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自由对某些人来说，有时正是不自由 那是一种无法打发自己、无法用掉自己的状态
■电影《出租车司机》
■加缪的《局外人》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作者:阿乙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2月
■阿乙/文
1这个高三学生为什么杀人？
2006年的夏天，《新京报》发表一篇报道：当年5月23日，西安一高三学生赵大伟谎称与伯母产生矛盾，请求一名女同学到家调解。中午12时，该同学抵达后，赵将其杀害，并将尸体倒放入洗衣机。据称，血水浸满半洗衣桶。6月12日，逃亡的赵大伟被抓获。
报纸之所以从无数杀人案中挑选这一宗报道，是因为杀人犯的杀人动机不明确，无法用寻常的仇杀、财杀、情杀甚至是冲动杀人来解释它。有很多人，比如司法人员、媒体记者、专家、与凶手相识的群众，参与到对谜底的寻找与解答中。不少人信誓旦旦，自认为找到结论，但并不具有说服力。比如来自一名教育学专家的解释就显得既僵硬又古怪，他认为是家庭教育的失败、高考的压力和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导致杀人。这不禁让我想起《局外人》里司法系统对默尔索的曲解。甚至可以说，司法系统从真诚的默尔索夺走了默尔索自己，重新塑造出一个无情无义、渺视上帝的罪恶的默尔索。赵大伟有一点和默尔索特别像，就是对这种剥夺和曲解表现得无所谓，对死亡更是如此。
直到被处决，赵也没有说出他杀人的缘由。我理解是他自己也无法准确说出。他试图跨越自己只是一名中学生的身份，向那些成年听众扮演一个冷酷的成年角色，甚至是超越成年的角色。他有点痴迷于此。然而他使用的词语乱七八糟。他杀人可能是出于一个幼稚和偏执的念头，自闭的他狂妄、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试图吸引他人注意，且容易出现幻觉，可能仅此而已。我们本不应为解答这个谜底的谜语投入过大的精力。但在2006-2008年，我也汇入这股揭秘的热潮，直到所有人不再关心它，我仍然在每天上下班的路上苦思冥想。最后我根据一条证据（赵大伟承认自己试图体验逃亡过程）设计出这样一条逻辑链：
——因为感到极度的无聊，因为凭借自己无法获取充实
——赵大伟决定将自己投入到一个“猫和老鼠”的游戏中
——即：警察追他，他逃跑
——警察持续地追，他持续地跑
——因此他杀害了一个人，以引起警察注意
——为了获取逃亡资金，他盗窃伯母家财物并变卖
——为了确保警察追捕的力度够大，他杀害了一名漂亮、优秀、身世可怜的女同学
——只有漂亮、优秀、身世可怜的女同学被害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愤怒
我围绕这样的逻辑链写出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最初的名字叫《猫和老鼠》，当时有的国外朋友已经知道我要写cat and mouse，或者是tom and jerry。后来听从编辑的建议将书名改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2在吃喝睡的间隔时间，最是沉闷无聊
这句话来自于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无聊的青年阿历克斯总是和他的同伴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句话表明一种极度无聊的状态。一种无法打发自己、无法用掉自己的状态。这两个标题我都很喜欢。
我想说的是，从1997年到2006年，将近十年的时间，我自己表现得极其无聊。那正是我21岁到30岁的黄金时期，我将这样的时光付之虚度。无聊和悔恨几乎噬空我的心灵。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在举目无亲的郑州街头徒劳无益地行走，感觉没有任何目标会接纳我，一直这样恐慌地走到天黑，才因为饥饿，找到一家餐馆，将将安顿自己。塞缪尔·约翰生在他的书籍《幸福谷》中写来自阿比西尼亚的拉塞拉斯王子，曾在桃花源自语：在吃喝睡的间隔时间，最是沉闷无聊。真渴望尽快地饥饿困乏，快些度过那些枯燥乏味的时光。我也是如此，我渴望尽快地被饥饿与困乏绑架。我记得我在路过郑州市的广场时，走向一座巨大高耸的雕像，我走过去的目的就是想看这座赤裸的男性雕像，下身有没有雕上生殖器。“没有！”到现在我都能听见自己当初铿锵有力的回答。这是一个无聊人毕生都可以向他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的财富。我记得自己还将一个笑话讲了六年，几乎跟每一个认识的人讲。我在那时候盼望艳遇、街道上的斗殴、火灾以及世界大战，然而什么也没发生。因此我看到赵大伟这个案件时，看到他所透露出的那些寂寞、孤独、自闭的零星信息，觉得找到一个相似的自己，一个突破法律和道德边界的自己。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赵大伟也和我一样，根本无法用掉自己。正是因为无法用掉自己，他选择一场猫鼠游戏。
加缪在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讲到，天神以重复无效的劳动——向山顶推巨石——来惩罚西西弗。文章说：似乎没有比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芥川龙之介在《戏作三昧》曾经讲述一个类似的惩罚：囚犯被命令“运炮弹”，所谓“运炮弹”，就是在相隔八尺的两个台子上放上二十来斤重的铁球，让囚犯不断地来回搬来搬去。“对囚犯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的刑罚了”。而在此文中，还援引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一句话：“要是迫使囚犯多次重复无谓的苦工，诸如从甲桶往乙桶里倒水，再从乙桶往甲桶里倒回去，那个囚犯准会自杀。”
3很多人在离开集体生活后
无法处理自己的自由
这样的惩罚代表着一种可怕的处境。一种奴役。然而在另一个极端，在过于庞大的自由面前，有的人感到同样无法忍受。比如电影《出租车司机》里从越战归来的司机，他像我一样无法充实地使用掉自己。最后他尝试用枪来面对这种处境，在枪击总统候选人失败后，他用枪拯救出一名雏妓，并因此成为媒体报道中的英雄。而如果他枪击总统候选人成功呢，他无疑会成为舆论中大逆不道的罪犯。正是因为我们像上帝一样洞穿了他的全部，我们知道他的心里根本没有善恶，他所全心关注的只是摆脱空虚，好好地使用自己。或者说是有所作为。
自由一直是可贵的概念，然而就像30岁以前的我，自由却是我不配享用的东西。我用吃饭、睡觉、敷衍的性爱、孤零零的体育活动和一边进行一边深深后悔的游戏来打发这样的自由。我没有能力处置它。我到现在都能听见当初几次起床起不来、那床板所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响。我在深深的悔恨中倒向自己厌恶的被褥，就像接受一个年老而丑陋、声音沙哑妓女的安抚。这个时候，我甚至渴望西西弗那被奴役的生活，正如文章中讲述的：他脸部痉挛，面颊贴紧石头，一肩顶住，承受着布满黏土的庞然大物；一腿蹲稳，在石下垫撑；双臂把巨石抱得满满当当的，沾满泥土的两手呈现出十足的人性稳健。我相信有很多中国老人怀念1960、1970年代的贫穷生活，并不仅仅因为那时财富分配比较公平，贫富差距不大，也有集体生活的原因。很多人在离开集体生活后，无法处理自己的自由。
自由，对无法以创造为业的人来说，有时正是不自由，是一种放逐。
摘自北青艺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