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艾滋病重灾区”文楼村 “血灾”之后的念想
原标题:目击:“艾滋病重灾区”文楼村 “血灾”之后的念想
让刘恒国和妻子最高兴的事,是看见儿子满墙的奖状,儿子读小学六年级了,刘恒国希望妻子在有生之年都开心,他的妻子10年前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A10-A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艾滋病人程玉房(化名)夫妇拿着当年的献血证,他们换来了钱,也带来了伴随一生的疾病。
在文楼村,这种公益组织有很多。
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一位老人正在为老伴儿换药。
艾滋病患者林秀梅(化名)家依旧贫困,她每天坚持自己做饭。
2015年11月26日,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60岁的艾滋病感染者林梅(化名)站在田地里,笑着,她的身后,夕阳正好。
有人说,那几乎是一个时代的伤痛,对于一个村庄。
文楼村。
虽然这种伤痛“是个偶然事件”,但正如村里人所说,十几年前那场灾难,害了文楼三代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下,在“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号召下,偏远贫困的中原农村地区,成了便宜血浆的理想采集地。
采血地大部分是卫生部门所开设的血站。可是,不卫生的采血为艾滋病毒的蔓延制造了条件。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据媒体报道,当时文楼村3211位村民中,被检测出的艾滋病携带者有678人。
2015年11月下旬,再走进这座村庄,我们用镜头记录下那场“血灾”之后的念想。
与总理的合影
这10年来,刘恒国一直在找一张合影。
2005年,温家宝探访文楼村。
当年,文楼村的疫情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2003年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先后探访文楼村。
刘恒国抱着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去看总理,拥挤的人群中,他怀中的孩子被挤掉,摔倒在地。总理听到了孩子的哭声,问怎么回事,还抱着孩子安慰。
刘恒国看到闪光灯在闪,他确信,儿子和温总理有一张合影。十年来,他去过村委会、镇里、县里,始终没找到这张合影。
他的妻子林同英,10年前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现在并发症越来越严重。林同英只有一个时刻是最开心的:看到儿子满墙的奖状。
一晃儿,儿子12岁了,读小学六年级。夫妻俩最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你要对得起温爷爷。
所以这张合影对刘恒国很重要,如果能找到这张照片,他会留给孩子,儿子一定会一直努力下去,妻子在有生之年也能一直快乐。
好好活着
截至目前,文楼村已经有超过200名患者死亡。
现有3000多人的文楼村,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有300多人。
村子里第一批被检测出来的感染者中,在世的不到三人,郭秀是其中之一。提到这点,她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位60岁的老人,是村子里艾滋病感染者中穿戴最时髦的:戴着一顶红丝的线织帽子,牛仔外套的口袋处绣了一朵盛开的野菊。
她喜欢菊花,在她的居所门前,摆了十几盆菊花,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开得正艳。
2003年,丈夫的去世让她对生活绝望,服农药自杀,被救了过来。生命里,她“被宣判”了一次(死刑),也自己“宣判”了一次,都没死成。郭秀说,一次被国家救了,一次被乡亲们救了。
“说明老天爷要让咱好好活着,咱就要快乐地活。”
“得了这病,怕有啥用。”程玉房的嗓门大,穿戴、个性都有点像电视剧《乡村爱情》里的谢广坤。
老伴儿说他“不好好活——按照医生要求,你一根烟也不能抽。”
他瞪了妻子一眼,“就你话多。”
他和老伴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所幸儿孙都不嫌弃,时常会过来看他们。他说,他和老伴都接受现实,接受现实才能好好生活。
卖血换来的房子
刘树林家是文楼村公认最穷的,两间房子还是20年前卖血盖的,现在,厨房已经四处漏风。
2000年妻子被查出艾滋病,第二年就去世了,2003年,自己也被查出是感染者,浑身毛病不断,老母亲常年多病,前几天又在雪地里滑倒了,至今卧床不起。他自顾自地说:这些年没顺过。
刘树林把这一切归为命中注定,“我这一代没指望了,只希望我的儿好好过。”他把儿子打发到郑州,临行前,他拍拍孩子的肩膀,“你是个健康人,出去找个媳妇,别回来了。”
村子里好些人家的房子,都是当年卖血盖的。很多人把献血证保存了20年,有人来探望,他们就会拿出来展示。
对于感染者来说,当年的献血证,换来的是今天的就诊卡。
政府在村里建了养老院和孤儿院,建了高标准的卫生所,建了漂亮的学校,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和机会感染药物,还为病人发了艾滋病人就诊卡,可以在上蔡县中医院和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免费接受治疗。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感染者孟永亮夫妇把这天当成节日,他们的念想是“上面是不是要下来人看我们啊?”
夫妻俩喜欢热闹,一直希望有人来看他们。
只是平时,陪伴他俩的,更多的是孤独。
(艾滋病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河南上蔡报道
编辑:李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