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个人所得税改革都是代表热议的焦点话题，从起征点到个税的整体设计，从分类税制到综合税制。 每年讨论的一塌糊涂，但是，每年似乎进步不大，官方对此问题的回答总是“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正在研究”。 今年，财政部对个税改革的回答也是如此。 财政部部长肖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对于这项改革，财政部和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总的思路是个人所得税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案总体设计、实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 不过，比以前大有进步的是，肖捷提到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些细节。比如，关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他透露，“基本考虑是，将部分收入项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还将考虑制定另一项新的政策，就是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他还特别举例“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 不过，他又提到了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条件“增加税前扣除的一些专项项目，需要相对成熟的社会配套条件。”这也是过去多年个税改革多年停滞不前时我们总能听到的托词。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从肖捷透露出的信息看，个税大修等待的时间应该不会太远了。 至于代表委员们每年提到的起征点，其实倒是个税改革中最无关紧要的东西。 　　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因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引发的社会阶层的矛盾，但中国目前个税制度之所以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功能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起征点太低，而是整个税制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全方位的颠覆。 　　人大代表董明珠在谈及个税时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她认为，“工薪阶层的纳税底薪应该进一步的提高。让有钱的人多缴税，甚至是拿十万以内的就不交税；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地减小贫富差距，让大家共处于同一个平面，财富更透明，促进经济和消费。而税收的高低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公平。” 　　董明珠几句话，把个税的本质，以及中国个税存在的问题基本都点出来了。个税的本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属于收入调节税。基本逻辑应该是穷人不交税，富人多交税。 　　以美国为例，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多，从而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税收负担结构。 　　而在我国的税制下，占有社会财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到个税总收入的10%，60%的个税是由苦逼的工薪阶层贡献的。从而形成了以穷人为主要纳税主体的奇葩的税收结构。 　　 为什么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结果，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早已经被国际主流的税制抛弃的分类税制，而不是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综合税制。 　　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税制相比，缺陷明显，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分项计征，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从而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所得来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 　　正是因为分类所得税有以上弊端，从目前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历史脉络看，现在很少有国家实行单纯的分类所得制，而是实行综合与个人分类所得结合的混合税制，除了对个人不同收入来源采取相应的分类外，还采用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将其全年的收入纳入计税范围，避免了收入项目多反而缴税少的制度悖论。 　　而在税收抵扣项目的设计上，国外除了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了专门的税收抵免项目之外，还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和赡养人口的实际情况，允许纳税人就其赡养人口的多少和实际负担扣除一定数额的生计费用，这些合理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税负，给个人所得税本身的制度结构嵌入了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内核。 　　我国当前的抵扣项目完全按照纳税人个人的支出来进行设计，既无视中国“乡土文化”中家庭收入负担的传统，更无视个人收入承担整个家庭支出的事实。赡养老人还要交税，真是滑稽，但却是事实。 　　对于中国个税设计中存在的缺陷，理论和现实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但是，多年来，由于部门利益的阻挠，总是以种种借口停滞不前，长期处在研究阶段。 　　我从来都认为，个税改革停滞不前，绝不在所谓的技术层面，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比我们落后很多的国家都实现了综合税制的情况下，强调困难，真的是丢人现眼。连越南都实现综合税制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强调技术困难。 　　特别是在如何实行综合税制，并以家庭作为纳税的主体上，世界很多国家已经施行了近半个世纪，再在技术层面找借口，这借口的技术含量实在太没有难度。 　　好在到了今天，这个问题拖延的理由已经越来越苍白。 　　笔者希望地是，有关部门能够放下部门利益，站在整个社会公平，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构建公平合理和有竞争力的税制的高度，推动个税改革。不仅是为生二孩，不仅是为赡养老人，不仅是为买房抵税，更重要的是，回归个税的本质，公平收入分配。

3月7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审议财政预算报告时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低至25%。这一提议获得舆论的一致好评。 黄奇帆认为，近期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热议较多，一般是建议提高起征点或者从综合与分类税制角度研究，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 　　黄奇帆说，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于1980年，实行的是分类税制，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征收，工资薪金类为超额累进税率5%-45%，股息红利等资本类为比例税率20%。这些年虽有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级距等改进措施，但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居民收入方式变化等新形势已不适应。目前，我国正在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但由于社会信息共享度不高、个人所得税数据库建设缓慢等原因，操作上尚需时日。在这种情况下，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不会增加社会成本，不会损及个体利益，阻力小、易操作，既能够“扬汤止沸”，也有助“釜底抽薪”，一举两得。 　　黄奇帆认为，深化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当前，个人所得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工薪所得实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跟周边比，香港只有15%，新加坡为22%；跟发展中国家比，俄罗斯只有13%，巴西为27.5%；跟发达国家比，加拿大为33%，美国为39.6%。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都低于我国，而且税前抵扣项目多，投资买房、按揭利息、子女学费、看病就医、抚养赡养等大项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比如，数据显示，美国39.6%的税率在税前抵扣后，最终负担的实际税率在25%左右。 　　我国个人所得税这种高税率，至少带来四方面危害。一是工薪阶层尤其专业技术人才，由于收入来源单一、税收由单位代扣代缴而成为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力，这个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国个人所得税的70%左右来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国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者“钱在企业、不拿工资”等方式避税。因此，高税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高税收。去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7.7%，远低于发达国家30%、发展中国家15%左右的水平。二是不利于吸引和集聚高素质人才。当前，我国人才供求结构失衡，高技能、高层次人才短缺。吸引高端人才，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需要好的税收环境。许多跨国公司在亚太区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我国，但其亚太总部大部分设在香港、新加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过高，达到邻近国家或地区的两倍多，同时也没有合理的退免税政策，使得不少企业和专业人才望而却步。三是抑制居民消费。工薪阶层边际消费倾向高，消费大多在国内、以自主品牌为主，是拉动内需的主体力量。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率，微观上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制约消费升级，宏观上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四是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个人所得税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我国这一制度设立之初，全国职工每月平均工资只有63.5块，一般人达不到800块纳税门槛，能按45%税率缴的屈指可数，政策聚焦作用非常明显。现在，“调高调不到、扩中扩不了”，等于让穷人为富人“掏腰包”。 　　为此，黄奇帆建议，降低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最高税率，由45%下调至25%，作为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的突破口。降低工薪所得最高税率，自然带动税率级距的减少，还能实现与资本利得税率相当，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对纳税的遵从度，降低监管难度，提升监管有效性，为今后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创造便利。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关于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财政部长肖捷提到，过去的一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较好，今年的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已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报告中包含了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主要内容。 对于个税是否考虑提高免征额降低纳税负担的问题，肖捷表示，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对于这项改革，财政部和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总的思路是个人所得税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案总体设计、实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 针对减轻“二孩”家庭纳税负担的提问，肖捷回应称，基本考虑是，将部分收入项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还将考虑制定另一项新的政策，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有关“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这是要考虑的。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专项扣除项目也要予以考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肖捷指出，“作为纳税人来说都普遍关心的提高免征额的问题，我也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在研究制定改革方案的时候，我们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确定是否提高免征额，该提高就提高。那么，对于其他方面的收入项目、所得项目，比如财产转让等，我们考虑继续实行分类征收。” 从国际经验来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加税前扣除的一些专项项目，需要相对成熟的社会配套条件。比如作为税收征管部门来说，需要掌握与纳税人收入相关的涉税信息，以保证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另外，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研究制定之后，还需要相应地修改税法，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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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17年预算报告：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 3月6日，《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与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简称“预算报告”）透露，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 对比往年预算报告发现，这是“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首次列入预算报告。 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个人所得税改革和房地产税征收，都要以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建立和互联互通为基础。因此，该系统的建立非常重要。 专家：建立系统非常重要 据了解，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首次提出，是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但推进过程比较缓慢。 去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新任财政部部长肖捷在部署2017年重点工作时指出，要“研究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 财政部在去年底曾表示，将进一步加快修订税收征管法，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推动现金交易的规范管理等社会综合配套条件的逐步完善，为个人所得税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2015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2018年实现征管数据向税务总局集中，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统，并实现与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外界普遍认为，该信息系统的建立是在为房地产税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铺路。 此外，正在修订中的税收征管法已经明确建立自然人纳税识别号，这将归集个人工资、薪酬、证券、不动产、保险、银行存款信息，推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立。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认为，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建立非常重要，这要求政府提高征管能力，包括政府的信息收集、掌握和计算能力，以此来归集个人、家庭所有的收入和支出。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施正文表示，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一个纳税人有一个唯一的、终身不变的纳税人识别号。这个纳税人识别号以前主要是面向企业，下一步重点就是个人，这在正在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中也有体现。 地方专项债收入预算翻倍 除了提及上述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外，预算报告还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着墨不少。 预算报告指出，高度重视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切实做好2017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风险。 预算报告显示，2017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预算8000亿元。 记者查阅往年预算报告，发现地方专项债务收入预算由2015年的1000亿元增加至2016年的4000亿元，又增加至今年的8000亿元。 上海财大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向媒体记者介绍，专项债券与一般债券所对应的建设项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他向记者分析道，地方专项债券预算翻倍，这是地方政府建设项目及资金出现一些结构性变化。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量增长速度低于专项债券发行量增长速度。“反映了地方政府将来的建设项目将更多地以政府性基金为偿还资金来源，所以发行了更多的专项债券。”他补充表示。 冯俏彬向记者表示，增加地方专项债券出于地方政府有合理、合法的建设需要，这有利于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减少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动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3月7日做客中国经济网“中经在线访谈特别节目：聚焦2017两会”时表示，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问题，既要完善税制，同时也要完善征管。怎么样使征管的能力更强，水平更高，支撑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两者必须匹配。如果不考虑征管的问题，单一去推进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在刘尚希看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是非常复杂的。“大家期待的目标各不一样的，几乎大多数人期待是减税，减税是应该的，整体来讲应当要减轻大家这方面税收的负担。但是，缴税也是必然的。问题是谁来缴，多缴少缴应该公平。” 　　刘尚希指出，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个人所得税，很多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是第一大税种，怎么实现公平呢？能力强的多缴，能力弱的少缴，这也是很复杂的事情。 　　刘尚希表示，改革个人所得税法就要修法，要走修法的程序，另外重新修正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还要考虑实施环节。我们对个人所得税税制考虑比较多，征管考虑比较少，从目标、期望值来说大家想得比较多，，但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家庭有差异化、个性化的征税，征管这一头怎么办呢？ 　　“人口这么多，都在流动，征管水平能不能跟的上，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税制不能理想化，过于理想化以后，做起来，弄不好适得其反。税收征管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人不了解，不知道税收征管能支撑我们的税改走到哪一步，改到什么样的程度，简单看外国的税制比较好，就希望搬过来，不但达不到目的，还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刘尚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