案这么简单。 现在肯定有不少媒体记者正在赶往胡某故乡的路上，最晚从明天开始，人们都会被告知，胡某从小家境贫寒，生性孤僻，暴躁易怒，等等等等。这种报道套路，在归因上一大堆谬误。什么让杀人者胡某奔向面馆菜刀的，需要细细道来。 中国人都知道，火车站周边的小餐馆小超市小旅馆，大多是不能用来消费的。以此案为例，有消息说，春节期间，武昌火车站周边的餐馆都会涨一点价，而被杀店主姚某在过了正月十五后尚未恢复原价，是“忘记了”。即使此说属实，那也是姚某自己的纰漏，与外人毫无关系。 饭店明码标价，于情于理于法都是必须。姚某在胡某等人就餐前不提示已在公示价格上加价，那么在胡某餐后为一碗面加价1块钱，与加价1万块，性质都一样，都是讹诈。 讹诈外地人，是中国车站周边商圈的痼疾。街面讹诈的最重要后盾，就是暴力。外地旅客即使结伴而行，也无法在与本地讹诈者的暴力冲突中占得便宜。对外地旅客来说，可怕的还不仅限于此，即使他们想报警，生活经验也会提醒他们，在异乡的地盘上，他们也不可能从当地警方获取应有的帮助。 在丽江被毁容的那位女士，就是血淋淋的例子。我还采访过另一个案例。4年前，郑州市公安局便衣支队警察范某敲诈郑州火车站附近一超市的视频曝光，该超市以查找零钱的手法黑外地旅客的钱，范某则以提供保护为由向超市收钱。案发一年多后，范只是以受贿罪被判处五个月拘役。可想而知，被涉案超市坑过的外地旅客，即使有心力去维权，效果恐怕也难言乐观。 回到武昌的这起血案，解释为底层互害，倒也成立，但难免简单化之嫌。把焦距拉远，这更像是社会治理失序颟顸的一次极端爆发。杀人者胡某没有一忍了之，直至血溅五步，谁都相信他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最新消息：胡某持有二级精神残疾的证件）。你甚至可以指责他天性嗜杀，可是，又是什么让死者姚某有恃无恐、傲慢轻蔑地激怒他的？武昌区哪个部门的哪个人，会在胡某的火车启程前，制止姚某坐地起价？ 无论公权还是私权，讹诈依仗的暴力烈度，与被讹诈者的耐受力成反比。我并不认为被杀者姚某，这个小小的面馆业主，会豢养打手来对付刺头的食客。可是，开面馆讹食客一块钱轻松惯了，等到可以讹一个亿时，肯定不会手软。 姚某身首异处，留下一家老小无人照料，不能不说可怜。就像宁波那个翻动物园围墙的中年男子一样，都为不讲规矩，付出了远超个人罪错的代价。那又如何？猛虎无论躺卧假山，还是伏藏人心，一旦撩起它的杀心，你就很难再仰仗它的慈悲。 武昌血案，3碗面3块钱的差价，或许更能映照中国底层冲突的卑贱与荒诞。然复盘现场，杀人与钱的关系并不大。假设姚某明码标价5块钱一碗，杀人者胡某和同伴大概率还会点餐。胡某质疑价格，不排除他有点心疼那3块钱，可是比他更有钱的人，难道不会问一声“为什么”？ 姚某涉嫌价格欺诈在先，已有错，在胡某质疑之后，又以“吃不起就别吃”来羞辱之，就是在赌胡某跟他见到的其他底层低收入的收入一样，又贫又弱。他或许赢过很多次，但他并没有警惕，他每一次都在梭哈。他有超高的概率一辈子都不会输，但输一次就可能搭上一辈子。 这样的思维和做派，算得上“垃圾人”的一种。我很同情他的一家老小，尤其他11岁的孩子。这并不妨碍我对这种人的极度厌恶。不要说他穷，我打包票杀他的胡某比他更穷。胡某自有法律惩除，姚某之死也足可反思：只能听懂菜刀语言的人，早晚会遇到菜刀教他们讲道理。

生活中很多人不同，他们充满了暴戾之气。 　　“一个11岁的小男孩子在马路上不小心把汤撒到一对情侣身上，结果被这对情侣活活砸死。” 　　“初中两个男生打架，吃亏一方的父亲第二天将打他儿子的男生双手砍断。” 　　“台湾艺人范玮琪，在中国大阅兵的那一天晒自己的孩子，被网友骂的六魂出窍。不得不道歉。” 　　“只因为停车纠纷，一分钟争执不到，韩磊冲向婴儿车，把婴儿车里的女婴活活摔死。” 　　…… 　　之所以出现这些戾气，原因不外乎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道德危机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全面崩塌。但是孔家店打倒之后呢？其他的店又没有开张起来，就算开张起来，也是各领风骚三五天，根本无法形成完整的道德体系。 　　结果资本主义思潮一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面对外来享乐主义文化的大宅子，很多人欣欣然蹩进去抽大烟，逐渐形成了严重的道德危机。道德危机最大的危害，就是民众普遍失去了敬畏之心和羞耻之心，没有了信仰，又不信鬼神，就只能一切向钱看。再加上农村世界熟人社会的消失，一个陌生人世界逐渐形成，一些人更加我行我素，无所顾忌，老子天下第一。 　　 二是人心浮躁 　　这是一个极端追求高效的社会。一切都要多快好省。工厂里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学校里的标语，向45分钟要效率；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一切都要速成，都要冲刺，都要抢先，喧嚣而粗糙，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连一张安静的书桌也放不下了，新婚之夜，安安静静地抄一些党章也不能了。 　　小青年刚创业就盘算如何上市，大学生刚毕业就梦想高薪，小伙子刚约会就想和妹子啪啪啪。除了女人不要老得太快，男人不要跑得太快，这个社会没有不追求快的。 　　但我们真的被“快”祸害了。因为“快”，我们失去了从容，失去了儒雅，失去了温良恭俭让的风度。快餐文化，必然导致心浮气躁，火气上升。一言不合，不仅友谊的小船要翻，袖子一摞，一拳下去，人也被干翻了。 　　很多人仇富，仇官，仇恨一切比自己优越的东西。这有用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要急，慢慢来，先把自己做好，再慢慢缩小差距。这一辈子不行，那就留给下一代。 　　 三是两极分化 　　但也有历史的原因。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富起来。结果是一部分人早早富起来了，形成了稳定的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先富起来的他们，不但不带动其他人富起来，还通过各种卑鄙的方式，打压绞杀那些渴望富起来的人，从而保证权贵集团的江山一统和血统纯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表示：“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到了2008年竟达到惊人的0.491。这个数据在全世界排名在90%之后。而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北大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则更加直观。中国财富分配极为不均。1%的富有家庭占有超过社会1/3的财富，而25%的贫困家庭仅仅拥有社会财富的1%。这个数据触目惊心，惊心动魄。 　　不平则鸣，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导致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很多中国人愤愤不平，看什么都不顺眼，认为什么都是假的，老天爷都在跟自己做对，自然滋生戾气。社会上很多群体性的事件，都与这些失衡的心态不无关系。但这仅仅是他们的错？ 　　 四是法治不健全 　　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这自然是正确的。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不健全，一方面老百姓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和暴力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对立情绪和阶层撕裂。当法律缺席，当正常、合理、合法渠道被堵塞了，潜规则就会粉墨登场，被压制的戾气自然扑面而来。招投标的不公，入学的暗箱操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官官相卫……无数的不公，使得中国人雷霆震怒，戾气升腾。 　　渐渐地，老百姓变成了“老不信”，社会公信力一降再降，你既然没有给我一个说法，我就会给你一个说法。既然没有客观公正的渠道解决问题，那就干脆恢复到丛林法则，肉弱强食，适者生存，谁的拳头硬谁就拥有真理。 　　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于是社会又分化成更小的两部分，一部分拳头硬的人欺行霸市，强取豪夺，一部分无能的人，充满愤怒，怨气冲天。 　　再多的鸡汤文都不中用了，也越来越糊弄不了人。偶尔的民粹主义，或许还能让老百姓吼几嗓子，但喊破嗓子之后呢？如鲁迅所言，拉娜的出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很多年前，龙应台有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振聋发聩。但今天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是，中国人，你为什么好生气。 　 　　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人没有恻隐之心，也就很难生长出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同样道理，一个人如果不能推己及人，具有同理心和同情心，也就很难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西方也说，每个人都是欧罗巴的一块泥土，每个泥土的失去，都是失去的一角。别打听丧钟为谁而敲，它为你每个人而鸣。 　　这种悲悯的情怀，与生俱来，如影随形，万万不可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