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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化部长王蒙即将85岁:我还是一线劳动工作者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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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85岁王蒙:我还是一线劳动工作者

9月23日起,“政事儿”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访谈报道,采访文化、法治、经济、改革、反腐等领域重大事件亲历者,追述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王蒙:我还是一线劳动工作者

再过半个月,原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就85岁了。但他依然很忙,著书、演讲、出席活动……日程满满。

9月17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王蒙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评语称,王蒙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其作品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他发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9月23日,王蒙接受“政事儿”等媒体采访。他说,新中国这70年,一直是他写作的主要内容和题材。“我1946年参加地下党,194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命运与共和国息息相关。”  

谈及“人民艺术家”称号,王蒙说,饱含着对人民的感情,是我写作的最大动力。人民是关键,我们得时刻惦记人民、体贴人民,为人民说话。

王蒙年龄大了,有时候对方说话听不清楚,但精神状态很好。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文旅部的大院里散步,每天规定自己走七千步。

作为作家,他也一直坚持写作,推迟老年痴呆的到来。今年8月还完成了一篇8万字的中篇,“很牛的感觉,我觉得我还是劳动力,我还是一线劳动工作者。”

谈共和国情缘

“我的第一印象是共产党很厉害,是日本人的心腹大患” 

1934年,王蒙出生在北平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锦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母亲肄业于北大。

王蒙回忆,自己出生3年后,日本军队就侵略了北平。“我三岁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发生,我的幼儿与小学时代是在日本占领军的枪口下度过的。在我家的平则门(现阜成门)附近,日本军队带着枪、军犬,要求中国人要弯腰90度行鞠躬礼。我记得每所小学校里耀武扬威的日本‘教官’。记得掺了橡子面难以下咽的‘混合面’。

“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共产党很厉害,共产党是日本人的心腹大患。”王蒙说。

1946年,王蒙与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10月,14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王蒙作为中央团校二期学员参加。他作为腰鼓队成员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毛泽东主席是怎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

“这70年,激动人心。我从抗日战争时期到今天的这85年历程,最主要的人生经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这70年。我有幸在少年时代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并加入了组织。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从康梁、孙中山到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一直在奋斗。”王蒙说。

谈“人民艺术家”称号

“‘人民’两个字是我写作的最大动力”

谈及“人民艺术家”这个称号,王蒙回忆,1949年10月后老舍先生曾获得北京市政府授予的这个称号,由彭真同志颁发证书。“‘人民’两个字是我写作的最大动力。人民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工农兵,包括知识分子、残疾人等等。作为作家要强调人道、人性、人际美好,人民是关键,得惦记人民、体贴人民,要有为人民说话。” 

“我最早听到‘艺术’这两个字是前苏联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提到了‘语言艺术’,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在中国文联的扩大理事会上,周扬提出,矛盾、巴金、老舍、赵树理等是语言艺术的大师,真正达到语言艺术的标准是很高的。‘家’是有专业的成就。”

王蒙说,这表达了党对各行各业人士奋斗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但与国之重器的发明者、大科学家、解放军战斗英雄等相比,我做的事情很微薄。这是对我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创作。”

谈文学创作

“历史给了我幸运,带来了创作灵感”

1953年,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王蒙的影响很大。

王蒙笑谈,“我也给自己设计过几条道路。我善于潜伏,党可以派我到台湾做‘余则成’。后来我看前苏联短篇小说写建筑,我给领导报告我要学习建筑系。我看了一系列前苏联作家的小说,把文学写得很吸引人,1953年春节开始我准备写小说。这是非常规的举动,所有老作家都说写小说要从短小做起,但我必须写大的才有分量,我和别人不一样。”

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写作《青春万岁》,历时一年多完成了初稿。“当时世界上特别是在前苏联、美国有很多写中学生的作品,但基本是儿童文学、少年文学。但《青春万岁》不是儿童文学也不是少年文学,写的是当时中国青少年面对共和国成立后,站在历史大潮中对个人命运变化的感受。这其中不乏天真幼稚的想法,但这也是历史给了我幸运,带来了创作灵感。”

1956年,王蒙写下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发轰动,赞赏者有之,上纲上线批判者亦有之,还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后来,王蒙给文艺界最高领导周扬写信,毛泽东看了小说后作了讲话:“王蒙有文才,有希望。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1958年,王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劳动。1963年秋季,他申请调往新疆,一住就是十五年。1979年,45岁的王蒙“右派”问题获得彻底改正,恢复党籍,他回到了北京,尘封25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得以出版。

王蒙说,“前不久有人撰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青春万岁》的延伸,带着天真、理想、困惑和提问,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谈文化发展

“文化是没有边界的,我希望有更大发展”

1982年,王蒙当选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1986年春天,中组部找王蒙谈话,中央拟任命其为文化部部长。王蒙曾回忆,自己听到消息后大惊,并急忙活动起来辞谢该职务。“我找了胡乔木、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

最后,习仲勋找王蒙谈话。习仲勋对王蒙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担任部长也有有利于你写作的条件。最后,王蒙同意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1986年6月,52岁的王蒙出任原文化部部长。在任上,他开放了营业性舞厅,由此影响到当时的文化,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邓丽君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在大陆“合法化”。

1989年9月,王蒙获准辞去原文化部部长职务。回顾这段经历,王蒙曾说,“官话、念稿,不像王蒙。没有官话,不像部长。做一个数学不等式,就是王蒙实在不像部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向世界开放,王蒙的著作也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谈起这几十年的变化,他说,“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有很多扩展。以前西方很难从正面了解中国,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事业有很大发展,西方能了解一个全面的中国。”

王蒙说,文化是没有边界的,我希望有更大发展,而且文化也离不开发展,要有强大的创作阵容。“看唐朝有李白、杜甫、柳宗元等一批诗人,现在依然影响着我们。我曾给中央领导反映过,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阵容,留下文化遗产对子孙后代有交代。

谈生活与近况

“努力写书推迟老年痴呆的到来”

2012年,爱妻崔瑞芳去世,王蒙写下《明年我将衰老》一文。后来,王蒙与单三娅女士结婚。2017年,他在央视《朗读者》节目中朗读《明年我将衰老》,感动观众。

谈及家庭,王蒙说,“我非常重视家庭,现在我和三娅过得很好,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相互照顾,彼此忠实,和孩子们都挺好。我们都爱说笑,彼此都能说心里的话,督促孩子们好好进修学习。”

“我经常给孩子们说要学习、提倡节约、不浪费,孩子们都像我。我尊重每个人的个人选择,包括子女婚姻,从来不干预,只是听听。我最烦的就是父母干预子女婚姻,我也不希望子女干预父母的婚姻。”

晚年的王蒙,依然笔耕不辍,写作开始回归传统,并不时对公共事务发声。

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活到老,学到老,自省到老。我是王蒙,我同是王蒙的审视者、评论者。我是作者,也是读者、编辑与论者。我是镜子里的那个形象,也是在挑剔地照镜子的那个不易蒙混过关的检查者。”

“2019年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王蒙说,今年自己已先后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等四篇作品。今年7月和8月,他又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用自己语言,写了8万字的中篇。

“很牛的感觉,我觉得我还是劳动力。再过半个月,我就满85岁了,但我还是一线劳动工作者,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王蒙笑着说。

传统文化一直是王蒙的重要书写内容。他已出版了《老子十八讲》,另外出版了关于庄子的书四册,关于论语的书一册,关于孟子的书一册,马上将推出一本关于列子的书。“对诸子百家中荀子的书写,也是我这几年奋斗的内容之一。”

王蒙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文旅部的大院里散步。他规定自己每天要走满七千步,每个星期游泳两次。

为何一直停不下来?“我这么努力写书的原因之一是推迟老年痴呆的到来。人老了,耳朵不行了,说话听不清楚,但我精神状态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