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底，86岁的张文超在福田通新岭的家中休息，由于数病缠身，老伴卓阿姨不离左右地照料着他的生活起居。有人来访，张老穿起白衬衫，呷一口茶，用一口浓重的客家普通话应答者，偶尔凝神片刻。
此时你很难想象，32年前，正是这位时任广东省劳动厅福利工资处处长的“工资专家”，背着一床棉被，到成立仅两年多的深圳特区赴任首任劳动局局长，并成为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推动劳动制度改革的重要人物。
“关系到钱的改革是最难的，更何况全都是新的东西，就这样开出一条路，一步一步，从研究、试点，再上升到规定、法律。”当年的属下苏挽球说，特区成立之初，外商建设资金源源注入，外资企业相继建立，但计划经济下的用工制度与市场化运作不相适应。如何保证独资、合资企业进行高效率、高质量地生产和经营，成为特区能否吸引外资、加快特区建设的重要问题。
在张文超10年任期内，深圳市经历了劳动用工、工资和社会保险三大制度的改革，探索建立了新型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改革在当时几乎都是惊天动地、大刀阔斧的。
1亲身体验矿工生活的“工资专家”
86岁的张文超有两个数字记得格外清楚，117和103：当时他管理117个县的工资，实地调研过的有103个县，其中就包括深圳的前身宝安县。他记得有次为了给煤矿工人增加工资待遇，下煤矿亲身调研，当了3个月挖矿工人。
在上任深圳市劳动局局长前，从1958年到1983年的25年里，张文超在广东省劳动厅福利工资处管理全省的工资。有两个数字老人记得格外清楚，117和103——当时他管理117个县的工资，实地调研过的有103个县，其中就包括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
“对深圳已经很熟悉了。”那时，张文超在行业内已经小有名气，不仅在工资福利领域的业务能力得到广东省领导肯定，在北京参加工资方面的会议时，“国家劳动部把我当作是财会工资专家”。
张文超记得自己刚到工资处不到一年，就下到煤矿亲身调研，当了3个月挖矿工人，“去给煤矿工人增加工资待遇，是需要调查的”，“煤矿工人的工作这么艰难，这么危险，只有亲自去体验才知道”。
在他撰写的调查报告中，详细记载了每个县的经济情况、劳动用工状况和工资情况。“当时也没有秘书，所有报告都是我自己写的”，百余份超过万字的报告，描绘出广东省的劳动用工地图。
除了调研广东省，张文超还去香港、新加坡、日本了解劳动用工制度。老伴卓阿姨说，那时候去香港不容易，张文超还在家准备了“很讲究”的西装、领带。
当年的属下苏挽球说，如果没有过硬的基本功，是完全担当不起改革重任的。“劳动局没有谁比他做的调查多了”，卓阿姨回忆，每年张文超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不在家，“不是搞调查就是去开会汇报工作”。
在工资处干了25年，张文超熟知广东省的工资情况。卓阿姨说，“省里关于工资问题需要开会的，劳动局点名要他参加，全省都叫他工资专家”。也正因为如此，在深圳特区成立仅两年多后，52岁的张文超被调任深圳，成为首任劳动局局长，并带头操刀率先在全国进行了劳动用工领域的制度改革。
2“关系到钱的改革是最难的”
竹园宾馆成为深圳劳动用工改革的导火索，来深圳投资的第一位港商刘天就首先提出要打破大锅饭。“关系到钱的改革是最难的，更何况全都是新的东西，就这样开出一条路，一步一步，从研究、试点，再上升到规定、法律。”
特区成立初期，仍沿用传统计划经济劳动模式管理，企业定编、职工由市劳动局统一调配，企业用工实行固定工制度，执行国家等级工资制，职工劳动保险由企业自保，企业负责职工生老病死等待遇。但只进不出的“铁饭碗”劳动制度和“大锅饭”的工资制度，在引入外资中遇到困境。
当时，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刘天就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第一家港资宾馆——竹园宾馆。尽管刚开业时生意还不错，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住客越来越少，主要原因就是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不好。“劳动工资制度非改不可，不改就要把我的老本蚀光，改了的话，就能救了我的命。”刘天就只能向主政者反映。
省厅领导和张文超为此专程蹲点调查，也觉得不改不行。“他建议实行合同制，让员工能进能出，称职就留下，否则就走人，用香港话来说就是‘炒鱿鱼’。”张文超说，当时调研组和深圳市副市长商议，提议以竹园宾馆作为用工改革试点，率先打破固定工制度，采用劳动合同制，并让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和工资分配自主权。
试行“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新工资制度后，竹园宾馆浮动工资与各部门的经济效益挂钩，“完成任务者升，不完成者扣”。新制度试行1年后，1982年宾馆纯利比1981年翻一番。宾馆名利双收，开业两年后董事会又再次追加投资，续建游乐服务设施，还将合作期从15年延长至20年。
“关系到钱的改革是最难的，更何况全是新的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这样开出一条路，一步一步，从研究、试点，再上升到规定、法律”，苏挽球说，改革的变化，服务业的转变最为直接，“原来服务员对你爱理不理的，一到六点就下班，改革后管理发生了改变，效率高了，整个服务精神都不一样了”。
继对所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事业单位新招收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后，张文超又着手调研起草《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将劳动合同制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
改革了企业工资后，在进行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时，中央有顾虑，怕协调不好全国其他地方。1983年8月，张文超提出“180元标准，一职分4级”的方案，有领导担心180元的标准是否高了点，但经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后，次月就按新的工资标准发工资了。工资分4部分：基本工资、工龄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
■人物小传
张文超
1931年8月出生于广东五华，1983年至1993年担任深圳市劳动局第一任局长。其主政10年任期内，深圳率先在全国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经历了劳动用工、工资和社会保险三大制度的改革，探索建立了新型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
3“深圳一下子就来了20万人”
“当时这种向外地大规模招工的情况并不多见，国内对此确实有不同看法。媒体披露了深圳相关改革后，就有人写信到中央，劳动部还来了调查组。但看到现实情况后，调查组最终留下一句话：‘可以干！’”
在讨论用工制度改革的港商调研会上，张文超还抛出了关于职工退休金的现实问题，“不搞终生制，退休后没钱了怎么办？”港商刘天就表示，企业可以出钱，但政府应当成立一个部门来统一算缴费标准和保管这笔钱，等到员工退休后，可到这个新部门领取养老金。张文超觉得，这个建议不错。
最初收社会保险费的时候，张文超记得当时有些员工不同意，说本来工资就不高，再缴这笔保险费不划算，张文超又一一去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
1982年1月，深圳市劳动局成立了全国首个社会保险机构，合同制职工保险科，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向竹园宾馆收取了第一笔劳动保险费，标准为员工工资的25％。
“劳动保障部后来派了7位专家来深圳考察，他们都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企业搞活了，工人的后顾之忧没了，劳动积极性也高了。这种做法后来在全国得以推广。”张文超回忆。
1983年，在保险科的基础上，市劳动局社会劳动保险公司成立。同年，《深圳市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暂行规定》颁发，对深圳市所有合同制职工实行退休基金统筹，开始探索建立养老保险制度。1985年和1987年，深圳市又分别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实行退休基金统筹。
至此，深圳市养老保险制度由最初在合同制职工实行，推行到全体企业员工，一个社会化程度较高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初步建立。
随着经济特区蓬勃发展，外引内联企业越办越多，需要大量职工。数据显示，从1983年到1987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7倍，外商投资企业增加近5倍。平均每年要求供给5万新劳动力，而当时特区常住人口中能供给的不到1/10。
但当时劳动力主要还是靠国家调配。为此，张文超向有关领导请示后，决定允许“三来一补”企业和基建企业雇用各地城镇待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当时这种向外地大规模招工的情况并不多见，国内对此确实有不同看法。媒体披露了深圳相关改革后，就有人写信到中央，劳动部还来了调查组。但看到现实情况后，调查组最终留下一句话：‘可以干！’”
招工的闸门一开，“一下子就来了20万人”。那时候在深圳，张文超常看到劳务工们提着行李和水桶到工厂门口，询问后如果合用马上就能上班了。来的工人多了，企业开始主动和各地劳动管理站联系，深圳的劳动派遣用工模式渐显雏形，企业提出招工要求，劳动管理站再有针对性的输送劳动力。
1987年，深圳经济特区首届劳务交流大会上，劳务工这种用工模式正式合法化。从此，深圳综合性劳务市场开办，先以港商工厂为试点，深圳开始放手招收劳务工。
1993年，张文超离开了工作了11年的深圳市劳动局，去了深圳市人大财经工作委员会，退休后在老龄办负责文化活动。老伴说，他年轻时爱运动，篮球、足球、乒乓球都打，横渡珠江游过三次，直到腿脚不方便。现在在家，老人喜欢看足球比赛，也看连续剧，尤其是老片子，“毛主席那时候的长征，看了几遍，都还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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