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京津冀三周年，拿出一张什么样的成绩单？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专题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此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开始实施，三地一体化破局。
三年之后，习近平又在北京市考察城市规划建设，考察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地等项目。
现在，在国家战略驱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三年有何成就，未来还要如何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此次专题将着重呈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动作最大的几个方面，也是变化明显的几个方面。我们将重点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环境与交通三个侧面，从而剖析这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到底对这一地区带来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区域的发展、产业的变迁以及百姓的生活。（李伯牙）
从2014年2月26日首次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已实施推动三周年。
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如何治理大城市病，控制人口以及解决摊大饼式发展难题，是北京城市建设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三年来，依靠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三项工作的推进，北京在积极重构自身产业构成、空间布局的同时，也实现着城市发展质量的新一轮飞跃。
“瘦身健体”新北京
“瘦身”，是三年来，北京发展的主基调。
2015年2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指出：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再次为特大城市的发展方向定调。
据了解，新版《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即将发布，该规划将明确到2030年北京城市发展的基本框架，并远景展望2050年。2016年5月，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在解读该规划相关工作时称，这将是北京总体规划，头一回由“增量”规划转为“减量”规划。
2015年4月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
分布在北京城区中的上百个小商品交易市场，成为首批疏解对象，2016年，北京市实施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累计不予办理登记业务1.64万件，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335家，疏解各类商品交易市场117家，共计调整疏解建筑面积160万平方米，商户2.8万户，从业人员8.8万人。
增量来看，2016年，北京从严调控的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新设市场主体数分别下降73.27%、27.44%、20.09%。
人随业走，非首都功能疏解带来的产业转移，则促进了北京发展另一大难题——人口控制工作的推进。
实际上，2015，北京曾提出，要争取到2020年，人口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背景下，截至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同比增加2.4万人，增量同比减少16.5万人。北京常住人口增量、增速继续保持“双下降”态势，城六区常住人口来到了由增到减的“拐点”。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在总体做减量规划的同时，北京实际上也在将“瘦身”与“健体”相结合，支持和强化符合首都功能区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产业，试图形成空间上分散化、多中心的产业格局。
2016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9万亿元，增速6.7%，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0.3%。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北京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将达到8000 亿元左右，占同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左右。
打造功能上的副中心
在包括首都核心功能区在内的北京“城六区”，积极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被确立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则在某种意义上，经历着做城市发展“加法”的过程。
目前，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推进顺利。行政办公区一期工程全面施工，部分建筑实现结构封顶。北京市四大市级机关和相关市属行政部门有望2017年年底率先启动搬迁。
按照规划，通州要依靠155平方公里规模的城市副中心，带动906平方公里的全部辖区，最终辐射包括“北三县”在内的2000平方公里区域，在这一区域内实现“规划一张图”。
进入2017年，副中心的辐射范围再度扩大。2月4日，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和河北省廊坊市共同签订通武廊战略合作发展框架协议。通州区委书记杨斌表示，三地将在交通、生态、功能配套、产业等领域实现统一规划、统一管控。
然而，除了区域纵深、发展空间上的“加法”，形成功能上的副中心，被认为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对于副中心的城市定位，201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着力将北京副中心打造成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城市中心与副中心之间距离远近的考量，最关注的首先是要防止摊大饼，形成连片开发的态势和“更大的大饼”。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物理形态上，更重要的是副中心的功能本质。否则，即便形成了像东京那样的物理形态上的多中心，但是由于其城市土地利用形态决定的交通需求特征上的单中心本质，大城市病还是难以避免。
中国社科院工业所产业布局研究室主任李晓华同样认为，通州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意义，就在于改变北京目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
具体而言，就是在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时，在统一的规划基础上，结合紧邻北京国贸CBD核心商圈带来的人才、资本优势，和背靠北三县广阔经济腹地与配套空间的低成本优势，发展自身的特色产业。此外，还必须下决心推进通州的产城融合、职住合一问题。
轨道上的“大北京”
由于北京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的限制，不论是城市副中心建设，还是非首都功能疏解，显然都难以脱离京津冀协同发展。
关于这三项工作，一个观点是，这三项工作围绕落实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共同展开，城市副中心建设服从服务于非首都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疏解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资源和契机，京津冀协同发展则是其余两者开展的必要条件。
其中，非首都功能疏解地的条件建设，被认为是三者协同展开的难点。李晓华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河北天津等疏解地的产业基础薄弱，二是以交通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能力的落后，导致了部分产业疏解面临较大的用人压力。
这也使得交通体系的打造，成为京津冀三地3年来的建设重点。截至2016年底，计划新建24条城际铁路的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获得批复，京津城际延长线、津保铁路、张唐铁路建成通车，京沈、京霸、石济、呼张高铁加快建设，京张、大张铁路全线开工，京滨、京唐城际已核准。
在此基础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沿京沪、京广、京九、京承、京张、京秦等方向铁路通道，选择若干个中小城市，高起点、高标准建设若干定位明确、特色鲜明、职住合一、规模适度、专业化发展的“微中心”。
“微中心”建设被认为是京津冀城市群内的城际交通体系逐渐完善的背景下，副中心建设之外，促进北京大都市圈形成多点支撑、功能分散又高效联系的空间结构的一大路径。
这与通勤时间更长的城际交通不同，对北京都市圈内的快速通勤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赵弘认为，这需要在北京大都市圈建立分层级的轨道交通体系：市内15公里内以地铁为主；15-30公里以地面快速轨道交通为主；而在大都市圈范围内，也就是约100公里内的卫星城、新城和微中心，必须有一站式、大容量、低票价的市郊铁路为支撑，并与地铁网络保持联系，与中心城建立一小时通勤圈，与中心城区建立有机高效的联动。
（编辑：吴红缨，如有意见和建议请联系：songxg@21jingji.com；wuhy@21jingj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