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场管理办法草案暂缓出台，王城公园广场舞事件依然悬而未决。 近日在洛阳王城公园发生的广场舞大妈抢占篮球场一事，就是中国广场舞众多纠纷中一个真实存在的缩影。 据澎湃新闻记者获知，6月7日下午3时许，王城公园管理处组织篮球场事件双方进行调解，篮球团体代表和广场舞团体代表就此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协商。 最终的结果是——公园管理处暂停公布篮球场管理办法草案，双方等最新的管理办法出炉。同时广场舞六百多平的新场地正在如火如荼施工中，随后会安装灯光。

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广场舞大爷与篮球少年冲突事件终于有了制度性结果。 洛阳王城公园已经就场地使用冲突出台了相关管理规定，规定中第六条写道：“为保证资源共享，规定白天为篮球、羽毛球使用时间，至晚上19:30，晚上可进行广场健身，19:30入场。

一个因为广场舞大爷大妈和篮球小伙们的冲突，变成了一场引发全国讨论的导火索。 “广场舞大妈抢占篮球场”事件当事人程海洋说，这视频他不敢再看第二遍。程海洋回忆，事发时十余名广场舞爱好者围殴一名球友，“有个大爷说，你动我下试试，看你花多少钱”。 事件发生在5月31日傍晚的洛阳市王城公园，被围殴的小伙轻微伤，事后警方将几名涉事老人带走调查。 拍摄视频的是当事人程海洋，他向《録音筆》（ID：recorder2016）回忆了冲突发生的过程。 《録音筆》：描述一下冲突发生的前后经过？ 程海洋：我们当时正在打球，他们（广场舞爱好者）就直接放音乐，冲到中间的场地上，我们在旁边跟他们协调说，夏天天热，我们来的晚，想多打20分钟的球，他们不同意。公园管理人员来了没用，警察来了也没用。后来我们提出，场地一人一半，他们还是不同意。5月26日开始就有了矛盾，矛盾有了之后，我们就叫了几个球友，看看是什么情况，结果我们正在打球，他们就冲上来了。第三天也是这样，后就发生5月31日那样的事。 《録音筆》：以前这种争场地的情况出现吗？ 程海洋：以前每周都会去打球，也有跳广场舞的，经常看到他们，他们来我们就走了。到了夏天，我们打球来得晚，这次算是正面撞上。当时他们当时冲上来至少10个，他们是老年人，我们也不能动手。气势把我吓死了，吓得不行。我朋友（视频中光膀子的男子）也是受了点小伤。现在我没有敢去看视频第二遍，太可怕了。现在也不敢再去那边打球。 《録音筆》：你看网上对这件事情的讨论吗？ 程海洋：我也看到了这些讨论，但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发了五天的微博，因为没有人站出来解决，我就用年轻人的渠道去解决。刚开始是想引起洛阳政府的重视，没想到会有各地的关注。我看评论，基本上都站在我们这一方。 《録音筆》：你想过这件事引发这么激烈的争议吗？ 程海洋：完全没想到争议会这么激烈。一开始不想闹下去，想妥协，但看到很多网友支持我们维权，我们就想那就维护到底。 《録音筆》：韩乔生评论说谁人多谁用，你怎么看？ 程海洋：动手打人就是不对的。我们要尊老，不爱幼何来尊老。我们支持跳舞，但是沟通方面应该正常沟通，不能倚老卖老。有位老大爷说，你动我下试试，看你花多少钱。他们人多有优势，但公共场所的使用肯定不能按照人多的原则来划分。 《録音筆》：以后怎么打篮球？ 程海洋：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站出来规划出来，篮球场就该是打篮球的地方，给广场舞大妈找好场地，或者把篮球场的场地拆了，划给广场舞。不可能一场多用，毕竟篮球也是个危险的游戏。

@大嘴韩乔生：抢篮球场这件事，应遵循如下原则。第一这是公共场地，任何人均可使用。第二，公共场地遵循利用率为上原则，就是人数多的活动有优先使用权，第三，中华民族向来有尊老爱幼的美德，希望发扬。 ​​​​ 这条微博在6月2日凌晨1点23分发出来。目前，网友的评论超5000条。他还点赞了一名网友@吴梦泽在其微博下面的连续两条评论，时间相隔不到10分钟。这两条微博分别是： @吴梦泽：忍不住说一句，其实根据中国目前运动场地缺乏的现状和一向的公共活动设施和场所修建原则，篮球场虽然可以用来打篮球，但还真不是就只能用来打篮球，不能用来进行其他文体活动的。一块场地多能多用，是眼下“粥少僧多”现实下不得已的办法。希望篮球少年们能够予以理解。 @吴梦泽：看到很多人在喷@韩乔生 老师，真是忍不住多说几句，中国这些年可供老百姓锻炼的公共活动场所太少了，一向都是修建起来多用途的，修成篮球场，并不代表政府就只允许这里打篮球，不能干别的，政府是希望有限的场地能够得到大家最充分的利用的。而篮球少年确实应该考虑尊老，理解和容让长辈们锻炼的需求。 余下的评论，则是向大嘴韩乔生开火的。 比如@拉斐尔特：正因为你这个逻辑思维才会有这么蛮不讲理的倚老卖老，篮球场是公共场地不假，但是还是要尊守其功能性为原则，要不然为何篮球场还要设计围墙和栏网，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场外其他人的活动空间，强调这地方是以篮球运动的功能性为优先原则的，而不是以人数多少来决定使用权的。这与尊老爱幼没有关系。 以及@田田田员外_：马路也是公共场所啊干嘛不去跳？公厕也是公共场所啊，人多去跳舞有优先使用权的吧？不说了感觉你会被喷[拜拜] 还有更辣的评论，莫如@刘哔哩_：火葬场也能跳广场舞啊[二哈] ，竟有近7000人点赞。

据悉，这场广场舞大爷大妈和打篮球年轻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持续了多日，网友早先上传了现场冲突的视频，这也引发了当地警方的重视。 洛阳市公安局就曾在微博下方留言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个篮球场是否有明确的管理机构？”警方在后面两天也来到现场进行了调节，可是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 直到5月31日晚（事发当日），双方再次争夺场地的时候，冲突终于爆发了。年轻人想要多打一会儿，老年人也想多跳一会儿。口头上的协调已经没有效果，最终变成了暴力相向的武打剧。 一名经常在此打球的网友也解释了冲突的起因：“王城公园篮球场，也是洛阳市区为数不多的球场之一。每到下午19点钟，也是上班族刚下班，正是打球时间，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每天按时按点都来球场占场。” >>>>>“我们输了，正义站在老年人一方” 其实，这场关于场地争夺的对决，已经持续了多日。 早在5月26日，微博ID名为“兄弟篮球008”的用户就发布了关于此事的第一条微博，他也是在这里经常打球的众多年轻人之一。 在微博中他写道：“广场舞，这个又不是广场，这个是球场，年轻人锻炼的地方，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起来，整顿一下。公园那么大，那里不能跳，非要跟年轻人占球场。（估计这个是好多地方的通病）。” 随后几天，他又相继发表微博：“篮球场是打篮球的，广场舞你去广场跳”；“协商不了，最后警察也被大妈赶走了。倚老卖老，公园那么大，非要抢占篮球场来跳广场舞”；“我们只想寻找一个能打球的地方，就这么难吗？” 而大河报洛阳新闻的微博还公布了一条事发之前的视频，双方对球场使用的问题，也有过一次协商。几位年轻人试图通过沟通，跟大爷大妈们商量共用这块场地。 “要不我们一边一半。”有年轻人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可规模过百的广场舞团队并没有同意，最后这次沟通不了了之。 之后矛盾终于激化——最终上演了小伙子为多打20分钟而和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争执，并且被围打的一幕。 据悉，事件曝出后，很多洛阳的篮球爱好者自发性的到事发的王城公园篮球场，可是跳广场舞的大叔大妈也更多了。“兄弟篮球008”表示：“好吧，我们输了，正义站在老年人的一方。” 不过，网上支持年轻人的声音居多。“在篮球场上跳广场舞还有理了？”“老人锻炼无可厚非，但是也不能以老卖老，跳广场舞去广场，在篮球场跳不合适，年轻人也要锻炼”；“想起阿米尔·汗在节目里说的，尊重老年人应该尊重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年龄。” >>>>广场舞场地缺失问题再次凸显 从这起冲突中，之前多次被媒体提及的“广场舞空间”问题，再一次被凸显。 随着中国老龄化不断加速，广场舞也渐渐上升为国家相关部委的议题——2015年9月，体育总局联合文化部等多个部委联合印发通知，表示要合力引导广场舞发展。 而早在当年3月，体育总局在2015年全国广场健身操舞活动发布会上，就表示会在全国推出12套广场健身操舞优秀作品，进行推广和培训。 可随着广场舞的不断发展，广场舞所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核心，最重要的当数广场舞场地的缺失。 老年人群需要有社会公共空间去寻找自己的休闲方式，而现阶段公共资源投放不均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所以上面这种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和打篮球的年轻人的冲突，也无可避免——这其实是缺乏公共空间导致的社会关系紧张。 由于“被妖魔化”的广场舞存在扰民的倾向，多次遭到举报，而各地也为广场舞立下了准则，包括限时和地方等。 2015年2月，陕西西安实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把广场舞扰民时间定义为晚9时至次日早7时；四川南充的《城市园林绿化条例》则明确禁止在城市绿地中跳广场舞。 不过，《人民日报》就曾在今年3月刊文表示，广场舞不应该被“污名化”，立规矩的同时也需要给予空间。 而光明日报更是直言，广场舞的冲突其实是公共资源投放不均所导致，凸显了现阶段全民健身存在的短板。 “我们也是没办法，谁不想去公园跳？公园的环境、空气都比这里强多了。可有多少个公园呢？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不可能每天跑那么远去找公园啊。” 从一位经常跳广场舞，却屡屡遭遇限制的老年人话中，我们能读出更多的无奈。

近年来，关于广场舞的冲突从未停息。许多人认为广场舞噪音扰民，影响民众生活，广场舞大妈们也心怀委屈，认为健身是自身权利。 不过，基本没有接受过公德教育的老人们很难明白，尽管自己放松身心锻炼身体颐养天年的权利确实存在，但世界上并没有那种权利可以无视他人权利，或者说权利自有边界。相比跳舞权，休息权和免于被噪音打扰的权利更应被保护，在发达国家的居民区，人们对噪音甚至是零容忍。但在中国，这种权利的边界往往被忽视，甚至有人因为不堪其扰而卖楼搬家。 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那便是广场舞背后的集体意识，以及年轻时代对这种集体意识的反感甚至警惕。老人们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进行锻炼，而这种熟悉的方式恰恰来自年轻时代，即红卫兵时代的表达方式。比如广场舞习惯使用高音喇叭，这代人本身就有着诸多关于高音喇叭的记忆。文革十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都布满了高音喇叭，并且强制播放，习惯了批斗会的他们也崇尚“谁大声谁有理”，潜意识里有音量崇拜。 另外，红卫兵习惯在公共场合集体活动，广场舞也传承了这一点。至于无视他人休息，甚至通过大字报方式强行占领停车区域或者其他公共区域，进而为了“抢地盘”大打出手，某种程度上也有当年的武斗遗风。 广场舞更体现了老一辈对整齐划一的迷恋。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个体性被完全忽视，人都被作为“集体一份子”存在，个性不被允许，甚至是异端。 另一个屡屡成为代际冲突焦点的则是倒地老人讹诈救助者，甚至引申成了“如今家里没点存款的都不敢乱扶老人”的段子。 公交车也是代际冲突高发领域。天津曾有一位老人，因坐过站要求中途下车，遭拒后暴怒，拉扯司机，导致车辆失控，最终九车相撞。至于因让座引发的冲突，更是屡见不鲜。 这些代际冲突的本质，其实是话语权的争夺。不管成长过程中曾经遇到什么，每一代人都会有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一天，当他们老去时，也会对话语权尽力捍卫。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莫不如此。很多人都曾说父母年纪越长，便越固执，其实这就是对自身权威受到威胁的感知。 不可否认的是，在历经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代人，掌握社会话语权的过程简单而迅速。即使他们知识结构欠缺，审美和逻辑思维都有极大缺陷，但仍在改革洪流中被推上历史舞台，许多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因为成长期的匮乏，他们对成果极为看重，对其维护也不遗余力，即使是广场舞、公交车乃至超市排队这种看起来极微小的领域。

近年来，随着一些中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令人瞠目结舌的行为，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坏人变老了”。但这种说法并不公平。 首先，“坏人”的说法太武断，没有任何一代人整体是“坏”的；但一代人中大多数缺乏某些特质，那倒完全可能。例如，一代人中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与现时代普世的价值观相冲突，那完全可能；甚至，一个部族，或民族中的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与现时代普世价值观相冲突也不算稀奇。因此，在普世价值观看来道德上的“恶”，可能被某一代人中的大多数视为理所当然。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我们每个人在毕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人格发展和社会性发展对持续终生的人格和社会性至关重要，其中就包括持续终生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青春期是个体同一性发展的关键期。所谓“同一性”（identity），指的是青春期的青少年开始要把自己人格中的多种不同的特质要试图统一起来，形成稳定的人格，这个阶段的个体需要对一些自我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和选择，如价值观、人生观、职业、未来的自我，等等。青春期的青少年相比他们的儿童期，更倾向于用意识形态来标明自己身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c H.Erikson）认为，青春期的青少年试图弄清楚他们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努力发现他们独特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他们在未来生活中能扮演的最好角色。这个过程常常包括“尝试”不同的角色和选择，以发现这些角色和选择是否符合自己的能力和观点。埃里克森并且把这一时期成为同一性对同一性的混乱阶段（identity-versus-identity confusion stage）。 通俗地讲，青春期（13-20岁左右）的青少年是一生中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形成价值观、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持续一生的特质。换言之，如果青少年阶段受到错误的教育和引导，形成与普世价值观冲突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那么他们中、老年后，也很容易表现出相同的倾向来。 众所周知，1966年-1976年是大陆中国的特殊时期，这十年又被称为“十年浩劫”，整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司法系统全部被捣毁；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哲学成为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流。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充满严重的不信任，互相检举揭发，上纲上线；学生批斗教师；学生互相批斗；市民批斗官员；市民互相批斗。那个时代随意抄别人的家，砸坏文物，破坏公共财产和别人的私有财产；个人主义膨胀，非我族类就消灭之；中国文化数千年的亲情人伦在这十年悉数破坏殆尽。 因此，1966年到1976年间渡过青春期，出生年份大约从1948年到1960年，特别是1948年到1956年，这一代人的青春期大部分或全部是在“十年浩劫”中度过。“浩劫”结束后30多年来，大陆社会一直忌讳对其进行公开的反思和追责，导致这一代人在成年期也没有澄清和反思的弥补机会。到现时代，这一代人平均年龄60岁左右，也就是所谓的“坏人变老了”。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倒地老人讹诈助人者；公共汽车上强行要求年轻人让座，不遂甚至直接坐到年轻姑娘腿上的老头；以及我行我素大跳广场舞而罔顾扰民的大妈们。

“大妈跳广场舞”已成当下流行甚广的一种固定搭配，虽然不乏夹杂着戏谑、调侃之意的网络传播在制造噱头，但中老年群体的确是广场舞当仁不让的主力军。 据统计，广场舞的参加者多为女性，以45-65岁前后居多，不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较少。这意味着，参与者大体属于中老年人群中相对年轻的群体。 周星说，随着中国城市社会迅速地进入老龄化时代，广场舞深受中老年群体的欢迎，是中老年人户外活动的重要选择，“很多人是为了锻炼身体”。 在某些城市进行的调查表明，广场舞群体中大部分人有疾病史，超过60%的参与者感到跳广场舞有助于改善健康指标；绝大多数参加者均认为，长期参加跳舞能获得愉悦感，有助于预防和减少疾病，进而减轻医疗负担。 周星说，广场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中老年人的孤独感，甚至成为闲暇生活的一部分，让他们安度退休后的晚年生活。 “已经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一种休闲活动”，周星说。他认为，自娱性是广场舞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比起展示舞姿给围观者，“自娱自乐更重要，这也是中老年妇女跳广场舞、而且如醉如痴的根本动机”。

就在“中国大妈”在香港收金纳银、出风头不久后，全国各地传来“老人”变“坏人”的事例：唐山跳广场舞的老人家，羞辱因噪声污染前来论理的高中生；汕头老人诬陷两学生，说是被他们骑车撞了，真相大白后老人道歉；西安一老人一屁股坐在不让座的女孩身上。 中国老人有点烦，烦的倒不是在亿万老年人中出现一些为老不尊的，而是烦无法躲过一个轰然而来的标签：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我向来对先贴标签、然后大棒伺候的做法深恶痛绝。然而，这一回，老人家似乎“在劫难逃”，要被泼污水了。 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坏？这就像问所有的年轻人是不是都是坏人一样，答案是否定的。上述几个老人的行为固然有不自尊的恶劣之处，但让全体老年人来背负骂名，这个太不公平。如果论证说经历某个时代的老人就是“坏”，那这样的论证未免草率了。 广场舞的噪音问题，老人恶言相加，这在一般口角中常见，但冲突背后其实是广场管理问题；汕头老人家那个，到底是诬陷未得逞，如果规则是确定的，谎言再恶劣也无用；西安这个，与管理或规则无关，确实有点老流氓的样子，但不能让所有老人替个别败类背黑锅。 所以，在老人家被强烈声讨的几件案例中，就事论事，具体分析，每件事都事出有因，跟年龄大小没关系。问题在于，管理方不敢管理，或管理无能，有时司法不能辨别构陷行为，都会导致发生恶劣事端。在这样的情况下，岂止只有老人家才是唯一施加恶意的人？ 讨论这些问题，本来不需要上纲上线到攻击一个群体的地步，但这样的情况经常在周围的讨论空间里发生。这反映了讨论者在把握议题能力上的欠缺，因为贴标签是最省事的。另外，也显示出公共讨论的品质低劣，无法聚焦在真问题上，被情绪淹没。 在中国，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同世代之间有时出现相互埋怨、蔑视甚至是倾轧的苗头。60年代的轻视50年代生人、70年代痛恨60年代、80年代认为受到70年代压迫、90年代认为受到所有世代压榨。似乎每个年代的人都过得不安生。 谨慎地说，对老人群体的口诛笔伐，是否上述心态的某种映射呢？说白了，这就是一种习焉不察的歧视，它遍布在我们周围，一不小心就会被拿出来作为冷箭使用。人有老幼之别，而品性优劣不分年龄——— 分得清这一点，并不会让我们更高尚，但至少会让我们远离偏见。

2000年之后，广场排舞风靡全国，但它并非现代社区的必然产物。 欧洲的广场中，无论近年兴起的快闪，传统的游行、舞蹈，与“广场舞”日复一日的集体舞蹈特征也差别甚远。即便在国内，广场舞也没有被所有适龄人士接受。比如乌鲁木齐，舞蹈资源丰富的维族中老年人却很少在广场上起舞，占领广场跳舞的往往是汉族人。 关于中国特色广场舞的起源，有些学者认为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北的新秧歌运动有关。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后，陕北的新秧歌随干部、文艺工作者带往全国，集体文化不断强化的岁月，适应这种特性的舞蹈被深深扎下了根，以忠字舞的形式达到巅峰。 不过，这并不能解释广场舞产生时间。“文革”结束后，忠字舞逐渐消失。1979年的除夕夜，经历了20余年的隐匿后，央视春节联晚会第一次出现了交谊舞。这一举动，敲开了被冰封已久的交际舞热情，民国年间风靡各个城市的交际舞再次成为时髦的代表，持续到2000年之前。 而现在，广场舞已经取代了交际舞的地位。这些现象无法用舞蹈文化简单归纳，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因素让伴着最炫民族风翩翩起舞的中老年爱好者们，占据了晚间的广场？ 如果广场舞想要扎根，成为日常的活动，就需要形成组织。 然而，中国的组织资源分布并不平均，广场舞向全国铺开，很难脱离掌握着组织资源的体育局、社区组织的参与。这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越来越明显。 2008年，佳木斯的市民自编一套广场舞，在市民中开始流行，旋即由佳木斯向周边及外省扩展。2010年，黑龙江省体育局组织培训，向全省进行推广。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为期一周的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第一期全国培训班，来自全国30个省的60名学员参加培训。 这开启了地方兴起舞种——国家级部门确认——以辅导班形式推广全国的新模式。同时，辅导班也被各省级、市级单位采纳，源源不断的培育广场舞指导员。 2005年开始的创文创卫活动，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全民健身活动，也从国家行政层面为行政力量推动广场舞提供了土壤。在《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指标细则》中，对群众体育的发展有明确的要求： 24，≥80%的社区居委会有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辅导员，并能正常开展活动 25，业余群众文体活动团队数量(支/街道)> 15 26，区级大型广场文化活动次数(次/年)> 8 27，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人/万人)>8 28，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45% 指标压力促使各地方组织寻找合适的体育文化活动，同样的场地紧缺，让正在兴起的广场舞成为了合适的目标。2010年后，福建、湖南河北等多省开始推出广场舞比赛。 遇到政治活动，官方也会邀请广场舞前来助兴。比如去年，湖北公安县决定用“万人”广场舞来迎接国庆。在“‘最炫孱陵风，祖国在心中’万人同跳广场舞”的标语的映照下，县委领导们端坐在主席台上，观看1700余名舞蹈演员的排舞演出。 在奥运前夕，由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编排的4个广场舞蹈开始推广，北京市近百名舞蹈干部接受培训，最终20000人参与，并向全国免费发放了光盘。 不过，民间的舞蹈组织也在同时发育。2012年，舞蹈家组织的中国广场舞联合协会在香港成立，同年于北京成立大陆地区总部，组织学员、舞蹈教师的考级以及大型比赛的组织工作。他们在互联网上积极传播新编舞蹈，每年创编700多套舞曲。 在自上而下的推广与自下而上的需求的合力之下，广场舞布满全国。相伴而来的抗议之声，并没有阻挡更多的中老年爱好者们坚定地踏上广场。

又一起因为广场舞运动冲突引发的群体对立。据报道，河南洛阳王城公园篮球场上发生一场暴力冲突，起因是篮球场上打球的年轻人和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因为场地问题发生冲突，进而大打出手。事后警方已介入，目前篮球场已处于封闭状态。场地上的围殴虽结束了，但网上的“围殴”却刚刚开始，积蓄已久的因运动权利而产生的代际矛盾，借助这一事件发泄出来。 之所以说“又”，因为这样的冲突常常发生，以前好几个地方都有过激烈冲突：某地，大爷大妈跳广场舞，业主觉得扰民，就用自制高音炮对付广场舞，你“小苹果”让我没法休息，我用分贝更高的“月亮之上”干扰让你没法跳广场舞。某地还有更极端的事，被广场舞躁音吵得忍无可忍的业主，以泼粪的方式进行抗议。因为广场舞，大爷大妈们已被妖魔化和漫画化，常在网上受到年轻网民的批判和攻击。 网络报道这一事件的标题，决定了这一次大爷大妈们又会成为众矢之的――篮球场被广场舞霸占！篮球少年竟被大爷大妈围殴――这还得了，篮球场本来是人家打球的地方，竟然霸占别人的球场跳舞，还集团围殴人家想打球的年轻人，也太不要脸了吧？可想而知，这样的标题之下，代入的身份必然是年轻网民集体“恨老”情绪。再加上这场冲突的描述者主要是打球的年轻人一方，有个段子说得非常好，两个无赖发生冲突，请问是谁的错？答案是：永远是不会发微博的那一方错。不会发微博的大爷大妈，只能成为被网民围殴的靶子了。 我这样说，并非是想替大爷大妈说话，从现场冲突的视频看，“理”确实是在打球的年轻那一边，发生言语冲突后，年轻人也一直尝试跟大爷大妈们讲理，大妈们也在尝试讲理，后来两个大爷动手后让矛盾激化了，小伙儿被一群大爷大妈围打到墙角后才还手。――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冲突可能在哪里都会发生，跟某个年龄没有太多的关系，不必标签化地攻击一个群体，说什么“老人变坏坏人变老”，这样的群体围殴只会让矛盾进一步激化。“大爷大妈”没有道德和身份原罪，哪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渣，就事论事地分析，不必比拼身份和道德优势。现实中发生围殴之后，网络不要在围殴思维下陷入二次围殴。 冷静地看，这是一场资源约束下由于运动权利冲突而引发的暴力冲突。打架当然是错误的，围殴更不对，应该依法惩罚。可背后的权利和场地冲突如果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之道，这样的冲突会不断发生，上上次是高音炮对广场舞，上一次是泼粪，这一次是围殴，下一次不知道又会演化出何种冲突。指向身份的围殴思维，只会加剧这种冲突，逞口舌情绪之快，今天在网上群殴大爷大妈的年轻网民，等老了之后，可能变成新一代年轻网民口中激烈讨伐的大爷大妈。 问题的核心在于健身场地有限之下运动权利的冲突，中国早已未富先老，而跨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身边的老人越来越多，可社会在各方面似乎还没有做好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准备――比如，之所以当下舆论中常发生“让不让座”的冲突，就在于老人越来越多了，“座”都可能不够让了。更尖锐冲突的是健身和运动，这一代老人的养生意识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强，可社会却没有留给他们足够的健身场所。广场舞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健身需要，也是一种社交方式。年轻人的社交途径随着社交平台的普及而越来越多，而老人总不能也捧着个智能手机戴着个老花镜去年轻人常去的陌陌什么的吧？老人想要广场舞的权利，可处处需要“地”的现代社会却无法提供充分的空间。 年轻人会理直气壮地说，篮球场本来就是打篮球的地方，怎么能跳广场舞，怎么能抢年轻人的运动场地。可老人也会觉得委屈啊，有篮球场，却没有专门用来供老年活动的广场舞空间啊，老人总得运动健身和社交啊？ 矛盾的症结在于运动空间越来越少。几年前，北京曾经宣布，拥有59年历史的广播体操在北京中断多年之后，将于当年9月9日起在北京恢复。北京市总工会人士表示，届时机关、企事业400万职工将随“大喇叭”集体做操。职工集体做操的盛况将重现京城。――我当时就泼了一盆凉水，想法虽好，但很难实现，起码寻找那种集体做操的场地就不是很简单，当我们想寻找一起做操的场所时，会猛然发现，地都被圈得差不多了，本来留给人活动的场所，都已经被开发商挤走了，寸土寸金，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钢筋混凝土堆起来的丛林，到处都在拆迁和建设，哪里能找到一块可供全民做广播体操的净土？ 怎么办呢？把矛头指向政府，也解决不了冲突，因为资源有约束，每个群体都需要空间，那么多年轻人往城市挤，建房需要空间，绿化需要空间，大学需要空间，运动需要空间。很多冲突下，似乎没有一种价值比其他价值更有优先性，老人需要运动健身，业主需要休息安静，年轻人需要打球健身，孩子需要学习空间，白领需要住房，外来务工人员需要廉租房。每个体育爱好人群也都能找到为自己争空间的理由，比如爱打篮球的会抱怨篮球场地太少，爱踢足球的会抱怨“足球场10年间仅增加7100个，只有篮球场的1/67”，爱打网球、爱羽毛球的都有理由去抱怨。广场舞虽然不是体育运动，但老人也需要有运动空间啊，难道说“篮球”就比“广场舞”更有优先性？ 这种冲突之下，互怼和围殴只会加剧矛盾，指向政府，骂老人和大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资源约束之下，只能在互相尊重互相妥协下寻求共生。人们习惯给自己生产权利，其实权利很多时候不是天然的，而是冲突中互相协商出来的，协商产生权界，权界产生权利。比如广场舞与业主休息形成冲突，业主的休息权并不比大妈的健身权更优先――这时就需要协商，比如哈尔滨某区业主与大妈们就订立了一个公约，约定了广场舞的时间和音乐的分贝，形成了各自的权界。这场冲突其实也不是无解，虽然是篮球场，但如果平常没人打球，空置也是浪费，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能排它性占有，找地方跳舞的大爷大妈和喜欢打篮球的小伙儿完全可以协商各自的时间。权利是协商出来的，通过协商形成各自的权界，在权界中各美其美，而不是围殴出来的。比拳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制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