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9日，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领导人邓小平逝世20周年纪念日。 不管今天有多少人，或在官方组织下，或自发地纪念这位彻底改变中国和13亿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我们都依然牢牢记得这个小个子的世界级伟人。 这一事实本身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清一个事实：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的时代。 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纪念由回顾变成了展望：作为他的后继者，我们如何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开创的伟业推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如何实事求是，如何解放思想 这要求我们首先回归邓小平本身，虽然改革开放已近40年，邓小平逝世也已20年，但这位世纪伟人所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至今非但丝毫没有过时，而且依然蕴含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大胆”和“求实”，是邓小平政治品格中最鲜明的两个特点。反映到他的施政上，邓小平生前说得最多的两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便是他的政治遗产之立足点。 用官方话语来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此话一点也不为过。 当中国百年现代史走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留给邓小平的是一个经济社会濒临崩溃、各种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总爆发的危险的烂摊子。更为棘手的是，邓小平还继承了一个被极左路线的条条框框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思想和舆论环境。 但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邓小平凭借着其超凡的勇气和智慧，将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命运从危机的悬崖边上挽救回来，并一路走上高歌猛进的正确发展道路。 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邓小平自己也画了不少框框。但将近40年后回头再看，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他所画下的那些框框，而是他突破前人和自己所画的一切框框的勇气和智慧。这就是邓小平的“大胆”、或者说“解放思想”的一面。 然而，邓小平“大胆”和“解放思想”绝非不负责任的天马行空，凭空想像。邓小平的所有看似冒险的突破，无不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脚踏实地的了解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基础上。这就是邓小平“求实”或“实事求是”的一面。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从书本知识或固有的意识形态出发，关在办公室里“设计”出一套看似完美无暇的政策方案。 邓小平推行的所有改革，几乎全都是民间局部自主探索取得成功的经验经过总结和提高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的全面铺开。因此，这些改革举措必然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切实的可操作性。 而邓小平的“大胆”和“解放思想”体现在：只要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些突破创新是有益的、可行的，他就会全力推动国家制度、法规、政策的调整，以便为它们保驾护航，哪怕这种调整需要牵涉到再多的关系、冒再大的风险。 基于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在其生前“大胆”地提出了中国的基本国策，如果作一个简单粗略的概括的话，可以用以下三句他自己说过的话来表达： 在国内问题上，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 在国际问题上，韬光养晦，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不能称霸，中国也没有称霸的本钱； 在台港澳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方针，“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后更加不可能变。 上述这三条，放到当前焦躁纠结的国际国内和台港澳形势中去看，难道不是一点也没有过时，且仍然具有极其鲜明的针对性吗？ 邓小平还曾一再强调，“改革”与“开放”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那些对所谓“中国模式”自信满满的人士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急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缘故。对他们而言，“开放”的使命到现阶段已经完成。 但邓小平绝不会这么认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仅仅是最表面的东西。邓小平曾多次明确指出，中国要全方位地学习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模式，乃至整个制度体系。 至于中国学习的主要“老师”，邓小平也说得一点都不含糊，就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对外开放，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改革确立了一个坐标体系。它从另一个侧面使改革的目标更为清晰可辨：跟上并融入当今世界最先进文明的脚步。 我不认为，40年过后，上述这些教诲已经过时。 ■□追问什么是改革开放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所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就是改革开放本身。甚至可以说，这笔宝贵遗产中的其他部分，都是为服务于这个中心而存在的。 但在今天，我们却格外有必要思索和追问“何为改革开放之真义”这个看似常识性的问题，因为这对于当下及未来的中国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相对而言，“开放”不是一个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但“改革”却不然。如果我们将所有对现状（现行体制）的改变都视作“改革”的话，那么这个词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也背离了邓小平的初衷。 实际上，邓小平当初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时，当时人们对什么是“改革”、什么是“开放”，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义和高度的共识。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正是由于40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改革”这个概念本身在不少人——包括很多决策者——心目中的定义正日益模糊，并不时遭到曲解。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经常可以见到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举措，令人颇感担忧。 邓小平不是一个理论家，大胆求实是他最优秀的品质，因此，即便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也没有专门就“何为改革”下过一个科学、全面的定义。而就20世纪70年代末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也的确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饱受极左路线之苦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能够非常容易地辨认且同意邓小平指出的那条道路，并不需要他作出更多解释。 但今天的语境同4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社会中相当多的人对过去的极左路线已经不再有切肤之痛，甚而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对过往岁月萌生出美化的想象和怀旧时，重新厘清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就显得异常有必要。 这项工作要求我们回归邓小平。虽然他并未理论化、系统性地阐述过自己心目中何为改革，但从他大量的言论和实践中，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完整地梳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准确的改革概念的。 概括地说，邓小平发起的这场改革，就是要全面改变从来自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改变一切由国家大包大揽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旧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让老百姓自由地追寻和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当然，财富生产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相信，只有老百姓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富强。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纵向的“放权”与横向的“分权”就是改革所必须经历的制度调整。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呼吁各级干部群众在改革中“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胆试、大胆闯”……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大多数收权和集权的做法，本质都是反改革的，即便它们大多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 虽然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这绝不意味着这场伟大的改革从一开始便是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画好图纸、下发给全国人民去执行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位“总设计师”几乎没有“设计”过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举措。 换句话说，改革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设计—执行—反馈”的机械过程；相反，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试验—总结—推广”的能动过程。 邓小平曾说，“中国改革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农民”，这充分表露了他自己内心中对这场改革的性质的清醒认识。 改革的根本动力和创造力来自基层民众，改革是无数默默无闻的渺小行动主体分散地在各自的局部发挥冒险精神、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探索和试错过程。 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一个耐心的观察者、大胆的推广者和沉着的掌舵人，他将局部民间迸发出来的改革创新加以总结、提升后推到更广的面上，调整国家制度政策对这些创新给予保驾护航；同时，他牢牢把握着改革的方向，让改革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始终保持在可控程度。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名言清楚地告诉我们，邓小平事先并不知道如何才能渡过河去，他只是提供了基本行动指南。 但即便如此，他自己其实仍然不知道哪块石头能够帮助我们过河。归根结底，改革是无数基层群众凭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各自聪明才智的探索和试错过程。 当一个个默默无闻的渺小行动主体的冒险尝试和辛勤劳动收获了成功、赢得了回报，整个国家的改革大业也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突破。 是人民的成功成就了国家的成功，而非相反。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要低估或淡化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改革的基本动力、创造力和智慧的确来自基层民间，但这些局部、分散的突破和努力汇聚到一起，在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却并不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引领全局性的突破和提升。 而在这个更高的层次上，明智的决策者、杰出的政治家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邓小平就是历史在这个重要转折点上赋予中国人民的一位卓越向导。 在改革的道路上，邓小平并不总是知道下一步该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始，但在他的视野中，这条道路的方向自始至终是清晰的。 而且，我们还能从他的言谈和报告中看到，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邓小平心目中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日益清晰：建立自由竞争和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 我认为，“底层探索”与“非整体规划”是中国改革的两个标志性特征。虽然我并不反对时下经常听到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更明确的顶层设计和整体协调”这样的说法，但改革的根本动力来自民间，改革的图纸不是在办公室里依据理论和逻辑画出来的…… 这些基本原理非但一点没有过时，而且依然是现实针对性极强的解毒剂。 ■□怀念邓小平的那些战友们 2015年7月，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以百岁高龄平静辞世，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激起铺天盖地的缅怀与哀悼，也将许多人的思绪再度带回到改革开放前半程那段激情岁月中去。 在改革共识日益破裂、改革目标日益模糊、改革动力日益衰竭的当下，这样的回眸总是能够让我们受益良多。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以万里、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工作在实践第一线的实干家就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40年以后，正如我在前文中论及的，我们尤其需要牢记——但却经常有意无意地遗忘——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年的改革开放并非“总设计师”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规划设计”出蓝图，然后再通过下发中央文件让下属一级级传达执行的。 相反，正是由于万里这样的各级干部顶住来自上下左右的巨大压力（那时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依然盛行），以自己的求实与无畏，为改革开放事业闯出了一条本来根本不存在的路，邓小平则是他们坚定的政治后盾。 因此可以说，没有万里等一批改革派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所作出的勇敢选择，改革就很可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对于我这样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来说，当年那些政治家的音容笑貌可谓印象深刻。 历史有的时候会呈现出戏剧性的一面，20多年前，我们那一代青年学生总觉得“老人政治”令人窒息。到了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情不自禁地开始怀念当时的“老人政治”。 我绝不会认为这是一种与时代脱节的保守和怀旧，因为在这一代人时间里发生的社会变迁，必须放到中国极为特殊的语境中去审视——长达30年的极左路线、特别是文革的毒害不只在一时，它的影响也许花好几代人时间都不能彻底清除。 像万里、习仲勋这样的政治“老人”，当年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后来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护法”。有他们在，极左路线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传人就不能轻易地出头逞狂，极左路线也就不能轻易回潮。 而随着这一代改革家的相继离世，中国迫切地需要有一大批人传承他们衣钵。然而，令人隐隐感觉到担忧的是，时间的推移似乎并不十分有利于维系这一改革“道统”。 在当代中国，直接受到过当年极左路线冲击、并深受其害、且记忆深刻的人，绝大多数已经退出各级工作岗位。而在各行各业位居支配地位的50后和60后一代，不管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多么千差万别，极左路线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是无可讳言的。 如果他们后来不注重学习反思，不在改革开放后主动接触来自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来自海外的现代思想，他们便很容易凭着年轻时代在“暴风骤雨的社会大课堂”里被灌输的那套思维和行为方式，近乎本能地去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作出危险的回应。 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累积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层面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不匹配，社会远未形成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充分制约，这导致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和道德滑坡，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已经与40年前面目全非。 正如一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的，在当今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很有可能与怀有不满情绪的底层民众结成阻挠改革继续推进和深化的同盟，虽然两者的利益和出发点实际上是根本对立的。它的一些苗头，已经从一些事件中显露端倪。 真正有害和危险的，不是像我这样对改革开放之初的怀旧，而是那些因对现状不满而美化极左时代的前改革怀旧。 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像那些乐观主义者那样，信心满满地认定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我甚至略有些悲观地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可能已不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而是努力保住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避免走上回头路。这里所说的“已有成果”，是指有利于改革的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氛围。 这就是我们今天格外应该怀念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老人的更为现实和紧迫的原因。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不久之前的历史已经变得模糊费解之时，经常回顾当初改革共识的内容以及它的艰难形成过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寻找一切重启改革的机会 改革开放近40年以后，当我们缅怀邓小平逝世20周年之际，许多人都热切地盼望一场新的改革开放的到来。 社会领域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一次目标明确、程序清晰、边界和初始条件完备的科学实验，相反，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它的目标、手段和步骤也都是动态的，会随着改革推进到不同程度而发生变化。 这就是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真义。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当下的可能框架内，根据现有的条件，尽最大努力作出各种改革尝试；而如果前一个改革步骤是有效的，那么它又会拓展下一步改革的可能空间，改善下一阶段改革的条件……这样便有机会逐步推动改革进入良性循环。 在改革开放已历经40年的今天，回头再来试想一下，在1978年底的时候，不要说提出今天有些知识分子所希望实现的理想，就是拿今天我们事实上已经达到的目标——比如民营、外资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均已大大超过国有经济——来规划最初的改革，那么，我敢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根本没有可能发生！ 就此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仍然要摸着石头过河。换句话说，我们当下应该寻找和利用一切可以重新启动改革的机会，而不是用一件理想化的外衣去套那些看起来可能并不“根正苗红”的艰难萌发的改革嫩芽，这只会扼杀所有的改革机会。 实际上，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毫无目标地走一步算一步，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现实条件向目标接近。就此意义而论，在当下，只要大方向不与改革派心目中的目标背道而驰，就都应当赢得大力支持。 中国的改革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第一阶段，虽然只是处于摸索阶段，但经济、社会与政治各领域内的改革推进相对平衡； 从邓小平南巡到中国加入WTO为标志的20世纪90年代中段，基本靠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条腿走路，政治体制改革的踯躅不前，是孕育新世纪以后众多社会矛盾的渊薮； 而从20世纪末到现在的10多年里，平心而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改革进一步往前推进遭遇了越来越大的阻力。 之所以改革越来越艰难，改革的动力日益衰竭，根源在于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 正如秦晖先生所指出的，文革刚结束时，除了极少数极左路线的得益者，9亿人口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老百姓愿意维护当时的体制，因而改革在起步之时几无任何阻力。 然而，随着这么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新的刚性越来越强大的利益格局正在和已经形成，于是，改革越来越不可能像当初那样“通赢”。换言之，以后任何一项改革，都将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有人得益就必然有人受损。 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利益受损群体必然成为阻碍改革的强大力量。 而另一方面，由于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贪污腐败和钱权交易猖獗，又使得30年前积极支持和投身改革的广大底层民众（最典型的如农民和蓝领工人等）感觉到改革不能使自己受益，或者自己在改革中承担的风险、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收益之间严重地不对等，他们中的一部分转而对改革产生疑虑、不满和怨言，甚至走向改革的对立面。 然而我们应当很明白，说到底，上述所有矛盾和问题都是改革不彻底（或者说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改革不配套）造成的，走回头路是没有丝毫出路的。 我因此认为，对每一个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知识分子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一切可能使改革重新启动——所有的问题都只可能在改革的过程中得到平滑的化解。 中国仍然是一个制度非常不完善的社会，一旦改革的步伐停滞下来甚至走回头路，那么等待这个国家的将是什么？相信只要稍有一点历史感的知识分子心里都很清楚。 那么，让我们稍微回忆一下，40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时最先做的时什么？是的，仍然是回到本文的开头：解放思想！ 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现实中的改革开放。同样地，没有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就难有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后来人应该继承的，不是邓小平画下的框框，而是他突破一切框框的勇气和智慧。 当年为了鼓励各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呼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胆试、大胆闯”“不要陷入姓资姓社的争论”…… 而最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却仿佛犹在耳边：中国既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