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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外之大成 合古今而共冶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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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昂《碧水净无尘》(国画)

●李劲堃 韦承红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高氏兄弟推介“新国画”最重要最核心的区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了传播“新国画”的理念,培养后继力量,髙剑父兄弟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折衷中外,融汇古今”之“新国画运动”,倡导艺术的现实性、大众化以及教育功能。

1918年,高奇峰在广州设美学馆,传授新国画技法。高剑父于1921年主持了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并成立“画学研究会”;1923年创建“春睡画院”。兄弟二人在随后的岁月中还分别在广东甲种工业学校、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上世纪40年代后期,高剑父创办南中美术院,后又出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培养出了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黄少强、赵少昂、杨善深、司徒奇、何磊、叶少秉、何漆园、周一峰、张坤仪、黎葛民、苏卧农、李抚虹、赵崇正、叶永青、黄独峰等一批优秀人才,为扩大艺术革命观念的传播;推动“新国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岭南画派之所以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享有巨大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是与高氏兄弟在美术教育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

1941年,高剑父为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主办的文化讲座准备了《我的现代绘画观》的演讲稿,后又据其扩充成《我的现代国画观》,1955年由香港原泉出版社整理出版发行。这两篇文章,不仅是高剑父对其一生所倡导的“新国画”的系统总结,也是当今海内外学者研究高剑父的绘画思想,解读岭南派的形成根源的经典依据。

高剑父一直倡导“为人生的艺术”,认为绘画的宗旨是反映“时代精神”。他反复强调“绘画是要代表时代,应随时代而进展,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了”。高奇峰在岭南大学讲课时也提出:“我以为画学不是一件死物,而是一件有生命能变化的东西。每一时代自有一时代之精神的特质和经验,所以我常常劝学生说,学画不是徒博时誉的,也不是聊以自娱的,当要本天下有饥与溺若己之饥与溺的怀抱,具达己达人的观念,而努力于缮性利群的绘事,阐明时代的新精神。”因此,“新国画”首先要反映现实生活,描绘当代题材。所谓“现实的题材”,是应该见哪样,就可画哪样,甚至飞机、汽车、电线杆等等,一切现代科学的产物都是“新国画”的主题。早在1915年,高剑父就已将坦克、飞机画上画面,题为《天地两怪物》,后来他又画了几架在烟雨朦胧中飞行的飞机,题为《雨中飞行》。将飞机作为画题,高剑父当属中国画界第一人。高剑父的新国画题材观在当时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他将绘画从“自写胸中逸气”或“顾影自怜”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与大众、现实相联系。尤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他创作的《东战场的烈焰》《白骨犹深国难悲》《文明的毁灭》等作品表现出的震撼力,以及对民众产生的影响是传统绘画题材无法比拟的。

对现实题材的关注意味着重视艺术的大众化。高剑父曾说:“所谓现代画,就是由此出发,它是首先要有生活的真实,足以供一般观众心领神会。换句话说,就是叫做‘大众化’。”高剑父可算是最早引进国外展览会制度的人之一,他觉得展览会可以使画家的笔墨,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大众的评判。他摒弃了古代文人“藏之名山,传乎其人”的“出世”思想,积极“入世”,倡议艺术到民间去。

我们注意到,高剑父所倡导的艺术大众化,既不是“徒炫俗目,取媚观众,不惜舍己从人,不尊重自己的心眼的真实感受”的极端“客观”艺术,也不是“对现实完全闭上眼睛,一味做形象的梦呓”的极端“主观”艺术,它必须是以具有“充分教育性的”为前提。他认为首先要明确绘画的目的:“写现代画的画家,先要知道他为什么事,为什么目的,为什么一些人来写这幅画?他先要自问,这幅画将影响什么人,或予人什么影响?”又明确表示,现代社会就是要“给观众惊异,顶礼赞叹,永不昧忘的教化艺术时代了。”他批评那种以得钱为目标的绘画展览会,认为展览会应有“一个高度进步的目标”,这样才配做艺术的先驱者。由此可见,“新国画”的“现实性”与“大众化”,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教育性”这个目的。

在《我的现代国画观》“结论”篇中,高剑父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其所倡导的“新国画”的总结:

我认为艺术既是生活的形象,现实的反映,一方由于革命的人生观使画家站在现实的前头,他的反映含有善意的诱导作用,那作品必须是大众化,使无论何人,一见理解,衷心接受,被影响于不觉,起共鸣于行动;而社会生活由是而知所取舍,由艺术大众化而进至大众艺术化,方为现代新国画的最高目的。

“集中外之大成,合古今而共冶”的传承理念不仅丰富了岭南画派画家的表现技法,更使这一群体的艺术呈现多姿多彩的风格。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进步是岭南画派与时代同步的又一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等艺术家创作的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优秀作品,无论在审美意识还是在艺术成就上,都将岭南画派表现时代精神的理念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如关山月到抚顺露天煤矿体验生活后创作的《煤都》,黎雄才以近30米的长卷再现武汉三镇军民修筑抗洪堤坝的《武汉防汛图卷》,这些都是前人从未表现过的内容。除了大陆的画家外,旅居海外的赵少昂、杨善深、司徒奇等大师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扬岭南画派不囿于门户、大胆兼容并蓄的精神,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进一步奠定了岭南画派在当代的历史地位。

历史证明,变革是百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亦是中国美术和中国画的主旋律。百年中国画的历史,既不是一部从传统“自发”走向现代的历史,也不是一部单纯由外来力量推动的“西方影响决定”的历史,外来美术的引进不是简单生硬的植入,而是彼此复杂的选择和融合,从而使外来美术和民族美术都发生形和质的变化。是一部以本土文化、民族美术为根基,与外来文化、西方美术输入、并存、碰撞、冲突、交流、融合的历史。

(本文节选自20世纪中国画变革之先声——岭南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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